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人们好像越来越喜欢怀旧了。
比如笔者本人，因长期从事文字工作，从青春年少到油腻中年，想象力已大幅退步，不再追寻当年做梦的幻想，所以愈发对一些老旧景物和陈年故事感兴趣了。这种症状，其临床表现为：不仅爱回忆自己经历过的旧日时光，而且连那些年代久远，我完全没有见识过的前尘往事（比如有关印尼华人的历史），也是情不自禁怀念不已（这里可能用词不准，但也想不出更恰当的词汇）。
我为什么喜欢往后看呢？
还有一个原因，这十几年来，我一直为上年纪的华商前辈写传记，所记录的，多半是印尼华人社会的历史云烟。在这个过程中，我本人也渐渐年华已逝，岁月老去。正所谓：浮生半世无人知，浪迹多年何处去？再加上“尘缘多纷扰，寸心意难决”，不知不觉，便免不了发出今不如昔的感叹。
这或许就是一种自然规律，我凡夫俗子一个，如何能够超脱！
好了，我先闭嘴——再唠叨这些人生如梦的废话，就变成叫人起腻的鸡汤文了。
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印尼华人几十年前的市井生活，再往前回溯，也有一些荷兰殖民时代与日本占领时期的趣闻轶事。
百年老店“德胜号”与早期椰城华侨大户廖家往事
2007年，笔者为印尼太极气功协会（PORPI）的创始人和主要推动者廖展远（印尼文名字：詹德拉·赫拉瓦蒂·维加亚TJANDRA HERAWATI WIDJAJA，不过大部分华人都叫她展姐）写了一本传记。
展姐属鸡，生于1933年，是椰城土生土长的客家人，祖籍梅县松口镇，能说一口地道的梅县客话。我跟她其采访的时候，展姐已75岁，仍坚持每天清晨4点起床，5点就驱车赶到史纳延体育场，为几百名印尼人教授中国太极拳。
廖展远（1933—2015）。图为时年75岁的展姐仍然英姿勃勃，在雅加达史纳延体育场带领印尼太极运动爱好者练习太极气功操。
我那时和一位哥们兼摄影搭档小孟住在展姐家里，每当跟随展姐奔忙一天，回家吃过晚饭，小孟去房间玩电子游戏了，我就坐在餐厅陪展姐聊天，柔和的灯光下，听老人娓娓讲述着过去。
廖展远的祖先，住在梅县松口“到车村”。村民以廖姓人为多，而廖氏族下南洋的历史可谓悠久，在展姐出生前上溯四五代，还是满清统治，其太公先祖便已从火船码头登船离乡，南渡印尼。
那时梅县的华侨，都是通过“水客”或亲朋好友帮带到海外的。他们矿山、工厂做苦工，有的替荷兰人修铁路，或者在橡胶园里种植橡胶。
也有聪明勤奋的客家人，后来在积攒了本钱自己开店做生意，并渐渐发迹成为殷实富裕的工商业者。廖氏太祖父属于头脑灵活、善于打拼的老一辈，他在当时荷印总督府所在地的巴达维亚（即雅加达）华人区WARUNGTINGGI，开了一间TEK SUN HOO咖啡加工厂，中文叫“德胜号”，并代代相传。
在种植咖啡的亚洲国家中，印尼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其境内共有中三个大岛：爪哇、苏门答腊、苏拉维西出产全球最重要的咖啡。17世纪中页，荷兰人就把咖啡树带到了爪哇。18世纪，印尼已经成为咖啡的主要生产地，所产的优质阿拉比卡咖啡几乎全部供应给欧洲。廖展远前辈所开的咖啡厂，即是靠加工这种优质的“德胜号”阿拉比卡爪哇咖啡豆而创出牌子的。它有一种浓郁的芳香，酸度较低，口感润滑，与摩卡咖啡拼配在一起，所造就的TEK SUN HOO咖啡，成为顶级咖啡的代名词，至今在椰城妇孺皆知。
1938年雅加达（当时叫巴达维亚），廖氏咖啡工厂“德胜号”庆祝成立60周年的纪念照片。
1933年廖展远出生时，廖氏咖啡厂已是巴城同行业中最有名的一家。
“哇嘟！我父亲工厂生产的咖啡味道实在很好，喝了会使人上瘾！工厂除了做咖啡，同时也经营罐头生意，后来父亲把它交给我的弟弟掌管，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兴旺的。”
百年老店“德胜号”咖啡招牌。
廖氏一家虽然很早就来到印尼，但和祖国故乡的关系却从未中断，其后代子孙曾有多人被送回中国读书求学，这似乎成为廖家的一个传统。比如，廖展远的父亲当年就曾在汕头买了一座大房子，把两个儿子从小安置在那里上学，接受中华文化教育。
实际上，从廖展远的祖父那一辈起，廖氏后人已有了印尼血统，廖展远的曾祖父娶的是一个印尼姑娘，曾祖父把她带回中国，先后生了9个孩子。其中一个男孩就是展姐的祖父廖心尧。
廖心尧天资聪颖，长得清秀俊朗，一表人才。他虽然是印尼妈妈生的，可是长大了，却不愿意讨印尼人当老婆，甚至也不想和土生土长侨生女孩子结婚，而是一心要娶中国的姑娘。他回到松口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便称心如意地娶了一位名叫梁对妹的客家女子为妻，然后又把她带到印尼。
印尼梅县华侨廖心尧先生（中）和友人摄于1918年。
祖父与祖母在印尼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廖天雨，即是廖展远的父亲。受父母影响，廖天雨到了十八九岁，他也返回中国娶了一个太太结婚成家。
此时，祖父廖心尧在雅加达工商界已经是有影响的人物。他不仅拥有咖啡工厂和店铺，还在哈亚普鲁（HAJAM WURUK）大街的一条巷子里购置了一大片几十间房子，除自家老小和公司雇员居住，其余的都租给别人开店或住家。
在廖展远小时候印象中，祖父是个讲究生活品位的人，外表洋派，穿西装、戴礼帽，总是衣冠楚楚，一丝不苟。她曾听父亲等长辈说过，早年间没有汽车，祖父出门时，乘一辆双马并驾的四轮马车，前轮较小，上面有一个红金丝绒的驭者专座，后面两个轮子比较高大，车厢采取悬挂的方式，用弹簧片与车梁上的一块铜板相联，以减少颠簸。他把这辆专用马车打扮得漂亮而又豪华，顶棚是真皮缝制的，车厢里全部是用天鹅绒装饰铺设的，祖父坐在车上，就像一个欧洲贵族那样很有些矜持的风度。
用给孙辈取名的方式，盼中华祖国强盛
那时候廖家是个非常热闹的大家庭，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叔叔婶婶及一大群孩子——此外还有从20多个从中国家乡请来的店员（都是松口乡下的亲戚朋友），全部50多人都在一个锅里吃饭。祖父是大家长，说话很有权威。他的国学功底很好，也有现代意识，虽外表洋派，但内心深处却渴望当时积贫积弱、受尽欺侮的中华祖国，有朝一日强盛起来，让海外儿女扬眉吐气。于是，他把自己的这种愿望，以给孙子孙女取名字的方式体现出来。
展姐父母刚结婚，祖父便提前定下“文明进展，世界称雄”这八个字，并按廖氏下一代人的“远”字辈分，为未来的孙儿孙女取好了名字。孩子接二连三地出世了，祖父按部就班对号入座，一一为孙辈命名：老大文远、老二明远、老三进远，以此类推，以下分别是——展远、世远、界远、称远和雄远。
廖展远的父亲为人随和，平常喜欢和孩子们说说笑笑，好象朋友一样。只是一家人在饭桌上随意闲谈时，父亲定下的规矩是：一定要孩子们都讲客家话，如果谁在说话时夹带着印尼话，父亲就会用客家话骂上一句：“半桶番！”
早期下南洋的华侨大都目不识丁，一旦站住脚之后，他们要做的头一件事，便是让自己的子弟学习祖国的文字和当地的语言。因为只有掌握这两把钥匙才能打开两国的大门，能够长期生存和发展。廖展远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那个时代华侨中少见的饱读之士，所以更加重视他们兄妹的教育问题，廖家是办厂的，家道殷实，男孩自不必说，女孩也不例外，廖展远和姐姐以及妹妹皆从小便被送进华人开的幼儿园，然后小学中学一路读上去。
1950年，18岁的展姐自雅加达中华中学高中毕业。
2007年，我的同事小孟在廖展远家楼梯上，为时年75岁的展姐拍摄了这张穿印尼巴迪克衣裙的盛装照。2015年，展姐在雅加达逝世。
那时印尼客家人的年夜饭
廖家是印尼客家人，一向重视中国的传统节日。虽然印尼365天都是夏天，一年只有旱季和雨季，并无春夏秋冬之分，但华人还是要过中国的节日、端午、中秋和春节，而且非常讲究。
广州有一位名叫张茂荣的梅县籍客家人，是印尼归侨和雅加达巴中校友，上世纪五十年代回国定居。张先生文笔很好，曾在文章里描述过一幅那个时代雅加达客家华人的生活风景画，读来令人津津有味。
一到过年，客家主妇下厨主理的年夜饭菜肴，少不了经典的白斩鸡夹火腿、霉菜扣肉、焖海参”、咸菜猪肚汤”、猪肉炒唐山蒜等。
唐山蒜是过年前在唐人街班芝兰的年货夜市(Pasar Malem) 里的“章长盛” 铺头买的，是地道的中国北方产的大蒜，加些黄酒炒出来喷香而嫩滑，味道醇厚。那时，在班芝兰一连三晚的Pasar Malem热闹非凡，人头涌涌，叫卖声此起彼伏，平时看不到的年货充斥各摊位，尤其是当地人称之为Kuwe Cina的“甜粄” 即年糕，人们购买时几乎不用讲价，老人们说：一年一度，过年不讲价，让大家都开心。
大年初一、初二、初四除了去拜年(初三是“穷鬼日”不去拜年)外，就放爆竹、看电影，到“快乐世界”玩，当然最有劲的是看舞狮，常常跟着震人心弦锣鼓声的醒狮队到处跑，回来后，几个同龄人就捏起拳头，围着一张忘了是谁家门前的破桌子，把桌面当鼓面，一起学着醒狮队的鼓声用拳头击打起来，相互提醒击打时的轻重缓急，却也击得有板有眼，直到围了不少人，击得满头大汗、双拳通红！大人也不干涉，还拿出一大碟热腾腾的“煎甜粄”犒赏孩子们。
那时，常有一队队当地人组成的“荷兰吹” 乐队(Tandji)，荷兰人曾统治印尼300多年，那时，人们常把“荷兰”作为“西洋”的代表，因此，叫洋鬼子为‘荷兰鬼’、马铃薯为‘荷兰薯’、 而洋乐队 就叫‘荷兰吹’了。乐队里有提琴、小号、大号、大鼓、钹，甚至黑管，趁新年挨家挨户吹奏同一个曲子讨赏，因此吹奏得相当和谐。事隔半个多世纪，都还记得那首年年吹奏的欢快曲子。也常有人背着“竹筒乐器”(Angklung) 挨户表演，那Angklung摇出的阵阵竹筒音乐，会使周围万籁皆寂，令人心旷神怡。”
这是一张印尼原住民画家创作的华人街区的风俗画，画中描绘的是雅加达班芝兰草埔一带华人早年居住的地方。靠近河边的房子和店铺多为中国南方风格的建筑，有两家店铺的招牌上用汉字写的是华人老板的名字：方孝宗、莫法奎。另一间店铺的山墙上写着“恭候”二字。
廖展远父母的家离班芝兰不远，所以张先生描写的上述情景，展姐当年也都经历过。
她们这一辈老椰城华侨都记得，当时班芝兰街头最高的建筑物是“中华中学附小”大楼。常有一位名叫孙兰馨的山东大汉，每到下午就在中华中学附小楼下，把各种自己炼制的跌打膏药和药丸摊在地上，敲起铜锣，引起一群路人围观，而后表演相当精彩的小魔术和小杂技。等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就抽出一条约1米长，1至2公分厚的铁尺，往自己左肋猛击七、八下，击到铁尺弯曲，左肋通红，有时还有一些血迹。接着把沉重的铁尺“咣当”一下扔在地上，以此证明那是真铁尺无疑。然后取自制的膏药贴在通红的肋下，加服一粒自制药丸后，才开始宣传叫卖他的膏药和药丸。那时，在印尼的有些山东人，敢一个人单抢匹马，用一根丈量布匹的长尺 ，挑背着一大捆各种布料，到印尼的偏僻乡村走街穿巷叫卖，因为有一身功夫，从来不怕给人抢劫，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融洽的很。
展姐娘家是个有50多人吃饭的大家庭，过节准备吃的东西，数量之大，非一般小户人家所能想象。比如端午节包棕子，祖母、母亲提前好几天便协同指挥佣人和孩子们轮番上阵，一起动手，单单棕子里面包的肉就要买上30公斤。 廖展远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过年时做年糕，母亲很勤俭，家里虽然有钱，也不让上巴刹买现成的。年前一个多月就要买糯米，一买几百斤，洗了，糯米要自己舂。煮好黄糖，还要阿展和姐姐两个人揉，揉得两个拳头都是红红的，谁也不敢偷懒，因为阿婆说了，小孩子谁不干活，做好了就不给谁吃！
“连着3天，要做100多块脸盆大小的年糕，做出来还要放上蒸笼蒸14个小时，很大的锅，躺个人进去都可以，笼屉十几层往上摆，还要不停地烧火。最辛苦的是，蒸好了，年糕取出来很烫啊！要即刻泼上凉水用手使劲拍打，因为打了以后年糕才发亮，看起来好看。”
六七十年前的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历历在目，那么真切，展姐因此感叹：“那时候的孩子多么勤劳能吃苦，哪象现在华人的孩子，不管家庭怎样，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啊！多么享福！”
日据时期的苦日子，也有认华侨当老爸的日本军官
1942年1月，日军南侵印度尼西亚，先占南苏门答腊，再占加里曼丹、苏拉威西等外岛。3月1日，日军各部队分别在爪哇岛的三个地点登陆，只派了一个师团兵力便席卷爪哇全岛，5日攻占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8日攻占苏腊巴亚，9日攻占万隆，盟军投降，爪哇岛全部沦陷。在各地登陆的日军司令官，操控印尼人的生杀大权，凶恶的日本人一来，华侨和印尼当地老百姓原本平静祥和的生活被彻底打乱，陷入恐怖和饥寒交迫的深渊。华侨的命运，亦因地而异。
印尼文友戊草在其《少年往事》一文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日本侵略者登陆爪哇岛之前，统治印度尼西亚的荷兰军队已经先行撤离，当时我才七岁，在西爪芝加冷小镇，亲眼看到满载武装军人的大型运兵车，一辆接着一辆在通往巴城（雅加达的旧称）的公路上行进，轰轰隆隆的汽车引擎声，连续闹了整整两天，公路上扬起滚滚红尘。在大路两旁围观的印度尼西亚人都喊着：Konpoi! Konpoi！后来念高中时，才知道那是从英文的Convoy演变而来的印度尼西亚文外来语。中午时分，Konpo还一连串地停下来，让官兵下车，每人手里捧着罐头食品在树阴底下就餐。我跟着胆子大的孩子，走到那些官兵前看他们进食。记忆中他们显得沉默，可能是因为日寇大兵压境，他们奉命撤退的缘故。他们偶然看着我们，有的还从口袋里摸出几颗糖果，发给我们这些孩子。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蓝眼睛、高鼻子、面色通红的荷兰军队。回到家里，给大人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大人说现在时势很紧张，日本鬼子要来了！
不久，日寇真的来了！他们使了奸计，故意在荷军撤走后不登陆，让印度尼西亚各地处于无政府状态多日。其实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挥军南进前，就已派出许多装扮成商人、教师、医生等特工，在印度尼西亚各地详细了解地理、交通、防务、政治等情况，包括华人社团、学校和媒体的情况。日本特工在日寇登陆前还鼓动各地的印度尼西亚暴徒，乘无政府状态之机，对华人进行抢掠、杀戮，并把华人的房子拆光、烧光。”
另一位万隆华侨林扬陈先生，也在其自传体小说里，记录了日军占领万隆期间的亲身经历：
“日本鬼子在万隆，强迫行人一见到他们必须立刻停下来弯腰鞠躬，许多人出门最恐惧的是，如果忘记向日本兵鞠躬致敬，就会惨遭毒打甚至丧命。有一次我在日军警备部门口亲眼看到：
一个中国男人从前方骑着一辆脚车过来，他在车上向那个日本兵弯腰鞠躬。因为脚车的扶手比较高，鞠躬不能做到九十度，就被那个日本兵用枪托打下脚车来。那人从脚车上摔下来时就在地上不动了，从他头上爆出血来。那个日本兵还用穿着军靴的脚踢到他翻了几翻。
日据时期，因为日本人把印尼市面上的布料都抢走了，即便是以纺织工业著称的万隆，大家也被弄到缺衣少穿。不论是印度尼西亚土著，或者是穷苦的华侨，因为没有衣服穿，就用装米的麻袋，做成简单的上衣，或者下裙围在身上御寒。”
不过，日军这支最凶残的队伍里，也有一些人情味浓厚的性情中人。
比如，展姐有一位廖姓堂兄，已故老华侨廖世承先生，曾用颇具韵味的半文言，记述过这样一件事，我用大白话稍加改动，现呈现给各位品读：
“日本侵爪时期，在重重搜括之下，商业受了摧残，市场窒息，十分冷落，乃大开赌禁，想藉此繁荣市面。那时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老巴剎有一间赌馆，华人阿明伯是股东兼经理，阿明伯原有生意在班芝兰，日军来后，无可经营，才和几位友人共设赌馆，每天由城区坐马车到老巴剎馆中上班，一天下午，阿明伯生的马车将到老巴剎之际，忽有日本浪人数名，赶乘电车不及，强欲搭阿明伯的马车，阿明伯甚是不愿，又不敢拒绝，正在为难之际，浪人身后突转出一名日本军官，喝令浪人不得骚扰老人家，当街予以训责，此时马车已转入巷中，原来赌场已经到了，阿明伯匆匆入内，免惹事端。
不久那位日本军官也进入馆内，馆中人颇感慌张，阿明伯赶忙叫伙计招待贵宾，不料那位日本军官向着阿明伯连呼爸爸，十分亲热，搞得大家莫名其妙，阿明伯尤其错愕，不知所措，旋即看到该军官意识而和蔼，始稍宽心。军官稍识汉文，据他自述:“本人离家十多年，闻知老父去世，子欲养而亲不待，实怀皋鱼之痛，刚才在路上望见阿明伯与我父亲容貌酷肖，丝毫无二，想不到茫茫天涯，竟遇到再世父亲，我怎不感到悲喜呢？”
盘桓之间，不觉入暮，赌馆中人遂找旅馆安顿他，军官执意要求阿明伯能与其同眠，时天热，那日本军官就替阿明伯扇凉，俨然对待慈亲，侍奉周到。
军官在大南门某机关任职，此后常到阿明伯家，见面使叫爸爸，或邀往酒楼用膳，替爸爸盛饭，阿明伯局促不安，无奈他十分诚挚，只好接受。后军官调往井里波任职，来信给阿明伯说:“井里汶花裙缺货，父亲可由吧城办货前来，我替你出通行证，要来时，先打电话告知，我好驶车去车站迎接。”
这是赚钱的好机会，但阿明伯胆子小，终不敢把握时机，发一笔横财。
其次农历新年，该军官特地回巴城向这位华侨假“爸爸”拜年，随身带有香槟酒，有三四名卫兵在门外等候，阿明但要邀请他们一齐进屋喝酒，军官不许，在纸上写下“小人”二字，意思是我是有官阶的人，卫队下级不能和我们共席。那军官每回吧城，必往拜候阿明伯，见面时嘘寒问暖，亲爱不渝，时有礼物孝敬，如是数年，直至日本投降，军官遂不复来，不知去向。”
时至今日，把廖世承老人生前写下的这段旧闻再说一遍，我也并不认为，当年那个日本军官因思父心切，将酷似其父的老华侨认做老爸的行为有多么可笑，或多么高尚。可是无论如何，相比那些冷酷无情、六亲不认的法西斯分子，这种闪着人性光辉的举动还是值得记上一笔。
本篇拉拉杂杂，写了这些史海钩沉的文字，也不知咱国内的读者，尤其是年轻一辈喜不喜欢？
如列位看官还觉得可读，我就在以后更新的文章中继续说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