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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泗水:前尘旧事过烟云

这里是印尼泗水,东爪哇海港都市,在这个群岛之国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上海。自古万商云集,华人众多,自开埠以来,几百年风云际会,潮起潮落。从荷兰殖民时期到印尼独立,再到如今自由民主、万象更新,在这座城市繁华如梦的唐人街上,商贾巨子发达显贵,名门望族层出不穷,当然更多的,还是开各种店铺、操各种营生的普通老百姓。

笔者来印尼多年,久居雅加达,也是三宝垄和万隆的常客,但是一向以来,我却对泗水这个东爪哇首府不甚熟悉,只在若干年前去过两次,第二天就匆匆返回,走马观花,印象肤浅。

去年年初,我有幸应“全印尼三教庙宇联合会”总主席王钦辉先生之邀,又来泗水,为其家族写一本传记,在此住了大半年。采访加闲聊,三天两头跟着王总坐车转悠,跑遍了泗水的大小街巷,也认识不少当地华人,耳闻目睹,算是对这座城市有了倾心的关注。

准确地说,是对泗水唐人街的前世今生,及一些华侨前辈的趣闻轶事有了较多了解。

全印尼三教庙宇联合会”总主席、印尼造纸企业家王钦辉。

2017年圣诞节午后,笔者在泗水一间酒店的楼上用手机拍下这张市区俯瞰图。其实这个地段并非泗水的中心区。

下面,我就整理出来,分享给各位同好此道的微友。

当今印尼模范城市


来泗水以前,笔者已经去了不少地方,大都市:雅加达、万隆、棉兰、三宝垄;中小城市:日惹、梭罗、登巴萨、坤甸、三口洋、茂物、玛格朗等。我曾经一度认为,三宝垄是印尼最漂亮的城市,这个中爪哇的省会,其地形是立体的,有山有海、有平原,还有起伏的丘陵,市区干净整齐。我在一篇文章里形容她“好像一个端庄迷人的少妇。”

当我来到泗水住了一段日子,各方面体验了一番,很快就心悦诚服地修正了以前的观点。平心而论,每座城市各有各的特点,三宝垄固然非常不错,但如果从人文地理、市区风貌、城市功能、商业环境、管理水平、交通便利等方面综合考量,泗水才真正称得上是印尼城市的榜样。

具体说来,雅加达虽有首都气派,气象万千,然而城市凌乱、人满为患,尤其交通拥堵犹是其绝症,又因排水设施不畅,每到年底必闹水灾。西爪哇山城万隆气候凉爽宜人,市区北部林木茂盛,堪称秀丽多姿,可是其以商业为主的南区却杂乱破旧,整座城市的道路大都蜿蜒狭窄,多为单行道,让外地司机晕头转向,本地人也常常被堵到万般无奈。三宝垄和登巴萨(巴厘岛首府)景观秀美,但这两个地方的缺点是天气太热,整天骄阳似火,商业也没那么繁荣,给它们的优点打了折扣。

相比之下,泗水城市够大而整洁,道路笔直宽阔,车流顺畅,市政设施比较齐全,气候温和而无酷暑,马路中间及街道两边遍植阔叶垂榕,树干高大,长长的枝叶随风摇曳,绿树丛中独领风骚。还有一条秀丽的金河(Kalimas),波光潋滟,风平浪静,蜿蜒流过市区,为城市平添几分柔美风姿。

如今的泗水市区的很多地方,仍然像上图这张七十年代的照片一样,散发着一种淡淡的韵致,只是汽车比过去多了许多。

当然,其他大都市的常见病,泗水不可能没有,只是不那么严重。总之,它作为一个横贯古今且拥抱着多元文化的商业都会,其市井之间,处处展现着浓厚的历史韵味;大街小巷亦不乏大气从容的城市气质,泗水就这样一直向世人散发着丰富却不张扬的魅力。

有意思的是,泗水的印尼名字其实叫Surabaya,按中文音译就是苏腊巴亚,当地话的原意是“”鲨鱼和鳄鱼”。起源于印尼12世纪的传说:鲨鱼(爪哇方言是sura)和鳄鱼(爪哇方言是baya)本来是好朋友,他们希望彼此的后代能和平共处。可是,后来发生了让谁的孩子接班掌权的问题,双方露出了真面目,都不肯退让,便厮打起来。最后同归于尽,尸体被冲到海岸上,发现的人就把这个地方叫做Surabaya(苏腊巴亚)了。因此,泗水城市的地标一直是这座鲨鱼鳄鱼正在相互缠斗的雕塑(见本文封面图片)。

那么,华人为什么又给这座城市另外起一个中文名字叫泗水呢?

有一种说法是早期南来的华人聚居于近河口处,此地为四条河流汇集之处,因而称之为“泗水”。其中Kali Mas是东爪哇Kali Brantas的一条支流,在进入泗水时又分成两大支流,Kali和 Brantas支流孕育了数百年文明。

泗水是仅次于雅加达的印尼第二大城市,也是印尼华人比例最高的大都市之一。在全市300多万人口当中,差不多将近100万华裔居住在此。很早以前,泗水北部的唐人街商业街区就十分兴旺,在著名的红桥旁边,以那条甘邦泽本大街为中心,四周分布着许多横街小巷,多少年来,从事某种行业的华商往往集中在一条街上,故附近有橡胶街、糖街、咖啡街、巧克力街、茶叶街等专业街名。

“当年的红桥是一座拱形的大木桥(那时全泗水的桥都是拱形木桥),桥底河水清澈,不时还有舢舨和运货的小帆船靠岸。红桥以东是华人区,红桥以西是荷兰四大商行和银行所在地,也是纵贯全市南北两区的电车的北线终站。(参见泗水张树荣先生回忆录《回首前尘万里》)”

泗水唐人街牌坊和两条龙的雕塑。

距离唐人街不到一百米的红桥。

另据北京大学教授周南京(已故)先生分析,泗水唐人街之所以能够发展和繁荣,不是偶然的,而是得益于以下几大要素:第一,它距离丹戎佩拉克( Tanjung Perak)港口不远,并有马斯河与之相连,来自四面八方的商船可溯河直达唐人街边。第二,当年有荷兰殖民当局的支持。第三,泗水同外界有广泛的商务联系。第四,与唐人街周围的阿拉伯人区( Ampel)、印度人区、土著人区为邻,彼此相互支持,互惠互利, 形成了统一的整体。

周南京教授从小在泗水唐人街出生长大,后来回国深造成为归侨中有名的学者,他的说法自有其道理。

泗水丹绒佩拉(Tanjung Perak)军港。

白衣人笔下的陈年旧事


70多年前,我所写传记主人公王钦辉先生的父亲王基财老先生,由古城日惹搬来泗水,也在这北区唐人街经商做生意并安家落户。起初是在Kalimati wetan街上开了一间五金店。那一带商家大多经营五金和机器零件,历史悠久的是远通号,后来有嵩华、胜昌、国际、恒昌、林章阁、大路、大光、建隆等,业者全是福清人,他们克勤克俭,从旧货翻新,发展到新货输入。泗水福清人的团结力也很强,那时国内新移民南来的手续不难,有新来的乡亲,先收留在店内实习,然后集资为他成家立业。所以,战后短短十年内,五金业就由Kalimati扩展到Jl.Husia、Jl.dukuh、Kembang jepun东段一带,成为泗水商业之翘楚。

要说那位当年在泗水响当当的富商王基财先生,也是一个传奇人物:

此人少小南来,白手起家,不到而立之年,便积万金之富。坐拥泗水北区几条商街数十间店铺,后又开工厂,创办并经营若干旅馆酒店,兴盛一时。其建于1962年,现仍在营业的奧林匹克酒店(Olympic Hotel andRestaurant奧麟碧,位于Jalan Urip Sumoharjo No.65 – 67),乃当时泗水城区的地标式建筑,是那个年代本市最好的旅馆。

基财从小笃信神明,终生虔诚佛道,却依命理所言,明媒正娶四房太太,四个老婆一共为他生养了20男20女40个孩子(只有一个儿子年幼时夭折,其余39位皆长大成人),儿女之多,齐人之福,好比古代皇帝,令人拍案惊奇,在当代泗水侨界无人可比。

他是工商大佬,也是宗教领袖(1968年创办了全印尼三教庙宇联合会,去世后被信徒追认为)。平生克勤克俭却乐捐公益,能率先垂范,一呼百应,建若干庙宇,聚信男善女;功德所至,亦为家乡父老和本地华社贡献甚多。

有关王基财的故事我们只在本文点到为止,以后有空另文细说。

王基财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泗水唐人街有名的富商大佬。

1960年代,基财与他几房太太及部分子女的合影。还有一位四姨太当时还没有娶进来,另有一二十个排行在下面的孩子尚未出世。

据老华侨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泗水唐人街云集了各式店铺和摊贩,还有华文书店、华语电影院,可谓盛极一时。现在泗水商业金融中心已经转移到市区中南部,唐人街在泗水的商业地位大不如从前,书店、戏院房屋犹在,却早已人去楼空,大门紧闭。原来的生意兴隆的菜馆餐厅有很多已不见踪影,都被后来在巴刹阿东(原子市场)兴起的快餐小吃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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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此番为了写书,笔者几次去那里考察发现,从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两三点,甘邦泽本及两旁街巷还是车水马龙,不失热闹繁华,喧嚣杂乱依旧洋溢着人气。听当地人说,附近的Pasar Pabean传统市场占地颇广,数十年来都是泗水最大的巴刹集市,泗水唐人街仍是印尼东爪哇和东部区域的各种土产品、杂货的集散地。

那么,王钦辉父亲王基财先生那一辈人,早期来泗水创业的时代,华人街区究竟是怎样的生活状态与市井风情呢?

年逾八旬的泗水 “美心”餐厅老板张树荣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不但烧得一手好菜,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笔名白衣人,人称泗水一怪。他写过一本《回首前尘万里》的回忆录,文笔精湛,娓娓道来,我捧读过后,如获至宝,对这位前辈佩服的五体投地。白衣人先生书中描述的唐人街旧日时光,如数家珍,详实生动,仿佛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了一幅历史风俗画,令人入迷。

现摘录几个片段,借此记述往事,其中一些景物,与我写作传记的主人公王氏家族密不可分。比如“凤德轩”古庙,就是1950年代在王钦辉父亲王基财先生主持下,率先垂范发动华侨筹资捐款,扩建到今天这个规模的。再比如书中提到的布赂、五金行当也都是王氏家族多年经营的事业。

我在这里一并向白衣人前辈表示敬意。

“那时节,Kembang jepun(甘邦泽本)大街的阔度只有现在的一半,很少汽车,交通工具大部分是脚踏车、三轮车、马车、牛车。傍晚就有专供逛街用的双马车。我母亲是佛教徒,但却是不虔诚的一族。我巷口就有一间很有名的古庙“凤德轩”,虽然近在仳邻,却只有在春节时才去上庙。春节期间,拖着我一跑就是三间庙宇,除了上述的“凤德轩”外,还有在Jl.Tepekong(现改为Jl.Gula)的“天上圣母”庙和在Demak区的“三保公庙”。最有兴趣是去“三保公庙”,要坐马车去的,算是去旅行了。那时的Demak区是一片荒野,在原野中的小路边只有一间唯一的小庙宇,与今天那一带的店铺林立,交通拥塞的情况则不可同日而语了。

1960年以前,泗水只有四所庙宇,凤德轩(Kampung Duku)、天上圣母庙(Slompretan)、风山古寺(Cokro Aminoto)、三保公庙(Jl.Demak)。我从小在Ka,p.Duku长大,对“凤德轩”自然更为熟悉,那是一间两进的庙宇,面积虽不大,香火却非常鼎盛,每逢初一十五,香客络绎不绝,春节、盂兰节、中秋节、神诞时更有途为之塞的热闹情况,轿车与三轮车之拥挤,几可与今日中华医院探医时间,门外车辆候客的情形相比美。庙宇对面的空地,也属庙产,那里有一个小戏台,每日上下午演手袋戏,唱白全部用泉州话,观众不少,我听得多了,从中也学到不少泉州话。

当年繁华热闹的泗水唐人街区。

泗水古庙凤德轩一角。

布赂、五金与黄金业


从红桥沿Kembang jepun往东行靠南的横街Slompretan,整条街都是布赂批发商,其中的名店有:路明、中联、中平、陈洪金、建义、经纶、印港等,当年布赂都是由外国输入,生意非常蓬勃,覆盖率达东印尼一带,战后十年间就从Slompretan展延至Kampung doro、Tjaipo、Bongkaran街一带,生意虽然蓬勃,但不良性竞争太大,坏账太多,造成更替频频。当年老店,至今犹存在的,只有路明和建义两家罢了。

泗水布赂商人才济济,也有高人雅士:如中平公司的林其铳先生,便时常与中联公司的老板,和名士林少琴先生、郑材栋老师等骚人墨客,假大四喜酒家楼头厢房,吟诗咏对,逸兴遄飞。

从Songojudan街中段向东转入Kalimati wetan街一带,都是战后兴起的五金和机器零件业。历史悠久的是远通号,战后新兴的有:嵩华、胜昌、国际、恒昌、林章阁、大路、大光、建隆等。业者全是福清人,他们克勤克俭,从旧货翻新,发展到新货输入。他们的团结力也很强,那时国内新移民南来的手续不难,有新来的乡亲,先收留在店内实习,然后集资为他成家立业。所以,战后短短十年内,五金业就由Kalimati扩展到Jl.Husia、Jl.dukuh、Kembang jepun东段一带,成为泗水商业之翘楚。

北区唐人街的衣食住行


在泗水北区唐人街(Jl.Kembangjepun)一带,也有许多裁缝店,大字号的有:香港、良友两家,中型的有:广华、新新、国民、时新、美丽、新青年、新时代、新生活。除了上述两家大的之外,一般上都是动员全家上下,联手合制的家庭式工业。后来,由于成衣工厂是相继长成,大大地影响了裁缝店的生意,再加上商业蓬勃,地价高涨,在60年代中期,已相继受到淘汰了。 

能与环境同步并进的是饮食服务业(菜馆)。当时比较大的有:大四喜、吉云居、南园。(南区有南昌),构成四大分雄的局面。较中型的有:苏记、容记、英记、闽南、新雅、天国、小乐天、小有天、启记、光明、珠江等。在食肆群中,取名不慎者当推在Pasean市场楼上的“天国酒家”,试问:谁愿意自动上“天国”? 所以,不久就关门大吉了。

 

四五十年代时期,人心敦厚,同行之间互通声气。话说当年的“四大酒家”:大四喜、吉云居、南园、南区的南昌。各自有其顾客领域,例如:大四喜的顾客多数是闽籍及客属人士,吉云居的顾客以蒲田、兴化和侨生(Baba)人士为多,南园是福清、福州人的天下,南昌是侨生Baba的世界。(但也不尽然,例如今天某天皇巨星级老板当年的婚宴,婚宴在南园举行,前一晚的试妆宴在大四喜设席)。经营手法也各有千秋,有的是走精细的,贵而不饱的菜式,有的是走大众化路线,各擅胜场,互有长短。

本文第二篇曾有提到日军占领时期的婚宴情况,战后,婚宴也由纯茶点进入到酒菜的境遇了。一般是每人一盘的宴会,四道菜一雪糕,讲究的就用圆桌酒席,那时燕窝、鱼翅、鲍鱼的价钱还很便宜,一般中等婚宴还用得上。大场面的筵席就租用Stasten剧场、T.H.R.大厦、青年大厦为礼堂。

 

花篮也回复用鲜花了,最特别的是:无论任何型式的婚宴,都有一个大的鲜花横牌(约4—5米宽),挂在酒家的门楣(回想起来实在很险,好重的花牌,只用三四枚钉子挂着,那有安全感?)。花牌里用鲜花砌上某某联婚的字样。有一回,很巧地凑成一对发人深省的句子:话说当年大四喜和吉云居是对门而立,相隔没有50米,同日两家都有宴会,分别挂出的花牌是“吴钱联婚”、“何府宴客”,谐音读起来是“无钱联婚,何苦宴客?”。 

说到“住”,北区所有小巷都住满了华人,富有的就聚居在Simolawang区一带,鸡犬相闻、守望相助,小巷春光,扬溢着无限温情,是真真的“远亲不如近邻”,与今日的新社区,仳邻见面不相识的情况,相去太远了,在这繁盛的华人区里,适应商场的需求,也是华人旅馆的中心,计有:华美、大千、共和、东安、巴领眼、自由、中华居、南洋居、平安栈、南洲、格兰、华侨、杭州、民生、中华、何里活等。(巴领眼和中华是战前华人江湖红粉女聚居处)。那时交通电讯都不如今天的便利,外岛和外埠来客非常多,所以旅馆的入住率,也时常呈现饱和状态。在诸多旅馆中,以“格兰旅社”为最著名,除了前庭有一个大停车场和花园外,里面还有颇华贵的会客厅和餐厅等,颇具西式酒店的气派。

战后的“行”,在一片蓬勃声中,货车代替了牛车,汽车(私家车)渐多了,马车渐被淘汰,而脚踏车是当年一般市民和学生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回顾那时期,有辆私家车确是不易,而司机的身份也水涨船高,与众不同。例如你请客,人客的司机也要另行招待,在狗比主人凶的惯性里,司机比老板更难应付。但有车一族之富人们,大部份都有与众同乐的美德,散席时他们的汽车成了送客的公车,非但毫不介意,反而引以为荣。至于朋友间的红白二事,更慨然借出座车应用,今日,可能此风难再矣!”

昔日泗水街头的小汽车。后面的房子具有典型中国闽南建筑的风格。

“曾经壮丽林家府,化作荒庄野鸽飞!”


当年泗水有名的华商“大头家”,还有一个名叫林姑娘的福清籍大亨,无人不晓。林姑娘其实是个男人,个子小小的,专做囤积居奇的投机生意,口碑不怎么好。林姑娘也经营五金,他的店很大,他有时住在椰城,泗水的生意就由他弟弟料理。印尼大松集团董事长白德明生前和笔者闲聊时,讲过他和林姑娘打交道的故事:

“有一次我去他的店,看到有很多麻绳,就从他弟弟手里买了20多吨。我是上午去的,这笔生意刚刚成交,林姑娘中午11点从雅加达打电话回来,告诉他弟弟椰城的麻绳涨价了,那批货先不要卖。他弟弟说已经卖给我了,林姑娘就在电话里把他弟弟大骂了一顿,我在旁边听到了,既感到庆幸又觉得好笑。”

因为林姑娘这个人不大讲诚信,免不了经常为生意上的纠纷和人吵架。他势力很大,脾气暴躁,家里还有一把手抢。白德明回忆说:“有一回我在他办公室和他争执起来,林姑娘耍威风,啪地一下从抽屉里摸出手枪,拍在桌子上。我也火了,抓起一把算盘也往桌上一拍:想怎么样?你有手枪我也不怕!看我那样高大,孔武有力,林姑娘也不敢过分,只好又放低声音和我谈。”

林姑娘心狠胆大,发财发到飞扬跋扈,在唐人街上趾高气扬。他还有一个令人所不齿的特殊爱好——最喜欢私通别人的老婆。

一般人家的太太,如果不小心叫他林姑娘看上了,花多少钱也要想办法弄到手,咳!这真应了那句老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但是这个不可一世的林姑娘,唯独对王基财毕恭毕敬,因为当他早期没钱没势的时候,曾经给基财当过五年的伙计。所以每年过春节,大年初一清晨5点,林姑娘必定前往老东家府上拜年,一点也不马虎。为什么?因为基财不仅曾经是他的老板,而且一直比他财雄势大,他不能也不敢得罪。

1960年的泗水市中心商业大街冬冲安。

苏加诺时代印尼经济搞的不好,市面上物质短缺。林姑娘每天叫人大量抢购紧俏商品,故意扩大供求矛盾,致使物价上涨,伺机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当然让政府很不爽,总想找机会整他。林姑娘见势不妙,就花大价钱买了一个英国国籍,摇身一变成了这个老牌帝国的公民,他心想,这下子你印尼政府能把我怎样!

不料,1963年印尼和马来西亚闹翻了脸,两国剑拔弩张就要开战。而马来西亚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与英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苏加诺总统对大马恨之入骨,捎带着对英国也不客气。如此一来,林姑娘买来的英国籍非但起不到护身符的作用,反而带给他牢狱之灾。林姑娘被关押在班房里蹲了两年,放出来之后大伤元气,一蹶不振。其家族生意从此没落,林姑于70年代娘黯然离世。他的孩子也不会做生意,坐吃山空,子孙后代亦不知所踪,只剩下加巴山大街(Kapasan)上的那座林家大屋——从前那么富丽堂皇、气势不凡,如今却是人去楼空长满荒草,令人嗟叹不已。

2017年4月,笔者于泗水加巴山大街拍摄的林姑娘家当年的大屋照片。

“曾经壮丽林家府,化作荒庄野鸽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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