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印尼泗水，东爪哇海港都市，在这个群岛之国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上海。自古万商云集，华人众多，自开埠以来，几百年风云际会，潮起潮落。从荷兰殖民时期到印尼独立，再到如今自由民主、万象更新，在这座城市繁华如梦的唐人街上，商贾巨子发达显贵，名门望族层出不穷，当然更多的，还是开各种店铺、操各种营生的普通老百姓。
笔者来印尼多年，久居雅加达，也是三宝垄和万隆的常客，但是一向以来，我却对泗水这个东爪哇首府不甚熟悉，只在若干年前去过两次，第二天就匆匆返回，走马观花，印象肤浅。
去年年初，我有幸应“全印尼三教庙宇联合会”总主席王钦辉先生之邀，又来泗水，为其家族写一本传记，在此住了大半年。采访加闲聊，三天两头跟着王总坐车转悠，跑遍了泗水的大小街巷，也认识不少当地华人，耳闻目睹，算是对这座城市有了倾心的关注。
准确地说，是对泗水唐人街的前世今生，及一些华侨前辈的趣闻轶事有了较多了解。
全印尼三教庙宇联合会”总主席、印尼造纸企业家王钦辉。
下面，我就整理出来，分享给各位同好此道的微友。
当今印尼模范城市
来泗水以前，笔者已经去了不少地方，大都市：雅加达、万隆、棉兰、三宝垄；中小城市：日惹、梭罗、登巴萨、坤甸、三口洋、茂物、玛格朗等。我曾经一度认为，三宝垄是印尼最漂亮的城市，这个中爪哇的省会，其地形是立体的，有山有海、有平原，还有起伏的丘陵，市区干净整齐。我在一篇文章里形容她“好像一个端庄迷人的少妇。”
当我来到泗水住了一段日子，各方面体验了一番，很快就心悦诚服地修正了以前的观点。平心而论，每座城市各有各的特点，三宝垄固然非常不错，但如果从人文地理、市区风貌、城市功能、商业环境、管理水平、交通便利等方面综合考量，泗水才真正称得上是印尼城市的榜样。
具体说来，雅加达虽有首都气派，气象万千，然而城市凌乱、人满为患，尤其交通拥堵犹是其绝症，又因排水设施不畅，每到年底必闹水灾。西爪哇山城万隆气候凉爽宜人，市区北部林木茂盛，堪称秀丽多姿，可是其以商业为主的南区却杂乱破旧，整座城市的道路大都蜿蜒狭窄，多为单行道，让外地司机晕头转向，本地人也常常被堵到万般无奈。三宝垄和登巴萨（巴厘岛首府）景观秀美，但这两个地方的缺点是天气太热，整天骄阳似火，商业也没那么繁荣，给它们的优点打了折扣。
相比之下，泗水城市够大而整洁，道路笔直宽阔，车流顺畅，市政设施比较齐全，气候温和而无酷暑，马路中间及街道两边遍植阔叶垂榕，树干高大，长长的枝叶随风摇曳，绿树丛中独领风骚。还有一条秀丽的金河（Kalimas），波光潋滟，风平浪静，蜿蜒流过市区，为城市平添几分柔美风姿。
当然，其他大都市的常见病，泗水不可能没有，只是不那么严重。总之，它作为一个横贯古今且拥抱着多元文化的商业都会，其市井之间，处处展现着浓厚的历史韵味；大街小巷亦不乏大气从容的城市气质，泗水就这样一直向世人散发着丰富却不张扬的魅力。
有意思的是，泗水的印尼名字其实叫Surabaya，按中文音译就是苏腊巴亚，当地话的原意是“”鲨鱼和鳄鱼”。起源于印尼12世纪的传说：鲨鱼（爪哇方言是sura）和鳄鱼（爪哇方言是baya）本来是好朋友，他们希望彼此的后代能和平共处。可是，后来发生了让谁的孩子接班掌权的问题，双方露出了真面目，都不肯退让，便厮打起来。最后同归于尽，尸体被冲到海岸上，发现的人就把这个地方叫做Surabaya（苏腊巴亚）了。因此，泗水城市的地标一直是这座鲨鱼鳄鱼正在相互缠斗的雕塑（见本文封面图片）。
那么，华人为什么又给这座城市另外起一个中文名字叫泗水呢？
有一种说法是早期南来的华人聚居于近河口处，此地为四条河流汇集之处，因而称之为“泗水”。其中Kali Mas是东爪哇Kali Brantas的一条支流，在进入泗水时又分成两大支流，Kali和 Brantas支流孕育了数百年文明。
泗水是仅次于雅加达的印尼第二大城市，也是印尼华人比例最高的大都市之一。在全市300多万人口当中，差不多将近100万华裔居住在此。很早以前，泗水北部的唐人街商业街区就十分兴旺，在著名的红桥旁边，以那条甘邦泽本大街为中心，四周分布着许多横街小巷，多少年来，从事某种行业的华商往往集中在一条街上，故附近有橡胶街、糖街、咖啡街、巧克力街、茶叶街等专业街名。
“当年的红桥是一座拱形的大木桥(那时全泗水的桥都是拱形木桥)，桥底河水清澈，不时还有舢舨和运货的小帆船靠岸。红桥以东是华人区，红桥以西是荷兰四大商行和银行所在地，也是纵贯全市南北两区的电车的北线终站。（参见泗水张树荣先生回忆录《回首前尘万里》）”
泗水唐人街牌坊和两条龙的雕塑。
距离唐人街不到一百米的红桥。
另据北京大学教授周南京（已故）先生分析，泗水唐人街之所以能够发展和繁荣，不是偶然的，而是得益于以下几大要素：第一，它距离丹戎佩拉克( Tanjung Perak)港口不远，并有马斯河与之相连，来自四面八方的商船可溯河直达唐人街边。第二，当年有荷兰殖民当局的支持。第三，泗水同外界有广泛的商务联系。第四，与唐人街周围的阿拉伯人区( Ampel)、印度人区、土著人区为邻，彼此相互支持，互惠互利， 形成了统一的整体。
周南京教授从小在泗水唐人街出生长大，后来回国深造成为归侨中有名的学者，他的说法自有其道理。
白衣人笔下的陈年旧事
70多年前，我所写传记主人公王钦辉先生的父亲王基财老先生，由古城日惹搬来泗水，也在这北区唐人街经商做生意并安家落户。起初是在Kalimati wetan街上开了一间五金店。那一带商家大多经营五金和机器零件，历史悠久的是远通号，后来有嵩华、胜昌、国际、恒昌、林章阁、大路、大光、建隆等，业者全是福清人，他们克勤克俭，从旧货翻新，发展到新货输入。泗水福清人的团结力也很强，那时国内新移民南来的手续不难，有新来的乡亲，先收留在店内实习，然后集资为他成家立业。所以，战后短短十年内，五金业就由Kalimati扩展到Jl.Husia、Jl.dukuh、Kembang jepun东段一带，成为泗水商业之翘楚。
要说那位当年在泗水响当当的富商王基财先生，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此人少小南来，白手起家，不到而立之年，便积万金之富。坐拥泗水北区几条商街数十间店铺，后又开工厂，创办并经营若干旅馆酒店，兴盛一时。其建于1962年，现仍在营业的奧林匹克酒店（Olympic Hotel andRestaurant奧麟碧，位于Jalan Urip Sumoharjo No.65 – 67），乃当时泗水城区的地标式建筑，是那个年代本市最好的旅馆。
基财从小笃信神明，终生虔诚佛道，却依命理所言，明媒正娶四房太太，四个老婆一共为他生养了20男20女40个孩子（只有一个儿子年幼时夭折，其余39位皆长大成人），儿女之多，齐人之福，好比古代皇帝，令人拍案惊奇，在当代泗水侨界无人可比。
他是工商大佬，也是宗教领袖（1968年创办了全印尼三教庙宇联合会，去世后被信徒追认为）。平生克勤克俭却乐捐公益，能率先垂范，一呼百应，建若干庙宇，聚信男善女；功德所至，亦为家乡父老和本地华社贡献甚多。
有关王基财的故事我们只在本文点到为止，以后有空另文细说。
王基财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泗水唐人街有名的富商大佬。
1960年代，基财与他几房太太及部分子女的合影。还有一位四姨太当时还没有娶进来，另有一二十个排行在下面的孩子尚未出世。
据老华侨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泗水唐人街云集了各式店铺和摊贩，还有华文书店、华语电影院，可谓盛极一时。现在泗水商业金融中心已经转移到市区中南部，唐人街在泗水的商业地位大不如从前，书店、戏院房屋犹在，却早已人去楼空，大门紧闭。原来的生意兴隆的菜馆餐厅有很多已不见踪影，都被后来在巴刹阿东（原子市场）兴起的快餐小吃所取代。
虽然如此，此番为了写书，笔者几次去那里考察发现，从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两三点，甘邦泽本及两旁街巷还是车水马龙，不失热闹繁华，喧嚣杂乱依旧洋溢着人气。听当地人说，附近的Pasar Pabean传统市场占地颇广，数十年来都是泗水最大的巴刹集市，泗水唐人街仍是印尼东爪哇和东部区域的各种土产品、杂货的集散地。
那么，王钦辉父亲王基财先生那一辈人，早期来泗水创业的时代，华人街区究竟是怎样的生活状态与市井风情呢？
年逾八旬的泗水 “美心”餐厅老板张树荣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不但烧得一手好菜，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笔名白衣人，人称泗水一怪。他写过一本《回首前尘万里》的回忆录，文笔精湛，娓娓道来，我捧读过后，如获至宝，对这位前辈佩服的五体投地。白衣人先生书中描述的唐人街旧日时光，如数家珍，详实生动，仿佛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了一幅历史风俗画，令人入迷。
现摘录几个片段，借此记述往事，其中一些景物，与我写作传记的主人公王氏家族密不可分。比如“凤德轩”古庙，就是1950年代在王钦辉父亲王基财先生主持下，率先垂范发动华侨筹资捐款，扩建到今天这个规模的。再比如书中提到的布赂、五金行当也都是王氏家族多年经营的事业。
我在这里一并向白衣人前辈表示敬意。
“那时节，Kembang jepun（甘邦泽本）大街的阔度只有现在的一半，很少汽车，交通工具大部分是脚踏车、三轮车、马车、牛车。傍晚就有专供逛街用的双马车。我母亲是佛教徒，但却是不虔诚的一族。我巷口就有一间很有名的古庙“凤德轩”，虽然近在仳邻，却只有在春节时才去上庙。春节期间，拖着我一跑就是三间庙宇，除了上述的“凤德轩”外，还有在Jl.Tepekong(现改为Jl.Gula)的“天上圣母”庙和在Demak区的“三保公庙”。最有兴趣是去“三保公庙”，要坐马车去的，算是去旅行了。那时的Demak区是一片荒野，在原野中的小路边只有一间唯一的小庙宇，与今天那一带的店铺林立，交通拥塞的情况则不可同日而语了。
1960年以前，泗水只有四所庙宇，凤德轩(Kampung Duku)、天上圣母庙(Slompretan)、风山古寺(Cokro Aminoto)、三保公庙(Jl.Demak)。我从小在Ka,p.Duku长大，对“凤德轩”自然更为熟悉，那是一间两进的庙宇，面积虽不大，香火却非常鼎盛，每逢初一十五，香客络绎不绝，春节、盂兰节、中秋节、神诞时更有途为之塞的热闹情况，轿车与三轮车之拥挤，几可与今日中华医院探医时间，门外车辆候客的情形相比美。庙宇对面的空地，也属庙产，那里有一个小戏台，每日上下午演手袋戏，唱白全部用泉州话，观众不少，我听得多了，从中也学到不少泉州话。
泗水古庙凤德轩一角。
布赂、五金与黄金业
从红桥沿Kembang jepun往东行靠南的横街Slompretan，整条街都是布赂批发商，其中的名店有：路明、中联、中平、陈洪金、建义、经纶、印港等，当年布赂都是由外国输入，生意非常蓬勃，覆盖率达东印尼一带，战后十年间就从Slompretan展延至Kampung doro、Tjaipo、Bongkaran街一带，生意虽然蓬勃，但不良性竞争太大，坏账太多，造成更替频频。当年老店，至今犹存在的，只有路明和建义两家罢了。
泗水布赂商人才济济，也有高人雅士：如中平公司的林其铳先生，便时常与中联公司的老板，和名士林少琴先生、郑材栋老师等骚人墨客，假大四喜酒家楼头厢房，吟诗咏对，逸兴遄飞。
从Songojudan街中段向东转入Kalimati wetan街一带，都是战后兴起的五金和机器零件业。历史悠久的是远通号，战后新兴的有：嵩华、胜昌、国际、恒昌、林章阁、大路、大光、建隆等。业者全是福清人，他们克勤克俭，从旧货翻新，发展到新货输入。他们的团结力也很强，那时国内新移民南来的手续不难，有新来的乡亲，先收留在店内实习，然后集资为他成家立业。所以，战后短短十年内，五金业就由Kalimati扩展到Jl.Husia、Jl.dukuh、Kembang jepun东段一带，成为泗水商业之翘楚。
北区唐人街的衣食住行
在泗水北区唐人街(Jl.Kembangjepun)一带，也有许多裁缝店，大字号的有：香港、良友两家，中型的有：广华、新新、国民、时新、美丽、新青年、新时代、新生活。除了上述两家大的之外，一般上都是动员全家上下，联手合制的家庭式工业。后来，由于成衣工厂是相继长成，大大地影响了裁缝店的生意，再加上商业蓬勃，地价高涨，在60年代中期，已相继受到淘汰了。
能与环境同步并进的是饮食服务业(菜馆)。当时比较大的有：大四喜、吉云居、南园。(南区有南昌)，构成四大分雄的局面。较中型的有：苏记、容记、英记、闽南、新雅、天国、小乐天、小有天、启记、光明、珠江等。在食肆群中，取名不慎者当推在Pasean市场楼上的“天国酒家”，试问：谁愿意自动上“天国”？ 所以，不久就关门大吉了。
四五十年代时期，人心敦厚，同行之间互通声气。话说当年的“四大酒家”：大四喜、吉云居、南园、南区的南昌。各自有其顾客领域，例如：大四喜的顾客多数是闽籍及客属人士，吉云居的顾客以蒲田、兴化和侨生(Baba)人士为多，南园是福清、福州人的天下，南昌是侨生Baba的世界。(但也不尽然，例如今天某天皇巨星级老板当年的婚宴，婚宴在南园举行，前一晚的试妆宴在大四喜设席)。经营手法也各有千秋，有的是走精细的，贵而不饱的菜式，有的是走大众化路线，各擅胜场，互有长短。
本文第二篇曾有提到日军占领时期的婚宴情况，战后，婚宴也由纯茶点进入到酒菜的境遇了。一般是每人一盘的宴会，四道菜一雪糕，讲究的就用圆桌酒席，那时燕窝、鱼翅、鲍鱼的价钱还很便宜，一般中等婚宴还用得上。大场面的筵席就租用Stasten剧场、T.H.R.大厦、青年大厦为礼堂。
花篮也回复用鲜花了，最特别的是：无论任何型式的婚宴，都有一个大的鲜花横牌(约4—5米宽)，挂在酒家的门楣(回想起来实在很险，好重的花牌，只用三四枚钉子挂着，那有安全感？)。花牌里用鲜花砌上某某联婚的字样。有一回，很巧地凑成一对发人深省的句子：话说当年大四喜和吉云居是对门而立，相隔没有50米，同日两家都有宴会，分别挂出的花牌是“吴钱联婚”、“何府宴客”，谐音读起来是“无钱联婚，何苦宴客?”。
说到“住”，北区所有小巷都住满了华人，富有的就聚居在Simolawang区一带，鸡犬相闻、守望相助，小巷春光，扬溢着无限温情，是真真的“远亲不如近邻”，与今日的新社区，仳邻见面不相识的情况，相去太远了，在这繁盛的华人区里，适应商场的需求，也是华人旅馆的中心，计有：华美、大千、共和、东安、巴领眼、自由、中华居、南洋居、平安栈、南洲、格兰、华侨、杭州、民生、中华、何里活等。(巴领眼和中华是战前华人江湖红粉女聚居处)。那时交通电讯都不如今天的便利，外岛和外埠来客非常多，所以旅馆的入住率，也时常呈现饱和状态。在诸多旅馆中，以“格兰旅社”为最著名，除了前庭有一个大停车场和花园外，里面还有颇华贵的会客厅和餐厅等，颇具西式酒店的气派。
战后的“行”，在一片蓬勃声中，货车代替了牛车，汽车(私家车)渐多了，马车渐被淘汰，而脚踏车是当年一般市民和学生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回顾那时期，有辆私家车确是不易，而司机的身份也水涨船高，与众不同。例如你请客，人客的司机也要另行招待，在狗比主人凶的惯性里，司机比老板更难应付。但有车一族之富人们，大部份都有与众同乐的美德，散席时他们的汽车成了送客的公车，非但毫不介意，反而引以为荣。至于朋友间的红白二事，更慨然借出座车应用，今日，可能此风难再矣！”
“曾经壮丽林家府，化作荒庄野鸽飞！”
当年泗水有名的华商“大头家”，还有一个名叫林姑娘的福清籍大亨，无人不晓。林姑娘其实是个男人，个子小小的，专做囤积居奇的投机生意，口碑不怎么好。林姑娘也经营五金，他的店很大，他有时住在椰城，泗水的生意就由他弟弟料理。印尼大松集团董事长白德明生前和笔者闲聊时，讲过他和林姑娘打交道的故事：
“有一次我去他的店，看到有很多麻绳，就从他弟弟手里买了20多吨。我是上午去的，这笔生意刚刚成交，林姑娘中午11点从雅加达打电话回来，告诉他弟弟椰城的麻绳涨价了，那批货先不要卖。他弟弟说已经卖给我了，林姑娘就在电话里把他弟弟大骂了一顿，我在旁边听到了，既感到庆幸又觉得好笑。”
因为林姑娘这个人不大讲诚信，免不了经常为生意上的纠纷和人吵架。他势力很大，脾气暴躁，家里还有一把手抢。白德明回忆说：“有一回我在他办公室和他争执起来，林姑娘耍威风，啪地一下从抽屉里摸出手枪，拍在桌子上。我也火了，抓起一把算盘也往桌上一拍：想怎么样？你有手枪我也不怕！看我那样高大，孔武有力，林姑娘也不敢过分，只好又放低声音和我谈。”
林姑娘心狠胆大，发财发到飞扬跋扈，在唐人街上趾高气扬。他还有一个令人所不齿的特殊爱好——最喜欢私通别人的老婆。
一般人家的太太，如果不小心叫他林姑娘看上了，花多少钱也要想办法弄到手，咳！这真应了那句老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但是这个不可一世的林姑娘，唯独对王基财毕恭毕敬，因为当他早期没钱没势的时候，曾经给基财当过五年的伙计。所以每年过春节，大年初一清晨5点，林姑娘必定前往老东家府上拜年，一点也不马虎。为什么？因为基财不仅曾经是他的老板，而且一直比他财雄势大，他不能也不敢得罪。
苏加诺时代印尼经济搞的不好，市面上物质短缺。林姑娘每天叫人大量抢购紧俏商品，故意扩大供求矛盾，致使物价上涨，伺机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当然让政府很不爽，总想找机会整他。林姑娘见势不妙，就花大价钱买了一个英国国籍，摇身一变成了这个老牌帝国的公民，他心想，这下子你印尼政府能把我怎样！
不料，1963年印尼和马来西亚闹翻了脸，两国剑拔弩张就要开战。而马来西亚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与英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苏加诺总统对大马恨之入骨，捎带着对英国也不客气。如此一来，林姑娘买来的英国籍非但起不到护身符的作用，反而带给他牢狱之灾。林姑娘被关押在班房里蹲了两年，放出来之后大伤元气，一蹶不振。其家族生意从此没落，林姑于70年代娘黯然离世。他的孩子也不会做生意，坐吃山空，子孙后代亦不知所踪，只剩下加巴山大街（Kapasan）上的那座林家大屋——从前那么富丽堂皇、气势不凡，如今却是人去楼空长满荒草，令人嗟叹不已。
2017年4月，笔者于泗水加巴山大街拍摄的林姑娘家当年的大屋照片。
“曾经壮丽林家府，化作荒庄野鸽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