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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闹心,还是讲点温暖感人的故事吧!

前些日子花费不短时间,写了一篇国内与印尼城市之不同观感的公众号文章。字里行间,主旋律肯定是一片爱国心的正能量,当然也说了些大实话。万没想到,发出去才个把钟头,就被小编灭掉——“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惶恐之中,反思半夜,修改过后隔日再发,还是不行,尚未发出就毙了。好比初生婴儿已经露头,又被摁回娘胎里直接扼杀。

天可怜见!我这靠写稿吃饭的家伙,顿时就像被人点了哑穴,嗓子疼的不行,却也做声不得。今夜无聊,上网听歌解闷,就听到这首张谦卑的新歌《人心不古》:

老人常说,人心不古

到如今,我才明白

人人之间,都有城府

猜不透的无奈

昨是今非,有谁能懂

怎奈何,风雨来

没人在乎,我的存在

要活得,更精彩

在这里,我也说

人心不古

在这里,为了爱

我不会认输……

这位东北长大的年轻歌手,新作一如既往,歌词伤感清新,曲风持续慢摇英伦的节奏,仿佛一阵清风透过心灵;迷幻的风格,旋律动人。我自然深有感触。

但不知怎么搞的?耳畔明明听着“人心不古”的歌,脑海里却冒出一个反意词——古道热肠。这也是一个成语,形容古人宅心仁厚,待人真诚热情,认为上古时代社会风气大抵如此。

事实上,若论普遍的人性,至少从淳朴厚道而言,过去确实比现在更加令人怀念,这应该是大部分老一辈人的感觉,每个时代都是如此。为什么会这样?我想,除了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原因,更主要可能还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从前的人们熟读四书五经,崇尚仁义礼智,每当国家有难,总会涌现赤胆忠心、舍生取义的英雄豪杰。即使在平常岁月,那些社会贤达、知识分子,甚至是普通百姓所表现的道德风范,言行轶事,同样令人为之动容。

在这方面,国内有很多例子,海外华侨也留下不少感人故事。

以下便是笔者在印尼中文报上发表的两篇旧文:

诚信永远是人间最美的花瓣

陈嘉庚与一块铜牌的轶事     

 陈嘉庚先生           

“一日无书,百事荒芜”,意思是说一天不读书不看报,就觉得人生无趣,无事可做。 这是那些如痴如醉沉迷于书本的“书虫”们认定的死理。作为一个中文写作者,我当然也爱看书,虽然平时免不了用手机刷屏,但仍然保持了看书的习惯。每晚十一点一过,冲凉上床,柔和的灯光下,翻阅几页图书杂志,不管历史典故、名人轶事,还是当今时政八卦、养生保健、杂七杂八,看上半个小时,困意袭来,倒头便睡,长夜无梦,自然醒来,天光大亮,真乃人生一大快事也!

可是前几天一个晚上,我在一本期刊上看到的这个“华侨领袖陈嘉庚与一块铜牌的故事”,却令我异常感动,心潮翻滚,久久难眠。

话说1921年,陈嘉庚投资动工兴建厦门大学时,一个14岁的福建乡下孩子郭金荣来到这里打工。凡是来此打工的人,每人都得到一块象征着和陈嘉庚先生成为雇佣关系的铜牌。工程结束,陈嘉庚把工人们召集到一起,如数发放了工钱。临别时,陈嘉庚先生真诚地告诉所有的工人:请一定要妥善保存好这块铜牌,今后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都可以凭这块铜牌来找他,他一定会鼎力相助。

那时在郭金荣和其他工人的脑海里,都以为这不过是大老板的一句客气话,不能当真。

1925年,郭金荣18岁那年收到一封来信,告之其父已不幸客死于印尼棉兰。他便决定只身闯南洋为父奔丧。于是,郭金荣带上铜牌,以在船上打工抵船票的方式踏上了茫茫的出洋路。然而。船到新加坡后便不再前行,郭金荣不得不弃船登岸,流落街头,在异国举目无亲的他走投无路。万般无奈中,他摸出了这块铜牌,又记起陈嘉庚当年在厦门说过的话。可是再一想:陈先生是那么大的富翁,自已是个流浪汉,身份有天壤之别;再说领到铜牌的人那样多,陈先生还能一一兑现吗?但事到如今已无计可施,郭金荣只好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走进了新加坡陈嘉庚的公司。而陈嘉庚却丝毫没有怠慢这位穷困潦倒的青年,像招待朋友那样招待他,并信守诺言,马上派人去买了去棉兰的船票,还送上旅费。危难之际获得重生,郭金荣心灵受到巨大震撼。

后来,郭金荣定居中爪哇三宝垄,他始终以陈嘉庚先生的诚信精神为榜样,重情守诺,做生意童叟无欺,在当地开办了汽车修理厂,在工商界树立起很高的威望,也成为有名的实业家,曾担任过三宝垄华侨新友社主席。1951年他回国后参加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后来还当上了解放军总后勤部的总工程师。

右图系早期由郭金荣领导的三宝垄新友社所属的新友中小学。左图为郭金荣(左一)参加新友学校剪彩仪式。

几十年后,年迈的郭金荣每次说起新加坡幸遇陈嘉庚的这段往事,仍然会激动的热泪盈眶。

或许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但我以为这样的好故事不怕重复,甚至应该年年讲,月月讲,在社会大众广为传颂,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并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无论何时何地,诚信永远是人间最美的花瓣!

联想到笔者在印尼,总不免遇到那些言而无信,似是而非的人和事。即使一些被称为“大亨”、“翘楚”的商界名流亦是如此,有时也会随意许诺,转头便忘,或者根本就没打算说话算数,令他们的亲友和满怀期望的芸芸众生画饼充饥,水中捞月,空欢喜一场。

俗话说,时间如黄金一样宝贵,而诚信比金子更加宝贵。一个人如果习惯讲骗话,不管讲的有多么天花乱坠,也只是骗得了别人一时,绝对骗不了一世。所有的伪装、心机,都将在时间面前变成人们饭后茶余的笑料。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本文所讲的陈嘉庚、郭金荣两位前辈和一块铜牌的故事,相信多年来已经影响到许多人。笔者再次老调重弹,对于这个社会仍是有百益而无一害,并终将使我们得到更多诚信的回馈。

世上少有此贤达

读《洪渊源自传》有感并推荐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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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惭愧!如果不是偶然间看到这本自传,像我这样专门从事华人传记写作的所谓专业人士,竟也不知道洪渊源先生——这个当年曾经在印尼如雷贯耳的侨领名字。.

在上世纪中叶及之前的几十年里,洪渊源是印尼最令人崇敬的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报人和世界和平战士。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他都是一位名副其实、真正德高望重的华侨领袖。

曾几何时,印尼最著名的新闻媒体,是一份由椰城发行全印尼,风靡整个印华社会的《新报》。

《新报》从1910年10月1日创办,到1965年10月1日以《忠诚报》报名被封闭,整整走过55年的光辉历史。它先后以印尼文和华文两种文字出版,为印尼民族独立建国和印尼民族报业发展,特别是为印尼华人文化教育和政治觉醒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洪渊源先生曾在《新报》担任社长达32年之久,并且能熟练地用汉语、马来语、英语和荷兰语写作,堪称那个时代的报界翘楚。这是笔者读了《洪渊源自传》,并查阅有关资料才了解到的史实。

洪渊源祖籍福建南安,1894年出生于印尼万隆,少年就读于南京暨南学堂。1922年任印尼《新报》马来文版编辑,后任社长、董事会主席。他主办的《新报》,主张印尼自治,反对荷兰殖民统治。“9.18”事变后,他在华侨筹赈会工作,发动华侨捐款,支援祖国抗战。1942年日军占领雅加达,《新报》被迫停刊,他被关进集中营。日本投降后获释,继续创办《新报》,全力支持苏加诺领导的独立运动。1945年,任印尼籍华人联合会理事。同年作为华人联合会代表参加印尼代表团与荷兰举行圆桌会议,谈判印尼独立问题。为印尼独立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和印尼建交后,洪渊源积极帮助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开展工作。1952年,他当选中华侨团总会主席,接着又任印尼中国友好协会的联系人,为印尼和中国的友好事业竭尽全力。

1955年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洪渊源组织进步华侨青年协助警察保护中国代表团安全。1960年《新报》被停刊,他又创办《忠诚报》。1962年7月和1965年7月,洪渊源先后出席在莫斯科和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

直到 1965 年印尼发生“九三 0 事件”后,由于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以及本人健康状况逐渐恶化,洪渊源才被迫和夫人一起离开印尼,远赴加拿大多伦多市,与生活在那里的长子洪天籁一家团聚。 

在加拿大的赋闲生活并 未使洪渊源先生忘记遥距万里的千岛之国,特别是他仍时刻关注生活在那里的几百万华人的命运。这促使他以 80 多岁的高龄和抱病之躯,撰写了一部丰富多彩、饱含深情的回忆录——《洪渊源自传》(Autobiography of Ang Jan Goan),来记述当年他和许多同事们在 印尼的工作和生活经历。1984 年,洪渊源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在多伦多安详离世。遵照老人 家的嘱咐,长子洪天籁将父亲的骨灰带回中国北京安葬。同时带回来的,就是这部珍贵的《洪渊源自传》的手稿。

据《洪渊源自传》英文版的中文翻译者梁英明教授评价:洪渊源一生最大功绩是长期领导雅加达《新报》和养生院的工作。由于他热心社会公益,尤其是在促进当地社会、文化、教育和医疗事业发展等方面,他不仅受到华人社会的普遍称颂,也赢得了印尼各阶层人士的广泛赞誉和尊敬。

说起洪渊源对于印尼国家和民族立下的诸般功劳,笔者阅读其自传时多有感触,这里仅举两例加以说明:

其一,芒加勿刹大街的养生院,是雅加达妇孺皆知的名牌医院,但是人们可能并不知道,这所医院最初是由柯全寿医生和洪渊源先生两人,在中华会馆的支持及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的慷慨赞助下,亲自选址并着手购置地皮,策划建造的。值得强调的一点是,由洪渊源先生和柯全寿医生合作创建的养生院,并不是专为华人服务的。贫困的原住民兄弟姐妹也可以在养生院得到免费的医疗。多少年之后,在养生院妇产科出生的一些印尼人还念念不忘自己是“养生院的婴儿”。

其二,1928年11月的一天下午,一位名叫苏普拉特曼的印尼青年来到了洪渊源的办公室,他把由他作词作曲的《大印度尼西亚》给洪渊源看,并用小提琴演奏曲子,轻声地把歌曲唱了一遍。洪渊源给作者提供了一些修改意见,苏普拉特曼欣然接受。当月10日,洪渊源便以突出的篇幅,把这首歌曲刊登在《新报》上,引起了极大轰动。由于《大印度尼西亚》表达了印尼人民的心声,所以印尼独立后,便把这首歌定为国歌。

洪渊源在自传中写道:“后来每当我在公众集会时唱起这首印尼国歌时,就不由地想到,有谁知道这首歌是由我们的《新报》最先发表的呢?”

还有几件事情,足以体现洪渊源先生作为《新报》社长的高风亮节和仁爱之心。有一段时期,报馆财政发生了很大困难。为摆脱困境,洪渊源一方面改进版面,增加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国际事务的译文以及漫画、可读性强的文章,来吸引更多的读者,另一方面以身作则,减薪节流。

《新报》的股东会议决定,社长的月薪为1000盾,但洪渊源就任社长后,开始每月只领取500盾。股东会议多次决定给洪渊源加薪,可他都坚持说,只有增加了全体员工的薪金,才能增加自己的薪金。所以,直至1942年1月日军南侵时,洪渊源在担任社长的16年中,月薪从未超过650盾。

洪渊源严以律己,但他对部属的生活却异常关心。《新报》规定,凡在报社工作五年以上的员工,其薪金均可免税。1925年洪渊源任社长后,第二年即决定,每年都给报社员工提高薪金,而不用他们提出要求。报社还提倡团结互助精神,雇员的亲属如有人病逝,社长及其他同仁就会捐款帮助他支付丧葬费,如果遇到结婚等喜庆的事情,也会得到一份大家赠送的厚礼。此外,30年代中期,《新报》还实行老年福利计划,即报社每年从获得的纯利中按一定比例提出一笔储备金,员工退休时,只要已在报社工作满五年,即可获得一笔养老金。如果员工工作不满五年就去世,则将他应得的钱给他的遗产继承人。

正由于洪渊源这种有效的管理方法,才使得《新报》员工团结、奋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洪渊源先生晚年被迫离开印尼去加拿大生活,但他从未忘记遥距万里的千岛之国,特别是他仍时刻关注生活在这里的几百万华人的命运。这促使他以80 多岁的高龄和抱病之躯,花费6年时间撰写了这部丰富多彩、饱含深情的回忆录——《洪渊源自传》(Autobiography of Ang Jan Goan),来记述当年他和许多同事们在印尼的工作和生活经历。

星移斗转,时代变迁。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社会,很难再有圣贤,也很少再有洪渊源先生这样品德高尚,才智超凡的华社贤达出现。但无论如何,他的道德风骨、家国情怀与人文精神,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

感谢北京大学梁英明教授翻译了《洪渊源自传》,感谢有关部门出版了这部著作,也要感谢班芝兰杨兆骥先生的联通书局销售这本自传,才使我有幸捧读再三,并第一次了解到如此宝贵的历史事实。

《洪渊源自传》中文版图书。

我的一位印尼华商老友伍先生看了这篇读后感,马上派人到联通书局买了50本《洪渊源自传》,分给雅加达华人社团朋友阅读惠存,为本文结尾留下一段佳话。

(本期封面图片:厦门集美陈嘉庚纪念馆陈列的陈嘉庚先生不同时期的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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