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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经济观察:购买力、贫富差异,以及国家预算

2017年8月8日印尼罗盘报

印尼经济观察:购买力、贫富差异,以及国家预算

文:Mohamad Ikhsan Modjo(经济学家)

译:猫头

近几年,印尼已出现购买力下降和经济增长疲软的态势,这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内幕消息。这种情况值得我们认真审视,用来自一线的数据和事实去解释,并且向政策制定者传达,以期在后续的政策制定中逐步修正某些问题。

从一方面看,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宏观经济层面并不能简单的说成购买力下降。因为很多数据显示,整个社会的人均收入仍在增长,2014年是每年4192万印尼盾(约21000元人民币),2015年是4514万印尼盾(约22500元人民币),2016年则是4796万印尼盾(约24000元人民币)。

同样,消费在2017年总体来看也是呈上升趋势,尽管与2016年相比,增长的速度在放慢。印尼在2016年第二季度的消费增长速度是5.07%,第三季度放缓至5.01%,而第四季度则进一步放缓至4.99%,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2017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只有4.93%。

几个指标

另一方面,从微观经济层面进行的观察得出的结果说明,印尼社会的购买力下降是不争的事实。这可以从通过一系列数据看出。首先,两个主要经济部门的实际购买力在下降,分别是农业部门和非正式部门(非正式部门的意指十分广泛,多指微型企业或不受监管的经济活动,既可指发展中国家的沿街摆卖的小贩,也可指美国硅谷的小软件公司——译者注)。而农业部门和非正式部门是提供就业机会最多的两个部门,在全部的就业人口中分别占到32%和20%。

在农业部门,2016年6月到2017年6月,农民的实际购买力指数从101.47下滑至100.53。农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从2015年6月的每天38,130印尼盾(约19元人民币),下降到2016年6月的37421印尼盾(约18.7元人民币)和2017年6月的37396印尼盾(约18.6元人民币)。而在城市的非正式部门,以建筑工人的实际工资为例,从2016年6月的每天65997印尼盾(约33元人民币)到2017年6月的64736印尼盾(约32.3元人民币),下降了约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购买力的下降发生之时,正是近两年通货膨胀率最低的时候。

其次,大部分工人的实际收入下降的情况,通过零售行业的销售收入数据的下滑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印尼央行的零售指数,从2016年12月的218.0逐步下滑至2017年5月的214.3。最严重的下滑发生在汽车销售,从134.9下降至122.2。此外,通讯和信息设备的销售指数也从458.2下降至404.8。

房地产行业同样存在下滑的趋势。央行的数据显示, 2016年第四季度房地产销售需求指数为123.16,而2017年第一季度则只有122.28。在同一时期,房地产销售供应指数从3.47下降至2.52。

第三,有人说购买力的下降只是暂时的,还有人说销售指数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电子商务的兴起,很多传统销售业务正在向互联网销售转型,我认为这些说法是不值一驳的。不仅仅是零售数据在下降,在工业生产领域的各项数据也在下降,而生产领域是零售领域的上游,无论是传统销售还是互联网销售都包括在内,这充分证明零售数据确实在下滑。

在工业生产领域,一些行业的增长速度在放慢,包括纺织、服装、制药、造纸、印刷、汽车、机械等。在这些行业,2017年第一季度的生产指数与2016年同期相比,增速在放缓,而在纺织和制药行业,数据显示甚至发生了0.39%和0.16%的负增长。

购买力的下降会更进一步的影响到实际生产负荷。以纺织行业为例,2016年第一季度的实际生产负荷为78.51%,而2017年第一季度已下降至78.3%。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造纸和水泥行业,前者从72.58%下降至69.37%,后者从75.21%下降至73.26%。所有与生产相关的数据都在表面一个事实,社会消费的需求不足,而不仅仅是因为交易方式的改变。

第四,收入和购买力的下降同样可以通过对贫困人口数量的考察来证明。从2016年9月到2017年3月,贫困人口在增多,六个月内约有7000人坠入贫困线以下。不仅仅是贫困人口的数量,贫困的深度和程度也在加剧,分别从1.74升至1.83以及从0.44升至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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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异和预算政策

上述的一些数据清楚的表明印尼社会的购买力和收入正在下降。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事情实际已经发生,却被很多人当做是一种神秘的不寻常的现象。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条:一是贫富差异,二是预算政策。

在印尼,贫富差异可以用支出的基尼系数来衡量,目前是0.393,被认为是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如果改用收入来衡量,基尼系数可能要逼近0.50,这将被列为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

经济学认为,过大的贫富差距对经济发展不利,因为会导致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积累不足。这也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印尼社会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一直保持很低的水平,从2013年开始只有大约5%,而此前的年份曾达到10%。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反过来会影响收入的贫富差异。

贫富差异较大的现实,也能够说明为什么社会购买力下降在很多人看来难以理解。关键词是对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收入和支出的关注。按照人均每年4700万印尼盾的收入标准,实际上只有25%的居民实际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另外75%的居民的收入都位于平均线以下。

社会收入有下降的趋势,而消费却在稳步增长,这是为什么?贫富差距同样可以解释这个问题。收入下降的是社会中下层群体,比如农民以及小商贩,他们的购买力下降对社会整体消费规模并没有太大影响。

而印尼政府在最近三年采取的国家预算政策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国家的财政预算没有被当做社会收入再分配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工具,或者说这种作用越来越弱,而这本应是国家财政最需要发挥作用的领域。

相反,政府大量的削减财政补贴,这些财政补贴原本是社会收入再分配的有效途径,节约下来的资金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的日常开支。这些政策对贫困人口和准贫困人口造成了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和购买力多取决于政府提供的补贴。另外,政府的政策间接的造成了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税收效应

还有一些政策也在加剧这种影响,例如通过征税来增加国家收入,这种税收政策给人们的印象是强迫性的和无策略的,甚至带来了一些与政策制定者的期望完全相反的负面影响。这些税收政策让中产以上的印尼居民寻求银行存款以外的替代方式(李嘉图等价定理),这会消费增长速度放缓,并可能进一步影响经济的整体增长。

经济增长最终受阻,必然会对国家的财政收入造成不利影响,税收不能实现最优,甚至可能背离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这才是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可以看看最近三年(2014-2016)的政府财政收入,尽管政府采用了各种突破性的手段,甚至包括税收特赦,但是财政收入的增长只有区区3万亿印尼盾(约15亿人民币)。

在印尼,政府税收更多的取决于经济的增长,如果经济增长缓慢,那么一定会导致政府税收的低水平,反之同理。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一下税收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然后和经济增长速度进行对比,就可以清晰的明白这个道理。

因此,在这篇短文的结尾,作为建议,印尼政府必须将预算政策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和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工具,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现在政府推行的政策,虽然从形式上是说得通的,但是事实证明在执行阶段只会让局势更加糟糕。

如果错误的政策继续延续,将对经济增长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社会购买力会被进一步的打压,最终受影响的将是全体印尼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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