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大选，佐科维—卡拉组合以选票52.15%对46.85%的比例（差距5.3%），赢了伯拉波沃—查萨组合。占近60%选民的爪哇岛，佐科维组合与伯拉波沃组合获票的比例是51.93% 对 48.07% （ 差 距3.86 %），前者赢了大选；但在西爪哇省，佐科维组合却是 40.22% 对 59.78%（差 距17.56%），输于伯拉波沃组合，在万丹省，佐科维组合是 42.90% 对 57.10%（差 距14.20%）也输于伯拉波沃组合。本文作者称，2019年大选前几个月，民调指出对垒两组的胜选率处于停滞状态。佐科维选择玛鲁夫当副手，还没有明显的成绩。作者从历史和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在本文作了详细的分析，让读者能够了解这个问题的症结，也认识阿学事件与12·2运动的背景。
2018年12月17日《时代周刊》登载了关于佐科维和玛鲁夫胜选率停滞的头条报导，尤其是在万丹省和西爪哇省。佐科维提名玛鲁夫作为他的搭档副总统候选人，至今还没有显示突出的成绩。其实，佐科维团队选择这位印尼伊斯兰教长理事会总主席，就是为了提高他们在这两个省份伊斯兰政治派基础强大的影响。
撇开尚未发挥最大努力的政党机器和志愿者问题。我们需要从历史和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分析，理解万丹省和西爪哇省的政治格局。这是重要的，这使我们能够明了为什么这两个地域的反佐科维势力是那未强大。同时也能够评估玛鲁夫作为前任伊联中央理事会最高评议会主席，到底能够抵消这个情绪到何种程度。
这里所指的伊斯兰政治派是指要在公共场合把伊斯兰走入官僚机构（指政教结合）的派系。这个派系在20世纪初冒出，今天又活跃起来。上世纪50年代，这个派系使用建立伊斯兰国的囗号，现在使用的囗号更加广泛，从哈里法（Khalifah）直到沙 利 亚（Syariyah）地 方 条例。当时，突出这个意愿的是印尼穆斯兰咨询理事会（玛苏米党）和伊斯兰教国（DI）派。
这两个地区不是伊联的基地
在2014年大选 ，虽然佐科维胜选，但是，在万丹只获得42.90%选票，在西爪哇也只获得40.22%选票。这是有很多因素造成的，但指控佐科维是反伊斯兰，甚至是共产党员的攻击却是最致命的。大选结束后，这个攻击并没有停止。近来，12·2运动示威，演变成指控佐科维政府对伊斯兰教长们进行“刑事化”。
印尼科学院在2018年关于狭隘和激进主义的调查称，有42.6%受采访者知晓这些指责，其中有53.9%受采访者表示同意。
根据这个政治格局，佐科维团队选择了玛鲁夫作为未来大选搭档副手。他们期望玛鲁夫这位伊联和印尼伊斯兰教长理事会领导人，能够抵消这期间对佐科维的指控。尤其是玛鲁夫，出生在万丹省，是19世纪居住在麦加的大教长纳瓦威·班达尼（Syekh Nawawi al-Bantani）的后裔，而且这位大教长有很多学生后来成为努沙达拉群岛有影响力的教长。
这个希冀似乎没有看到社会的变化和伊斯兰组织动态。在万丹和西爪哇，虽然大部份伊斯兰教徒有进行墓地祈祷，勤念诵赞词，或晨礼祷告念古努（qunut），但这不表示他们被视为伊联跟随者。
事实上，伊联作为拥有某个政治运动理念的团体并不是想像那末强大。近来出现的反而是来自伊斯兰政治派变得突出的反伊联动作。
在万丹省，伊斯兰政治派势力以教长和勇士老大的面貌出现。正如加尔多迪惹（Kartodirdjo）于1984年和威廉斯（Williiams）于2003年所写的那样，1888年和1926年他们发动了对殖民统治政权的反抗。从宗教上，他们的特点是传统派，甚至加盟到盖德尔派（Qadariyah即反宿命论派）和纳合西班迪教团（Naqshahabandiyah）神秘论流派，但是，他们是否加盟伊联，这仍是尚未解答的问题。1938年在万丹班底朗，孟尼斯举行的伊联全国第13届全国协商大会，并没有出现组织的扩大。在新秩序时期，教长和勇士老大被拉拢到从业集团旗下。那个时期，出现杜巴古斯·卡桑·梭齐（Tubagus Chasan Sochib）这样的人物，他成功地把这个动员变成至今还存在的一个政治王朝。
另一方面，在西爪哇，自伊斯兰温和派团体成立初期，如穆罕默德协会和特别是伊斯兰统一党（Persis）非常活跃。后者于1923年在万隆成立，在城市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政治上，1955年大选，他们把选票投给玛苏米党。在新秩序时代，他们的领导人仍旧通过祈祷方式与众教徒联络。其他著名的卢斯萨·努尔汀（Rusyad Nurdin），他领导西爪哇印尼伊斯兰宣教理事会（DDII）；而且重要的是建立伊斯迪瓜玛（Al-Istiqamah）清真寺。从此开始了辅导清真寺年轻人活动，就是现在人们认识的“迁徙青年”。
另一个继续引起争议的是沙力亚地方条例现象。不能否认玛苏米和伊斯兰教国的活动份子和政治人物是它的推动者。这些人不仅分散在伊斯兰政党，而且也在民族主义政党，除了积极进行街道活动的地方伊斯兰运动，比如展玉的改革主义者伊斯兰运动和打璜的塔利班旅团组织。在这个喧闹熙攘的浪潮，伊联处在边缘。
虽然如此，大部份的教徒不承认自己是任何伊斯兰团体的一部份。至少这是印尼科学院在2018年调查发现的。在万丹，200位受采访者有13.5%承认是伊联会员，4%是穆联会员和6.3%是伊斯兰统一党。在西爪哇，调查报告更令人奇怪。从同样人数的受采访者，只有9%承认是伊斯兰组织成员，而且是伊联成员。没有人说是穆协和伊斯兰统一党成员。
如此看来，如果相信印尼科学院的调查，那末万丹和西爪哇是开放的地区。在那里没有主宰的伊斯兰组织。所以，这能够解释为什么“新伊斯兰”势力能够轻易的扩大它们的影响力。一般的他们与当地宗教精英结盟，他们没有明确的长期纲领，而是更倾向于短暂的政治利益。
被伊斯兰政治派取代
以上有关伊斯兰政治派最重要的阐述是，自1990年代以来，他们的政治力量已经处在苏哈多的控制下。在苏哈多没有下台前，他们转变成统治者最得力的支持者。在2014年总统大选，伯拉波沃为了胜选，基本上接管了他的前岳父这个政治遗产。在这样的伊斯兰政治格局，他们的力量在万丹和西爪哇相当强大，对佐科维的负面宣传能够有效的进行。
问题是，自1990年代，伊联在地方要面对伊斯兰政治派阵营。当时，伊联的领导人瓦希德是批评统治者的前锋。他置疑由伊斯兰政治派和掌权者勾结出现的浓厚宗派主义倾向。但是对这个批评的反攻是不可估量的。不仅瓦希德，伊联也成为他们炮轰的目标。在西爪哇打璜芝巴松举行的伊联第29届全国协商大会，利用伊联内部裂缝发动非常低俗的反击。
过去对瓦希德的攻击现在转向佐科维。内容经常围绕在受到共产主义死灰复燃的威胁，对华裔和基督教徒的怀疑或者对邪门歪道的恐惧，撇开政治阴谋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定从以前已经成为伊斯兰政治派的忧虑。当谈起宽容性，他们的理解是更强调少数派要有自知之明而不是要取得多数派的保护。从自由主义观点，社群的宽容是拒绝宗教和族群的不容忍。我们从一些机构的报告看到，比如印尼公平学会（2018）和瓦希德基金会（2018年），在近十年来，他们已经与万丹和西爪哇派系结合为一体。
所以，当佐科维选择玛鲁夫·阿敏为副手时，出现的是伊联和非伊联派之间的界线更明朗化。但是这个敌对不是新现象，而是伊斯兰政治历史的主要内容。在万丹和西爪哇，伊联组织上对敌手的反击并不强烈。除非在有爪哇族群的前井里汶洲府区域，伊联的力量只限在某些几个习经院。给人的印象是，伊联只能够在爪哇文化气息的社会里发展，而不是在巽达社会，这是不可否认的。
除此之外，从教义来说，必须承认伊联努力要面对残酷的选举博弈。瓦希德在东爪哇西都文罗伊联第27届全国协商大会提出的“回到1926年基本路线”，应解释为要求伊联保持中立。这种解释现在是有问题的。这个呼吁的环境已经完全改变。伊联面对的不是国家专制主义，而是宗派主义或身份政治，这是1990年代瓦希德已经提醒的危险。
回到佐科维和玛鲁夫在西爪哇省和万丹省的胜选率停滞的问题，这与伯拉波沃和桑迪雅卡面对的是相似的。但是，在支持者浓厚身份政治的基础界限，哪一个组合走向2019年大选胜利的机会还是存在的。万丹和西爪哇大部分选民——这两个省份的选民人数达到4千万人，几乎占全国选民人数的五分之一——承认不加入伊联和其他伊斯兰组织，他们还在等待直到投票日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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