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花费不短时间，写了一篇国内与印尼城市之不同观感的公众号文章。字里行间，主旋律肯定是一片爱国心的正能量，当然也说了些大实话。万没想到，发出去才个把钟头，就被小编灭掉——“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惶恐之中，反思半夜，修改过后隔日再发，还是不行，尚未发出就毙了。好比初生婴儿已经露头，又被摁回娘胎里直接扼杀。
天可怜见！我这靠写稿吃饭的家伙，顿时就像被人点了哑穴，嗓子疼的不行，却也做声不得。今夜无聊，上网听歌解闷，就听到这首张谦卑的新歌《人心不古》：
老人常说，人心不古
到如今，我才明白
人人之间，都有城府
猜不透的无奈
昨是今非，有谁能懂
怎奈何，风雨来
没人在乎，我的存在
要活得，更精彩
在这里，我也说
人心不古
在这里，为了爱
我不会认输……
这位东北长大的年轻歌手，新作一如既往，歌词伤感清新，曲风持续慢摇英伦的节奏，仿佛一阵清风透过心灵；迷幻的风格，旋律动人。我自然深有感触。
但不知怎么搞的？耳畔明明听着“人心不古”的歌，脑海里却冒出一个反意词——古道热肠。这也是一个成语，形容古人宅心仁厚，待人真诚热情，认为上古时代社会风气大抵如此。
事实上，若论普遍的人性，至少从淳朴厚道而言，过去确实比现在更加令人怀念，这应该是大部分老一辈人的感觉，每个时代都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除了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原因，更主要可能还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从前的人们熟读四书五经，崇尚仁义礼智，每当国家有难，总会涌现赤胆忠心、舍生取义的英雄豪杰。即使在平常岁月，那些社会贤达、知识分子，甚至是普通百姓所表现的道德风范，言行轶事，同样令人为之动容。
在这方面，国内有很多例子，海外华侨也留下不少感人故事。
以下便是笔者在印尼中文报上发表的两篇旧文：
诚信永远是人间最美的花瓣
陈嘉庚与一块铜牌的轶事
陈嘉庚先生
“一日无书，百事荒芜”，意思是说一天不读书不看报，就觉得人生无趣，无事可做。 这是那些如痴如醉沉迷于书本的“书虫”们认定的死理。作为一个中文写作者，我当然也爱看书，虽然平时免不了用手机刷屏，但仍然保持了看书的习惯。每晚十一点一过，冲凉上床，柔和的灯光下，翻阅几页图书杂志，不管历史典故、名人轶事，还是当今时政八卦、养生保健、杂七杂八，看上半个小时，困意袭来，倒头便睡，长夜无梦，自然醒来，天光大亮，真乃人生一大快事也！
可是前几天一个晚上，我在一本期刊上看到的这个“华侨领袖陈嘉庚与一块铜牌的故事”，却令我异常感动，心潮翻滚，久久难眠。
话说1921年，陈嘉庚投资动工兴建厦门大学时，一个14岁的福建乡下孩子郭金荣来到这里打工。凡是来此打工的人，每人都得到一块象征着和陈嘉庚先生成为雇佣关系的铜牌。工程结束，陈嘉庚把工人们召集到一起，如数发放了工钱。临别时，陈嘉庚先生真诚地告诉所有的工人：请一定要妥善保存好这块铜牌，今后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都可以凭这块铜牌来找他，他一定会鼎力相助。
那时在郭金荣和其他工人的脑海里，都以为这不过是大老板的一句客气话，不能当真。
1925年，郭金荣18岁那年收到一封来信，告之其父已不幸客死于印尼棉兰。他便决定只身闯南洋为父奔丧。于是，郭金荣带上铜牌，以在船上打工抵船票的方式踏上了茫茫的出洋路。然而。船到新加坡后便不再前行，郭金荣不得不弃船登岸，流落街头，在异国举目无亲的他走投无路。万般无奈中，他摸出了这块铜牌，又记起陈嘉庚当年在厦门说过的话。可是再一想：陈先生是那么大的富翁，自已是个流浪汉，身份有天壤之别；再说领到铜牌的人那样多，陈先生还能一一兑现吗？但事到如今已无计可施，郭金荣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走进了新加坡陈嘉庚的公司。而陈嘉庚却丝毫没有怠慢这位穷困潦倒的青年，像招待朋友那样招待他，并信守诺言，马上派人去买了去棉兰的船票，还送上旅费。危难之际获得重生，郭金荣心灵受到巨大震撼。
后来，郭金荣定居中爪哇三宝垄，他始终以陈嘉庚先生的诚信精神为榜样，重情守诺，做生意童叟无欺，在当地开办了汽车修理厂，在工商界树立起很高的威望，也成为有名的实业家，曾担任过三宝垄华侨新友社主席。1951年他回国后参加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后来还当上了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总工程师。
右图系早期由郭金荣领导的三宝垄新友社所属的新友中小学。左图为郭金荣（左一）参加新友学校剪彩仪式。
几十年后，年迈的郭金荣每次说起新加坡幸遇陈嘉庚的这段往事，仍然会激动的热泪盈眶。
或许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但我以为这样的好故事不怕重复，甚至应该年年讲，月月讲，在社会大众广为传颂，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并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无论何时何地，诚信永远是人间最美的花瓣！
联想到笔者在印尼，总不免遇到那些言而无信，似是而非的人和事。即使一些被称为“大亨”、“翘楚”的商界名流亦是如此，有时也会随意许诺，转头便忘，或者根本就没打算说话算数，令他们的亲友和满怀期望的芸芸众生画饼充饥，水中捞月，空欢喜一场。
俗话说，时间如黄金一样宝贵，而诚信比金子更加宝贵。一个人如果习惯讲骗话，不管讲的有多么天花乱坠，也只是骗得了别人一时，绝对骗不了一世。所有的伪装、心机，都将在时间面前变成人们饭后茶余的笑料。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本文所讲的陈嘉庚、郭金荣两位前辈和一块铜牌的故事，相信多年来已经影响到许多人。笔者再次老调重弹，对于这个社会仍是有百益而无一害，并终将使我们得到更多诚信的回馈。
世上少有此贤达
读《洪渊源自传》有感并推荐这本书
说来惭愧！如果不是偶然间看到这本自传，像我这样专门从事华人传记写作的所谓专业人士，竟也不知道洪渊源先生——这个当年曾经在印尼如雷贯耳的侨领名字。.
在上世纪中叶及之前的几十年里，洪渊源是印尼最令人崇敬的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报人和世界和平战士。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他都是一位名副其实、真正德高望重的华侨领袖。
曾几何时，印尼最著名的新闻媒体，是一份由椰城发行全印尼，风靡整个印华社会的《新报》。
《新报》从1910年10月1日创办，到1965年10月1日以《忠诚报》报名被封闭，整整走过55年的光辉历史。它先后以印尼文和华文两种文字出版，为印尼民族独立建国和印尼民族报业发展，特别是为印尼华人文化教育和政治觉醒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洪渊源先生曾在《新报》担任社长达32年之久，并且能熟练地用汉语、马来语、英语和荷兰语写作，堪称那个时代的报界翘楚。这是笔者读了《洪渊源自传》，并查阅有关资料才了解到的史实。
洪渊源祖籍福建南安，1894年出生于印尼万隆，少年就读于南京暨南学堂。1922年任印尼《新报》马来文版编辑，后任社长、董事会主席。他主办的《新报》，主张印尼自治，反对荷兰殖民统治。“9.18”事变后，他在华侨筹赈会工作，发动华侨捐款，支援祖国抗战。1942年日军占领雅加达，《新报》被迫停刊，他被关进集中营。日本投降后获释，继续创办《新报》，全力支持苏加诺领导的独立运动。1945年，任印尼籍华人联合会理事。同年作为华人联合会代表参加印尼代表团与荷兰举行圆桌会议，谈判印尼独立问题。为印尼独立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和印尼建交后，洪渊源积极帮助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开展工作。1952年，他当选中华侨团总会主席，接着又任印尼中国友好协会的联系人，为印尼和中国的友好事业竭尽全力。
1955年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洪渊源组织进步华侨青年协助警察保护中国代表团安全。1960年《新报》被停刊，他又创办《忠诚报》。1962年7月和1965年7月，洪渊源先后出席在莫斯科和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
直到 1965 年印尼发生“九三 0 事件”后，由于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以及本人健康状况逐渐恶化，洪渊源才被迫和夫人一起离开印尼，远赴加拿大多伦多市，与生活在那里的长子洪天籁一家团聚。
在加拿大的赋闲生活并 未使洪渊源先生忘记遥距万里的千岛之国，特别是他仍时刻关注生活在那里的几百万华人的命运。这促使他以 80 多岁的高龄和抱病之躯，撰写了一部丰富多彩、饱含深情的回忆录——《洪渊源自传》（Autobiography of Ang Jan Goan），来记述当年他和许多同事们在 印尼的工作和生活经历。1984 年，洪渊源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在多伦多安详离世。遵照老人 家的嘱咐，长子洪天籁将父亲的骨灰带回中国北京安葬。同时带回来的，就是这部珍贵的《洪渊源自传》的手稿。
据《洪渊源自传》英文版的中文翻译者梁英明教授评价：洪渊源一生最大功绩是长期领导雅加达《新报》和养生院的工作。由于他热心社会公益，尤其是在促进当地社会、文化、教育和医疗事业发展等方面，他不仅受到华人社会的普遍称颂，也赢得了印尼各阶层人士的广泛赞誉和尊敬。
说起洪渊源对于印尼国家和民族立下的诸般功劳，笔者阅读其自传时多有感触，这里仅举两例加以说明：
其一，芒加勿刹大街的养生院，是雅加达妇孺皆知的名牌医院，但是人们可能并不知道，这所医院最初是由柯全寿医生和洪渊源先生两人，在中华会馆的支持及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的慷慨赞助下，亲自选址并着手购置地皮，策划建造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由洪渊源先生和柯全寿医生合作创建的养生院，并不是专为华人服务的。贫困的原住民兄弟姐妹也可以在养生院得到免费的医疗。多少年之后，在养生院妇产科出生的一些印尼人还念念不忘自己是“养生院的婴儿”。
其二，1928年11月的一天下午，一位名叫苏普拉特曼的印尼青年来到了洪渊源的办公室，他把由他作词作曲的《大印度尼西亚》给洪渊源看，并用小提琴演奏曲子，轻声地把歌曲唱了一遍。洪渊源给作者提供了一些修改意见，苏普拉特曼欣然接受。当月10日，洪渊源便以突出的篇幅，把这首歌曲刊登在《新报》上，引起了极大轰动。由于《大印度尼西亚》表达了印尼人民的心声，所以印尼独立后，便把这首歌定为国歌。
洪渊源在自传中写道：“后来每当我在公众集会时唱起这首印尼国歌时，就不由地想到，有谁知道这首歌是由我们的《新报》最先发表的呢？”
还有几件事情，足以体现洪渊源先生作为《新报》社长的高风亮节和仁爱之心。有一段时期，报馆财政发生了很大困难。为摆脱困境，洪渊源一方面改进版面，增加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国际事务的译文以及漫画、可读性强的文章，来吸引更多的读者，另一方面以身作则，减薪节流。
《新报》的股东会议决定，社长的月薪为1000盾，但洪渊源就任社长后，开始每月只领取500盾。股东会议多次决定给洪渊源加薪，可他都坚持说，只有增加了全体员工的薪金，才能增加自己的薪金。所以，直至1942年1月日军南侵时，洪渊源在担任社长的16年中，月薪从未超过650盾。
洪渊源严以律己，但他对部属的生活却异常关心。《新报》规定，凡在报社工作五年以上的员工，其薪金均可免税。1925年洪渊源任社长后，第二年即决定，每年都给报社员工提高薪金，而不用他们提出要求。报社还提倡团结互助精神，雇员的亲属如有人病逝，社长及其他同仁就会捐款帮助他支付丧葬费，如果遇到结婚等喜庆的事情，也会得到一份大家赠送的厚礼。此外，30年代中期，《新报》还实行老年福利计划，即报社每年从获得的纯利中按一定比例提出一笔储备金，员工退休时，只要已在报社工作满五年，即可获得一笔养老金。如果员工工作不满五年就去世，则将他应得的钱给他的遗产继承人。
正由于洪渊源这种有效的管理方法，才使得《新报》员工团结、奋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洪渊源先生晚年被迫离开印尼去加拿大生活，但他从未忘记遥距万里的千岛之国，特别是他仍时刻关注生活在这里的几百万华人的命运。这促使他以80 多岁的高龄和抱病之躯，花费6年时间撰写了这部丰富多彩、饱含深情的回忆录——《洪渊源自传》（Autobiography of Ang Jan Goan），来记述当年他和许多同事们在印尼的工作和生活经历。
星移斗转，时代变迁。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社会，很难再有圣贤，也很少再有洪渊源先生这样品德高尚，才智超凡的华社贤达出现。但无论如何，他的道德风骨、家国情怀与人文精神，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感谢北京大学梁英明教授翻译了《洪渊源自传》，感谢有关部门出版了这部著作，也要感谢班芝兰杨兆骥先生的联通书局销售这本自传，才使我有幸捧读再三，并第一次了解到如此宝贵的历史事实。
《洪渊源自传》中文版图书。
我的一位印尼华商老友伍先生看了这篇读后感，马上派人到联通书局买了50本《洪渊源自传》，分给雅加达华人社团朋友阅读惠存，为本文结尾留下一段佳话。
（本期封面图片：厦门集美陈嘉庚纪念馆陈列的陈嘉庚先生不同时期的头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