一、 政治
佐科与普拉博沃在总统选举中的再次对决是2019年印尼政局最大看点。佐科与搭档伊斯兰长老马鲁夫获多数党派力挺，民调支持率领先，但普拉博沃与桑迪亚加组合的动员能力并不逊色。双方角力使选举整个过程紧张曲折，激化了社会群体对立。选后普拉博沃一派的激进支持者示威，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本届选举还首次将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安排在同一天举行，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单日选举活动。选举组织复杂程度空前，以致殉职的工作人员竟达数百人。国会选举中9个政党获议席，比2014年少1个，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关于精简国会党派的期望。只是此结果乃政党实力消长使然，而非选举门槛提高之功。投向政党的选票依然分散，仅民主斗争党、大印尼运动党和专业集党团得票率超10%，凸显印尼利益集团结构碎片化特征。
获连任的佐科采取一系列“解构”性的举措重塑政治和行政格局。一是立即向对手伸出橄榄枝，使原本就不稳固的反对阵营瓦解。除了现实利益考虑，高达80%的选民投票率赋予当选总统很高执政合法性，是促使反对党接受和解的重要原因。普拉博沃本人加入“印尼前进内阁”任国防部长。二是组建新内阁时既权衡政党利益，也重视专业人士。例如，鉴于提高人力资源素质是印尼政府未来数年工作重心，佐科出乎意料地摈弃传统，没有选择资深大学校长而是任命年仅35岁的印尼独角兽企业首席执行官纳迪姆主管高教事务。三是拟将首都迁往东加里曼丹，以破解雅加达面临的人口、交通和环境压力问题。这项雄心勃勃的迁都计划预计将耗资466万亿盾（约合333亿美元）。两个对立阵营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对年轻才俊的重视以及突破常规的建设规划为内阁执政营造了有利氛围，应该说佐科第二个任期开端形势良好。此外，各党派内部关系相对平稳，斗争民主党、民族觉醒党、专业集团党、民主国民党等2019年下半年高层换届，现任总主席均作为单一候选人获连任。
因此，有惊无险的波折之后，“稳定”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印尼政局的关键词。由于矛盾复杂，利益多元，印尼未来政治与社会看来仍将风波叠起。但只要权争的“游戏规则”仍获主流社会认同且军警严守中立，政党政治失序乃至大局发生颠覆性改变的机率极小。这是标普、穆迪、惠誉这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先后上调印尼主权评级的重要依据。
伊斯兰保守主义因素与印尼选举政治的结合广受关注。印尼伊斯兰教信众约2.1亿，宗教保守思想早已突破社会文化边界。据统计，超半数穆斯林不接受其他宗教徒任总统或省、市长。每到选举之时，“身份政治”问题便成热点，而众多候选人为了选票对宗教政治化趋势或听之任之或推波助澜。选举之外，伊斯兰保守势力通过决策层精英及外围组织、激进团体，对政治议程的影响相当深入。9月份，国会推出有宗教保守色彩的《刑法》修正案，引发了很大争议。相应地，开明信众及少数族裔的话语空间日愈局促。佐科任命前军队将领为新内阁宗教部长，应该有平抑保守主义、激进势力的考虑。
政治家族成形并逐渐浮出水面。印尼有庇护政治的传统以及政党组织建设欠发达的制度环境，政治家族的勃兴某种程度上是必然。2016年时已有65个地区的行政和立法机关中存在家族政治现象，本届国会中48位议员出身政治家族。前总统苏西洛、梅加瓦蒂等政治元老借政党资源助推下一代从政，家族政治权力呈现代际延续性。佐科亦不例外，他的儿子和女婿拟2020年分别竞选梭罗市和棉兰市市长之职，又一个新兴政治家族已若隐若现。
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对印尼社会稳定构成一定威胁。新《反恐法》赋予强力部门更大执法空间，印尼的恐怖主义事件较2018年大幅下降。按照“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排名，印尼不属于恐怖主义高风险国家。但是零星、低伤害度的独狼式袭击难以预测和防范，甚至发生政治、法律与安全部长韦兰托被极端分子刺伤事件。巴布亚分离组织蠢蠢欲动，在图谋使分裂活动国际化的同时不断利用民族矛盾抬升巴布亚人的独立意愿。在泗水和巴布亚发生的暴力冲突以及因此引发的紧张局势可能重演。
印度尼西亚国旗
二、经济
动能削弱是全球经济近年所呈现的基本面貌，2019年印尼经济则表现出了较强韧劲。全年经济虽然呈逐季小幅下滑之势，但增速始终保持在5%以上，好于多数新兴经济体。从“三驾马车”角度看，最主要的驱动力仍然是强劲的国内消费。大选刺激了民间、社会组织、政党和政府的消费支出，构成刺激经济的利好因素。就产业而言，制造业和旅游业是经济成长的主要支撑。在经济稳健增长的同时，印尼通货膨胀率创下近20年新低，印尼盾汇率稳中有升，贫困人口比例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亦有所下降。
与此同时，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并不乐观的外部环境条件下更为突兀。由于国际贸易格局持续紧张，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印尼出口压力增加，经常性项目赤字居高不下。投资领域，管理法规繁杂混乱，对本年度选情的担忧进一步使投资者态度谨慎。此外，各岛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条件差等问题还没有得到缓解。这些因素导致佐科首个任期内未能实现推动经济年增7%的承诺。在当前相对稳定的政局下，提振经济自然成为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印尼已宣布禁止部分原矿出口，正在大力推动制造业和数字经济发展，并称将在简化法规、机构改革、基建等方面出台超常规措施。酝酿已久的“大手笔”的迁都计划，也将成为印尼试图破解瓶颈，为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注入新动力的重要一环。
印尼盾纸币
三、对华关系
如中国驻印尼大使肖千所言，中印尼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双方领导人对双边关系高度重视，2019年副总统卡拉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佐科就职仪式。两国深入对接发展战略，扎实推进务实合作，在政治、经贸及社会人文交流领域不断取得新的成绩。两国前期合作成效以及广泛的共同利益构成了双方关系“稳定剂”。
中印尼关系中也存在不确定干扰变量，主要来自印尼政局、中印尼互信及国际关系等诸方面。
一是印尼复杂激烈的政争波及两国关系。一些政客习惯于将抹黑中国和两国合作当作吸引眼球、争夺选票的低成本策略。二是美国搅局。“地缘政治不稳定的东南亚已成中美竞争的重要‘战场’”（美国安全中心2019年3月报告）。美方依托全球话语优势歪曲、攻击我对外政策意图以提醒印尼“站稳立场”。通过军事外交、安全合作拉拢印尼是其惯用做法，美已同意与被美制裁多年的印尼特种部队全面恢复合作。三是中印尼战略互信有待加强。双方互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彼此互信程度高但仍有提升空间。两国关系中有纳土纳群岛北部海洋权益的敏感议题。一些政客对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心态复杂，担心中方借机“控制印尼”。四是中国企业欠规范投资行为的影响。印尼中资企业上千，少数企业承包工程质量差及不尊重当地法规、习俗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中国籍从业人员非法务工问题最为突出且多年累积，引起当地舆论强烈反响。五是民心欠畅通。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亲缘性弱，印尼多数民众、精英价值观上认同美日，情感上亲近伊斯兰世界。对华持正面看法的印尼民众比例2013年以来持续下滑，皮尤中心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36%）相比2018年（53%）再降17%。这些羁绊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可造成两国关系一定程度波动。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同印尼外长蕾特诺在中印尼政府间双边合作联委会第三次会议中握手
作者简介：杨晓强，教授，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常务副院长，印尼研究所所长。
文/《东盟参考》2020年第1期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 《东盟参考》新媒体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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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马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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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杨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