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印尼Etc.：众神遗落的珍珠》作者：伊丽莎白·皮萨尼翻译：谭家瑜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理想国译丛）经出版者授权摘选部分内容，标题为本号增加。
在印尼旅行的本国人和外国人,第一个会听到的问题是:“你从哪里来?”印尼是个商业国家,当地人一看到生面孔,自然而然会这么问,因为他们想知道这个陌生人可能带来什么生意、购买哪些东西、出现何种行为。不过,从这个问题也看出印尼人对其他国家(包括对前殖民者)抱有哪些好玩的想法。
从前我一听到这问题就头大,不知该如何作答,因为虽然我妈是在英国长大的苏格兰人,但我十四岁以前从未住过英国,往后三十五年岁月中,也只在那里正式住过五年。我曾祖父是纽约意大利移民,我爸妈就是在移民局排队通关时认识的,那时我爸靠着搭便车环游世界,我妈也是搭顺风车游遍欧洲。我在美国中西部一座城市(我老把它的名字拼错)出生,在德国、法国和西班牙长大这辈子住在印尼的时间,其实比待在其他任何国家的时间来得长。但我每天都听到一堆印尼人问我:“你从哪里来?”而我的答复慢慢地归结为一个:“我来自英国。”
二十多年前我初次寄居印尼,并承认自己是“英国人”时,总会听到这种反应:“哇!英国人!黛安娜王妃!”如今全世界几乎都能从电视上看到足球转播赛,印尼人一听说我来自英国,他们的反应也变了:“哇!英国人!曼联!”我还常听他们说:“真希望印尼过去是英国而不是荷兰的殖民地。”
我问印尼人为何有此一说,他们提出的理由不外乎:第一,荷兰人只会巧取豪夺,不思回报,而英国人帮印尼建立了国家制度。(我又问他们对荷兰人完成的重要工程、灌溉系统、港口建设有何看法,他们的答复是:荷兰人搞这些玩意儿只是为了更有效率地抢走我们的东西。)第二,荷兰人蓄意对印尼人施行愚民政策,而英国人会教育民众。第三,荷兰人派政治官员执行朝令夕改、对升斗小民没半点好处的司法制度,而英国人拥有独立司法系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些意见并非来自史家或学者,而是出自我在船上和咖啡摊前遇到的小老百姓、卡车司机、庄稼汉和助产士的口中。我还发现一个有趣现象:虽然印尼人老爱数落荷兰人的种种不是,过去七十年来,却甚少力图扭转他们遗留的歪风。我猜是因为荷兰人开始剥削印尼诸岛以前,各岛早已存在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恶习。
欧洲人改变了贸易活动的游戏规则,并采取更有效率的方式成立香料种植园和萃取厂,而印尼诸岛众多国王和苏丹在欧洲人来临前,即已长期榨取农民税收与劳力,为永无止境、彼此对立的战争提供经费。在前殖民时代,印尼的知识阶层仅限于从印度和中东前来巡回讲学的学者以及少数与他们进行交流的朝臣。司法制度因统治者为所欲为而荡然无存,位居爪哇心脏地带的殖民地只要买通时生龃龉的皇亲国戚,让他们做大官,就能巩固权力。于是这些达官贵人依然故我、在百姓面前炫耀财富,撑着频频转动的金伞出门参加盛大游行,照常耍脾气、当大爷、收税金;可是回到自己的宫廷后,却得乖乖将他们搜刮而来的税收呈递给荷兰王室,只能从中领回一笔薪资。
如果荷兰主子提出更多要求,这批贵族就变本加厉压榨人民血汗。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印尼农民一向是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大部分是给家人吃的粮食),现在却得保留部分农地,栽种殖民政府以固定价格收购的经济作物,还得前往荷兰商人开垦的大农场义务劳动好几天,为荷兰国库增辟财源。有段时期,荷兰一半的国家收入都是从印尼汲取而来。到了20世纪初,一批左倾政治家迫使荷兰通过了“伦理政策”,认为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必须为当时在名义上受荷兰统治的三千四百万名印尼人民的福祉承担一些责任,有义务为享有较多特权的“本地人”子女成立学校。然而,这项新政策依旧阻止不了当时将首都设在巴达维亚(今称雅加达)的殖民政府对原住民宣战。
在爪哇和其他岛屿的某些大农场,居民反抗荷兰人的行动层出不穷,令人憎恶的义务劳动制度也漏洞百出。殖民者始终采取以暴制暴的因应之道,19世纪后期的数十年间,他们愈来愈无法容忍其他岛屿残存的半自治封建领地,巴达维亚政府遂展开强迫列岛接受其政令的活动,结果遭地方统治者反击。1908年以前,距荷兰属地爪哇仅咫尺之遥的巴厘岛地方领袖,一直想摆脱荷兰女王威廉明娜( Queen Wilhelmina)的束缚。印尼群岛最西边的亚齐省,也在1903年前想尽办法击退荷兰人。群岛东方的“荷属西巴布亚”( Dutch West Papua)丛林和沼泽地带的殖民地,更是名存实亡;巴布亚位置极其偏远,印尼独立时甚至尚未划入领土。帝汶岛( Timor)东半部从未出现过荷兰人踪迹,16世纪葡萄牙人遭特尔纳特岛居民驱逐后,便在东帝汶落脚,并长期聚居于当地,直到1975年葡萄牙国内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才放弃这块宝地,尔后印尼政府迅速派军进驻,并将东帝汶划入第二十七省。
说来讽剌,荷兰在印尼推行立意良善的伦理政策,却为反殖民运动埋下种子。拜此德政之赐,许多年轻“本地人”生平头一遭得以受教育、学荷兰语,进而有机会接触畅谈国家主权、社会正义等新潮思想的书报,于是来自各岛的热血青年前仆后继聚集在爪哇大城,找到一起反抗某个公敌的共同理想,国家观念也逐步在他们脑海中成形。1928年,一群来自印尼群岛的年轻人宣誓,他们将以“印尼儿女”之名,为“一片国土:印尼,一个国家:印尼,一种语言:印尼语”而奋斗。
日后这句话便成为民族党致力推翻荷兰统治者的口号,不过口号喊得太响的反动分子,统统被荷兰人放逐到伤害不了殖民者的偏远外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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