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号既然叫 丁剑印尼纪事 ，当然还是以讲述印尼的故事为主。今天相逢双休日，大家比较有空闲，那就再发一篇历史钩沉的原创文章，供各位有兴趣的读者消磨时间。
一
1965年10月1日，夜幕降临。
天安门广场华灯初上。
与往年国庆节一样，北京当天在此举行的庆典活动高潮迭起。白天，照例是声震大地的礼炮、威武雄壮的阅兵和山呼万岁的游行群众；晚上，照例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团员，还有五彩缤纷的焰火礼花……
同一天，在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也照例挤满了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英模人物、少数民族、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代表。
何隆朝此时也站在这观礼台上。不过，这一次他回国的身份不仅是归国观光的海外侨领，还是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政府访华团成员之一。几天前，应中国河北省省长刘子厚的邀请，印尼中爪哇省省长默达率领一个小型代表团来华访问河北，并到北京出席国庆观礼。与默达省长私交很好的三宝垄（中爪哇省首府）中华总会主席何隆朝，便被默达省长请来担任了他的访华顾问。
当晚8点半左右，何隆朝和默达省长等贵宾正兴致勃勃地观看焰火。突然，中国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杨公素和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名干部急匆匆找来，杨公素神色凝重地告诉他俩：“印尼国内发生了政变，陆军开进雅加达，控制了首都，社会上及官方舆论都说正被镇压的“9·30”事件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苏加诺总统可能已处于无权的地位。”
两人一听，大吃一惊！面对眼前的狂欢情景，遥想雅加达镇压政变的流血屠杀，巨大的反差在他们脑海里一时竟难以翻转。
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仍在兴高采烈地仰望礼花绽放的夜空，他俩没有声张，但再也无心看焰火了，只是低着头暗自焦灼。
1965年10月1日晚，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国庆焰火。（资料图片）
印度尼西亚这突如其来的事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自六十年代初印尼发生排华遣侨事件之后，中国和印尼的关系曾一度冷淡，但很快又因两国共产党之间愈来愈亲密的催化作用而不断升温。特别是对于政治上较为亲华亲共的苏加诺总统，中国不仅有求必应，而且大事小事主动帮忙，有时候简直热心到了无微不致的程度。
1963年，苏加诺发起搞了一个新兴力量运动会，以对抗将于1964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18届奥运会。邀请新兴力量国家——所有二战后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参加。苏加诺一发号召，中国立马响应，并且非常仗义地告诉印尼，参赛各国运动员来印尼的旅费，需要帮助时，中国替他们出了。运动会由印尼办，但一切运动用具，甚至连印尼运动员的用具都由中国制作包办一切。
当时，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和约多已加入政府内阁，分别被苏加诺总统任命为统筹部长与国务部长。他们支持中共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在中国与苏联吵架翻脸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共一边。中国亦投桃报李，不仅给反帝、反殖的苏加诺总统以大力支持，而且对印尼共也给予多方面的支援。
那个年代，东西方两大阵容互相叫板，相互骂大街，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国际上的意识形态之争，差不多到了白热化程度。
1965年9月29日，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记者招待会。时任副总理兼外长的陈毅元帅，戴着墨镜出现在300多位中外记者记者面前。他笑眯眯地开玩笑说：“你们要警惕，你们每个人都要很警惕啊！你们到这个地方来，存在着被洗一次脑筋的危险。”大家一阵哄笑，会场气氛顿时活跃。可是在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陈毅便开始炮轰美国：“美国穷凶极恶，欺人太甚！欺负中国，欺负越南人，欺负柬埔寨，欺负印度尼西亚……”然后突然发飇：“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让帝、修、反一起来吧！他还说了这样一段话：“极而言之，四面八方的反动派都来进攻中国，中国人民也有志气和胆量来对付。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朱德、宋庆龄、陈毅等中国领导人与来华访问的印尼总统苏加诺谈笑风生。
不过，陈毅慷慨激激昂讲这番话时，丝毫没有料到，仅仅两天之后，他所声援的印尼，便发生了一连串局势反转再反转的巨大变故。
从1962年开始到1965年10月份之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又变得非常热乎，人员往来也格外频繁。1965年9月下旬，应邀来华参加国庆观礼的外国客人中，除何隆朝他们这个中爪哇省访华团，印尼官方各个层面的代表团共有16个之多。
1965年，一个由印尼总统亲自派出的文化艺术代表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访华首场演出时的合影。
何隆朝与默达省长一行是在国庆节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30日下午，结束对河北省的友好访问，从天津（当时河北省会设在天津）乘火车返回北京的。
军人出身的默达50来岁，出任中爪哇省长之前，曾是印尼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准将。他这次到中国，受到各方面热情接待，宾至如归，如沐春风。默达心情很好，一路上都在眉飞色舞地和随行人员他们说说笑笑。而何隆朝又回到祖国，自然倍感亲切，再加上他此行也为中爪哇与河北省政府之间的交往出了力，更觉十分欣慰，其愉快心境就像中国北方此时的天空——秋高气爽，万里无云。
当晚，何隆朝与默达省长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中国政府举行的国庆宴会，又观赏了精彩的文艺演出。回到下榻的北京饭店时夜色已深，他和默达等人互道晚安后各自回房休息了，连日奔波应酬，不禁又困又乏，大家一躺下便进入梦乡。
1965年前后的何隆朝先生。
就在这天深夜，当何隆朝在北京沉沉熟睡的时候，他的侨居之国——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悄然发生了一场改写该国历史，同时震惊世界的“9·30”事件。
1965年9月30日印尼时间晚上11点整，在雅加达以南10公里处的哈利姆空军基地，苏加诺总统警卫部队一位名叫翁东的中校营长，指挥着7辆满载士兵突击队员的卡车，兵分7路扑向城内印尼陆军总部7位将领的私人住宅。
凌晨刚过，这些突击队员用匕首干掉将军门前的哨兵，一窝蜂闯入将领们的府邸。帕尔曼少将、苏普拉普托少将和苏约托中将未及抵抗就已被捕。包括陆军参谋长尼亚在内的另外3名将军因掏枪反抗被当场击毙，只有第七名将领纳苏蒂安上将在听到一阵枪响后，急忙跳墙跑到伊拉克大使馆而逃过一条性命。但纳苏蒂安最疼爱的小女儿淑雅妮却死在突击队员的枪下，因为这个缘故，纳苏蒂安在日后协助苏哈托进行剿共时，其性格中的蛇蝎成分便犹如破堤的洪水，汹涌而出；他和同样冷血的苏哈托，以百倍的疯狂，指挥屠杀了50万以上的印尼共产党员和大批华人。
首战告捷，政变的突击队员开车返回哈利姆，欢呼跳跃，喊口号和唱党歌，并把被俘的将领关进鳄鱼洞后又一一杀害。与此同时，另外的一些政变军人占领了广播电视台和电话局，翁东中校领导的士兵以飞机场为基地，仿佛已经胜利在望。
翁东中校和这些忠于苏加诺总统的警卫部队，为何要针对上述陆军将领发动这场袭击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还得从苏加诺越来越支持国内左派共产党说起。
万隆会议召开后，苏加诺曾于1956年、1961年和1964年三次访问中国，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渐渐受到了共产主义的影响。60年代初，苏加诺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治国概念叫“纳沙贡”(NASAKOM)，即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和共产主义三种势力同共掌握国家政权。苏加诺总统的这个计划，其目的在于借助印尼共产党的力量，打击帝国主义和印尼右派。在苏加诺看来，“纳沙贡”最有生气的部分是共产党。这个党在艾地的领导下，由1950年的不足1万人发展到拥有300万党员，成为全世界仅次苏共和中共的第三大共产党组织。
上图：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
下图：上世纪六十年代印尼共的支持者举行示威游行。
苏加诺认为，印尼共是“革命的光辉”，是取得“社会主义和一个繁荣社会”必不可少的力量。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我爱印尼共产党，把他看成我的兄弟，如果他牺牲了，我将会感到好似失去了一位可爱的亲友。”
苏加诺的上述言行很快引起了印尼右派和陆军的强烈反对。但他仍然决心实行下去。1962年，苏加诺把印尼陆军的象征纳苏蒂安将军晋升为武装部队参谋长，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兵权。他还在陆军中推行了几项政策，如实行政治委员制，培植其他兵种如空军、海军和警察部队对陆军的独立性，孤立和打击陆军；同时建立工农民兵组成的“第五方面军”。面对苏加诺总统在陆军中的改革，印尼陆军已怒不可遏。总统与陆军的矛盾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到了1965年5月，印尼开始到处流传陆军要谋反的消息。印尼共产党报告说陆军中存在一个秘密的“将领委员会”，他们企图推翻现政府，迫使印尼航程向右转。
不久，苏加诺卫队的翁东中校也获悉了“将领委员会”的阴谋。于是，这位对共产党有好感的警卫营营长便联络其它左翼军官，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武装行动，于9月30日夜晚绑架陆军主要领导人，保卫苏加诺总统，使预谋的政变胎死腹中。①参见金城出版社《世纪档案》 “印尼‘九·三○事件’始末”
10月1日早上7点，翁东中校在其占领的印尼广播电台，发表了领导的“9·30运动”的声明。声明谴责“将领委员会”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下的政变阴谋，宣称“9·30运动”是“鉴于陆军最高干部将组织将领委员会以便发动政变，我们特地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
但是，不到一天时间，形势又急转直下，翁东等人发起的“9·30运动”很快失败，以铁腕手段严酷镇压这一事件的人，正是在三宝垄时与何隆朝有过交情的“笑面将军”苏哈托。
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焰火联欢晚会结束了，默达与何隆朝一行连忙回到下榻的饭店。在房间里，默达对他说，“何兄弟，你可以晚几天再走，我是省长，不可能不牵扯到政治问题，所以必须马上赶回去。” 接着，海军将领出身的默达又忧心忡忡地说：“我是亲共的左派，现在反共的陆军上台了，我到了雅加达，恐怕凶多吉少！”
第二天一早，默达省长脱下西装，特意换上那套扛着准将肩章的军服。他冲何隆朝笑了笑，说，我穿军装回去，雅加达的士兵可能还不敢把我怎么样。
当时，中国和印尼之间还未开辟空中航线。因默达和在京的印尼其他代表团的十余位部长级官员急于回国，中国方面就安排他们坐飞机先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再转机飞往雅加达。
与来时一样，何隆朝在几天之后也动身前往广州，准备经由香港坐船回去。
二
现在有必要评述一下苏加诺总统，以及遭至惨败的印尼“9·30事件”。
所谓“9.30事件”（Gestok）是指1965年9月30日起，在印尼发生并持续一年时间的血腥事件，这一事件中许多谜团至今仍扑朔迷离。
事实上，对于翁东等人策划实施的上述“保卫总统” 方案及行动，苏加诺本人并不知晓。有资料记载，就在翁东指挥部队发动袭击的前几个小时，苏加诺总统还在雅加达体育场激情澎湃地向群众发表演说。演讲结束，他心满意足，笑嘻嘻地拥着第四个妻子——年轻美貌的日本夫人黛维，前往史利比区的豪宅过夜去了。
苏加诺是一位天才的演讲大师，说起话来声音悦耳，充满感情，对人民极具诱惑，演讲时可以轻而易举地令听者与他一起狂呼高叫，号召群众的本事举世闻名。他自己对演讲也无比酷爱，据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回忆说，60年代初，印尼刚开始向苏联要求援助时，他原以为苏加诺会要些食品或者武器。但苏加诺一开口就要求赫鲁晓夫资助建设一座巨型体育馆，因为苏加诺迫切想要的是一个能不断举行群众大会的场所，——好让他酣畅淋漓地发表演说。
苏加诺还是一个内心狂热的革命家，他在演说中曾经这样说道：
我被革命迷住了，完全被它融化了。它那浪漫主义色彩使我发狂，使我着魔……几乎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里，革命在兴起，革命的火焰熊熊，革命的雷声隆隆……来吧，兄弟姐妹们，把那熊熊烈火煽得更旺吧，让我们大家都变成木头，投入革命的烈火吧！
然而，苏加诺虽然口才了得，具有超凡的领袖魅力，但却不是一个治国高手。他激情洋溢，却不善务实，做事喜欢别出心裁或灵机一动，所以他当总统期间，印尼国内经济一直搞上不去，又在军队树敌不少。这样，他一方面人气很旺、威望崇高，另一方面在政界的位子却始终不太稳固。
多才多艺、洋洋得意的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
10月1日早晨6点半，苏加诺醒来以后，仍像平常一样驱车赶往总统的官邸——独立宫。在路上，他从无线电广播中得知发生了事情，陆军正在集结。这时，他听说独立宫附近有军队在活动，于是决定暂不去总统府，而改道哈里姆空军基地。上午9时，苏加诺总统坐直升飞机到达哈里姆。在那里，他见到了印尼共总书记艾地，空军司令达尼上将等人。
有人认为，进入哈里姆空军基地是苏加诺在事变中所犯下的一个最大错误。因为那里正是“9·30运动”指挥部。身为总统，一听到消息就马上和这些绑架杀害陆军将领的事件策划者凑在一起，很难不让人感觉到他有意包庇纵容此事。这也成为苏哈托后来推翻他的一个把柄。
而事件指挥者翁东中校也有一个最大疏忽，那就是忽视了苏哈托少将的力量，没有把这个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列入绑架名单。
关于这位后来给印尼带来经济繁荣——却使其家族飞黄腾达、腐败惊人的大独裁者苏哈托将军，1998年下台至今，人们对他争议不断。但无论如何必须承认，作为政治家，其老谋深算的城府，远比苏加诺总统深得多。现在看来，“9·30事件”指挥者翁东和他的上级根本不是苏哈托的对手。李光耀曾这样评价苏哈托：“根据我的观察，苏哈托同苏加诺总统恰恰相反，是个谨慎细心、思想缜密的人。他性格内敛，纵有勋章无数，也从未以此哗众取宠，四处炫耀。虽然态度谦卑友善，他却有顽强不屈的意志，决定要做的事，就不容任何人反对。”
苏加诺一度对与苏哈托相当器重，但没有想到这个满脸笑容的将军会成为他的克星。
后来也有人披露，“9·30”那天晚上，苏哈托本来也是在劫难逃的。但是他有个非常亲密的朋友是一位精通占卜的巫师，据说，9月30日晚上，巫师曾向苏哈托提出忠告，凌晨两点之前不要回家。如果回家，将会大难临头。于是，他就到郊外到河水汇合的地方做礼拜去了。而这个时候正是“9·30运动”发动政变逮捕陆军将领的时候。不管怎么说，苏哈托由于不在家而幸免于难。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多人都看在眼里。苏哈托用武力迅速镇压了共产党和左翼势力的政变，实权在握，并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9·30运动”爆发12天后，其领导人翁东中校被捕，送到法庭被判处死刑。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从哈利姆逃往中爪哇古城日惹后，也于11月22日在军方的一次追捕中被打死。
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也因包庇和支持此次政变而大权旁落。
1967年3月7日，在陆军的压力下，苏加诺总统被迫同意苏哈托任代理总统，而他仍保留总统职位。但军方对此仍不满足，1968年3月27日，他们逼迫苏加诺逊位，苏哈托正式担任印尼共和国总统，从而开始了他对印尼共和国长达30余年的铁腕统治。
1970年6月21日，郁郁寡欢的苏加诺在软禁中溘然长逝。
多年以后，中国官方出版社出版的有关著作对这一事变做出的评价是：
翁东中校领导的“9·30运动”，是一次没有人民群众支持的冒险行动。这次行动受到了苏加诺总统的鼓励，印尼共产党也不明不白地卷入了运动之中。但这次行动却落入了印尼陆军预先埋下的圈套。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苏哈托利用这个事件扩充了自己的实力，使自己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再说已经从北京南下，取道香港准备返回印尼的何隆朝。
他记得，自己大约是10月10日左右到达深圳的。当时的深圳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镇，因紧靠香港，所以建国后此地一直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罗湖口岸。那天中午，何隆朝踏上罗湖桥正要出关，边检站负责在护照上盖章的警官把他拦住了。
“何先生，请跟我来。广东省侨办有一位同志昨天就来了，专门在这里等你。”
边检警官十分客气地带他走进一个房间，那位广东侨办的干部马上过来对何隆朝说：“何先生，国家侨委和中联部昨天打电话来，让我们紧急通知你暂不要回印尼。这几天印尼政局变得厉害，全国正在搞反共反华活动，军警到处逮捕共产党人，很多华人社团领导也被抓了。你是爱国侨领，现在回去很危险，上面让我们征求你的意见，看你是否愿意在广州住一段时间再说。”
何隆朝听罢，沉重的心情又添了几分感动。他认真地想了一会儿，对那位广东的侨务干部说：“谢谢中央的关怀！我考虑还是马上到香港坐船回去。这时候，我如果不回去，三宝垄中华总会有好多事情不好办，那里有一些华侨处境更危险。再说我的太太和孩子也需要我。”
“上面交待过，要我们尊重你的意见。毕竟你对印尼情况更熟悉。你如果回去，千万要多加小心！现在是非常时期，首先要想办法保护好自己，那样才有可能保护别人。”说到这里，那位侨务干部不由紧紧握住何隆朝的手，又很动感情地说了一句：“不论印尼发生什么变化，我们祖国党和政府的心都和你们海外侨胞的心连在一起！”
1974年，何隆朝在北京八达岭长城。
何隆朝的眼圈也红了，他用力点点头，连声说，“谢谢，谢谢！我们的心也永远向着祖国！”
当天下午，何隆朝告别了广东侨办的同志，通过罗湖海关来到香港，并于次日登上了开往雅加达的轮船。
他无法想象，此时正血雨腥风的印度尼西亚，等待他的将是怎样一种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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