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忙的很，所以总也没时间写公众号，后台不断的有人催我更新，实在抱歉。前几天去印尼出了个差，遇到一些事，可以说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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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加达有一场活动，遇到一个印尼女人，叫安妮，来自雅加达附近的西爪哇省的茂物县。安妮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这让我很吃惊，因为她看起来还很年轻。她说她13岁就结了婚，14岁就有了第一个孩子。这么算起来，今年刚刚32岁的阿妮，最大的孩子已经18岁了。
在那场活动上，安妮讲述了她和第四个孩子的故事。起初，怀孕是一个意外，她也并不知道自己怀孕，初期的妊娠反应，诸如头晕、呕吐、食欲不振等等，她都误以为是过度劳累带来的身体不适。中间还吃过各种药，甚至还有避孕药。
后来各种症状逐渐加重，让安妮怀疑自己得了重病，到医院检查了才发现，那个时候自己已经怀上了第四个孩子，而且孕期已经三个多月。安妮还被查出患有严重的妊娠高血压，这让医生很担心她和孩子的健康。
安妮尽心的呵护自己肚子里的孩子，然而生活的贫困让她无法为孩子提供更多的保障。即使在临近生产的孕晚期，为了生存，安妮仍然不得不在一个垃圾处理场从事重体力劳动。
在怀孕第七个月的时候，因为高血压的影响，医生认为安妮的身体条件已经不适合继续怀孕，于是为安妮进行了剖宫产手术，取出了早产的男婴。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因为早产以及营养不良等等原因，体重只有两斤四两，远远低于正常的婴儿。能否让这个孩子活下去，大概医生和安妮自己心里都没有底。
在医院里护理了一个月后，安妮将孩子接回了自己的家。面对孱弱的婴儿，和自己多病的身体，安妮的心中满是忧虑。家里没有适合的条件养育这个早产婴儿，安妮自己甚至都无法为孩子哺乳。
这时，印尼大学的一群志愿者发现了安妮，他们为安妮送来了自己研制开发的早产儿保温箱。这种保温箱可以为早产儿提供生长的适应温度和环境，有利于早产儿的发育。支援者们把保温箱送到安妮的家，帮助她安装调试，并且教她使用。同时，志愿者们还给安妮送来了配方奶粉，并且对安妮的帮助在一直的延续。更重要的是，这些救助都是完全免费的。
在志愿者的帮助下，安妮的孩子顺利的成活，现在已经是个活泼可爱的两岁小男孩。安妮把孩子带到活动现场，安妮的脸上带着羞涩的笑意，仿佛她经历的那些痛苦和困难都不值一提。
……
我在现场听到安妮讲述这个故事时，同时看到印尼大学的志愿者们播放了几段被救助者的短片，有那么几个瞬间，我被深深的打动了。我想到我的孩子，才刚刚四个月，很健康，很可爱，我又想到有那么一群父母，他们的孩子不是那么健康，为了让孩子活下来，他们和孩子一起经历了那么的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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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印尼待了很多年，我听说过很多像安妮这样的事例，然而现场听她讲述这些则是另外一种感觉。
在印尼的农村里，女孩通常结婚都很早，像安妮这样13岁结婚14岁生孩子的并不在少数。早婚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的贫困，无力供养女儿，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尽早嫁人。然而，早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女性的辍学，离婚或者婚内遗弃等等。
更普遍的问题则是女性过早的结婚生子，对生理、卫生、医疗这些基本知识的缺乏，以及医疗条件的落后，再加上家庭贫困带来的营养和护理的不够，导致婴儿的早产率以及夭折率都很高。
2015年，印尼的婴儿夭折率是26.2‰，这个数据是中国的三倍多，而全世界最低的日本，婴儿夭折率仅仅是印尼的十分之一。
几年前，这些数字对于我而言，还仅仅是数字，搜集这些事实仅仅是满足我个人对数据的偏好。然而，在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无数家庭的心酸和血泪，无数母亲的悲哀和叹息。
我记得我在印尼的时候，有两个办公室的司机都跟我说过，他们有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因为生病夭折。当时的我，大概只是感慨了一句印尼的医疗条件太差了，现在回想起来，这样的反应实在是有些冷漠。
所以，我对印尼大学那些为安妮和类似的家庭提供帮助的团队充满敬意。他们在极为艰难的环境里研制和开发早产儿的保温箱，努力的去筹集资金，尽力的去生产，然而把这些保温箱送到需要的家庭。在过去的五年里，他们救助了超过1500个孩子，给1500多个家庭带来了希望和欢乐。
团队的核心拉尔迪教授在活动现场介绍，他们正在努力，不断的扩展自己的志愿者团队，未来将遍及印尼的300多个城市。我真心觉得，他们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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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天的活动上，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向印尼大学的早产儿保温箱团队捐赠五万美元。这笔钱将被用来制造大约200个早产儿保温箱，我们假设一个保温箱可以先后被5个家庭使用，那么就可能帮助超过1000名早产儿的存活下来。
类似的活动，我也了解过一些，例如日本松下公司在印尼推动的农村洁净饮用水工程，等等。不过，作为在印尼常驻过的中国人，看到中国公司在印尼有这样的行动，我仍然忍不住要手动点赞。
正如有嘉宾在发言中所说，这体现了中国电建以及中国公司在印尼的关注不仅仅是工程项目本身的收益，也在关注印尼人民的健康和快乐。中国公司在印尼的社会责任之路仍然很长，但是这会是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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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我记得有一次在读者交流群里还聊到过这个话题。当时有过一些争论，有些人认为社会责任是没必要的，公司来这里是挣钱的，搞福利是印尼的政府的事，当然大部分人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把企业的社会责任理解成捐钱捐物。在印尼的时候，时不时的就会有各种团体或者组织来项目要钱，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想搞个活动，希望你给些资助，有些是带着威胁和要求，你非要给钱，不给钱就要闹事。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些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你挣了钱，就要分一些给当地社区和团体，给了钱就是尽了社会责任。当然，很多时候给钱都是被动的，是不痛快的，所以常常会觉得社会责任是一种负担。
后来，接触的人和事多了，慢慢的对社会责任的理解也多了一些。
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是社会的成员，作为社会的成员，企业的经营活动就要对社会的其他成员有影响，这种影响应该是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当然，捐钱捐物也是一种影响，对其他社会成员的一种回馈，不过社会责任的范围远远要超出这些。
对于在印尼的中国公司，最重要的社会责任是做好自己的项目。做工程，不管是政府出钱，还是私人公司投资，利用的都是社会的资源，资源投进去，就要保证产出是有效果的。工程的质量、安全、进度，这些都要有保障。否则，搞出一个烂尾工程，就是对社会资源的最大浪费，是极不负责的。
在关注企业之外的社会公民之前，要首先关注自己的员工，这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要让员工有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有适当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有合理的收入，可以生活和工作的有尊严。对于当地聘用的员工，要尊重他的生活习惯，要有培训，让他的工作能力可以不断的提高，在以后的生存中拥有更多的技能，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对于中方派出的员工也是一样，要关注他们长期驻外的心理需求，要给他们创造较好条件和环境，能够安心的在外工作。一个公司，如果都不能让自己的员工舒心的工作，是没有资格谈什么社会责任的。
此外，还有环境保护。企业社会责任提到的环境保护，不是让企业额外捐赠一笔钱去做植树造林，而是说企业自身的经营活动要尽量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如果对环境不得不产生影响，要注意恢复。比如在现场时，中国电建提到的对石料、土方开挖后，进行回填和绿化，这就是社会责任的体现。企业的存在和经营，要让项目所在地的环境维持不变，甚至变得更好。
当然，企业责任还包括很多方面，守法经营，依法纳税，知识传授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企业份内的事，比如守法，比如纳税，并不是什么额外的要求，所以更不应该被视为额外的负担。讲企业社会责任，不是说企业可以选择做或者不做，有些事是必须的，是法律和合同规定的，不做就是违法或者违反合同。我们提倡的是企业应该主动的去做，同样是做，主动和被动之间在实施效果上会有天差地别。
前面提到的捐赠，这个算是给企业额外布置的作业吗？从趋势上看，越来越多的国家也在规范这种捐赠。我最近在跟一个项目，里面提到要为当地社会提供教育设施、改善供电能力等，一开始只是一句话，要求投资人有这个承诺，但是在澄清的时候，就要求明确将投入的金额，并且会作为合同条件固定下来，将来投入不足就是违反合同。换个角度来看，在企业经营有了盈利后，从盈利中拿出一部分去关注当地的社区、人民，让他们生活的更加幸福和快乐，这不也是企业存在的价值体现吗？
其实，如果把企业理解成社会生活中的个人，社会责任的问题就很容易理解。我们每个人在这个社会生存，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关系，我们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给周围的人做些什么。最基本的要求，做好自己的事，不要给其他人添麻烦，不要搞破坏，要有公德心，搞集体活动的时候能够出些力，能力强的，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主动提供些帮助，物质上的也好，精神上的也好。不是说，你有钱才能维持好这些社会关系，首要的是你有这个意识。这个意识在个人就是道德，在企业就是社会责任。
中国电建在捐赠仪式上，同时发布了《中国电建在印尼——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影像志短片。通过报告和短片梳理了中国电建在印尼经营二十余年来，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一些做法和成绩，现场引起了许多共鸣。印尼方有一位代表在发言中说：我以为中国电建只是做工程而已，没想到他们为印尼社会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我不敢说，中国电建是社会责任是做的最好的，可能还有很多中国企业低调的做了更多，做的更好。但是中国电建的表现，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说明他们已经将社会责任作为海外经营的一项重要课题，有意识的系统的去做这项工作。一本报告，一部短片，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以往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一个新的开始，中国企业正在为如何长久的在海外生存和发展而思考。
声明：我和中国电建是利益相关方。但是我写这篇文章完全是个人的观点，与公司无关，不代表除我以外的任何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