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期起，拟每周末给大家分享一点书摘和体会。
之所以有这个想法，一是因为最近附庸风雅读了几本关于印尼的书，有点分享的冲动；二是因为印尼这个国家为中国老板所认识的大多还是当今的经济领域，还是有必要多了解点印尼历史（包括我在内）；三是感觉我这个公众号也得往正经的路上靠靠，内容也要更丰富一下，提升一下逼格。
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其实很多东西一直都没有变。可是说到历史，就不可能不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这个话题就大了，所以本着只当二传手的原则，尽量还是少评论，告诉大家有这么一本书，书里大概是这么写的，能够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足矣。
今天分享的书摘是《印度尼西亚史》里的部分章节（P69-P73）。作者：史蒂文·德拉克雷(Steven Drakeley)著，郭子林译。
在苏北巴东某地区树立的日本兵雕塑
日本占领印度尼西亚
早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里,印度尼西亚的原材料是正在工业化的日本非常需要的。这种重要的经济关系在1941年中期变得紧张起来,因为1941年荷属东印度加人了美国和其联盟的阵营,同时对日本实行经济禁运。经济禁运旨在阻止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建立联盟,并迫使日本撤消在亚洲的军事冒险活动。经济禁运仅仅成功地使不顾一切的日本政府更加贪图印度尼西亚的资源,尤其诸如橡胶和油这样的战争必需品。日本在1941年12月袭击珍珠港之后,立即向南横扫东南亚,轻而易举地获得胜利,并于1942年3月8日迫使荷兰投降。
接下来,日本对印度尼西亚的占领是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的一个沉痛时期。印度尼西亚人的生活标准由于经济大萧条已经大大下降,现在则进一步下降。这部分上是战争期间国际贸易完全停止的结果。更重要的是,日本军事占领大大地加重了印度尼西亚人的负担,因为日本当局为了维持越来越令人失望的战争事业,粗鲁地搜刮印度尼西亚的原材料、食物和劳力。事实上,日本从印度尼西亚征收了如此多的大米,以至于到战争结東时,印度尼西亚很多地区都发生了饥馑。用来动员印度尼西亚劳动力最臭名昭著的措施是强制劳工制度（romusha),至少20万印度尼西亚人在这次劳动力大军中服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作为强制劳工工作至死。除此而外,几千印度尼西亚妇女被迫作为日本军队的“慰安妇”而变成性奴隶。然而,独立的机会从沉痛的占领中出现。大体上来讲,荷兰殖民统治的退出为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提供了潜在的机会,或者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独立,或者在日本人的统治下争取独立。事实证明这两种情况都适合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尽管日本人以解放者自居,并因此最初获得了大多数印度尼西亚人的欢迎,但他们在印度尼西亚的计划远非令印度尼西亚完全独立。他们的长期目的是允许印度尼西亚有一定程度的自治,但严格地处于日本政治和经济范围内。在过渡时期,日本人没有像荷兰人那急于促进独立,甚至没有像荷兰人那样急于朝着这种有限形式的独立政治前进。然而,日本人面临的形势很快便迫使日本当局在准许印度尼西亚独立的道路上前进了几步;然后,当军事形势的紧急状态迫使日本当局向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做出更大的让步时,日本当局便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措施。
日本人需要整个印度尼西亚人口和市政服务人员的合作。否则日本人的占领将需要更高水平的人力,而且不能为战争提供足够多的人力。如果没有大量合作,日本人将在镇压印度尼西亚人的抵抗中瘫痪下去。事实上,印度尼西亚仍有一些反叛,但所有反叛都被日本人镇压下去了;印度尼西亚也有一些消极的抵抗,但这些抵抗是低水平的,这大大促使日本人制定了诱使印度尼西亚人合作的政策。为了这个目的,日本人准备与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的领袖合作,把他们吸收进日本占领政权内充当角色,并使印度尼西亚人担任管理职务,其权威比荷兰授予印度尼西亚人的权威更高。长期以来被荷兰秘密拘留和遭受荷兰人怀疑的伊斯兰领柚也追求日本政府中的职务。日本人笨手笨脚的政策最初阻碍了这些努力。最主要的例子是日本人曾一度坚持认为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向东京鞠躬了,事实上,日本人的鞠躬方式与穆斯林的祈祷太相似了,印度尼西亚的那种鞠躬方式意味着穆斯林向麦加方向跪下来接受祈祷。当然,日本人很快便矫正了这样的错误,并至少勉强地获得了印度尼西亚穆斯林的合作。
日本人也准备征用、训练和动员几十万印度尼西亚人加入日本军队,这一点与荷兰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甚至在战争前夕,荷兰政府只在他们的殖民军队中使用相对少量的印度尼西亚人。在日本人建立起来用于动员印度尼西亚年轻人的大量组织当中,两个组织最突出：1943年10月成立的“祖国捍卫者志愿军”和1945年成立的“神的军队”。“祖国捍卫者志愿军”的成员被施以严格思想训练,是非正规军队。日本人训练这支军队的主要目的是,当同盟军进攻印度尼西亚时, 日本人令这支军队执行游击队任务。“神的军队”也是非正规军,日本人武装和训练他们,也是为了使其进行游击战争,但这支军队的成员显然来自散蒂利教派的穆斯林。
尽管这些措施的实施实现了日本人的目标,但这些措施也确保了印度尼西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并为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做好了准备。这样,当战争结束而机会到来时,民族主义者便准备在政治上掌握印度尼西亚,市政官员准备管理新国家,关键是有很多经过训练的印度尼西亚人可以保卫新国家。对于这些发展,印度尼西亚人也有关键性的心理准备。官僚体系中的印度尼西亚人发现,他们能够胜任荷兰殖民政府时期的“督察官”职务。对于那些接受了日本军事训练的个体印度尼西亚人而言,他们获得了军事技术,并了解到世界上存在更多像他们那样的人们,从而他们获得了自信。他们的自信得到了日本训练方法的进一步支持,这些方法包括对战争精神的高度强调、亚洲人优越之思想的宣传。然而,对于所有印度尼西亚人来说,更重要的心理准备或许是荷兰殖民政府的撤出,尤其是荷兰殖民政府崩溃的方式。看似如此永恒而强大的殖民政府,在短短几周内,在一支亚洲军队进行了几场没多大难度的战斗之后,便被推翻了,这永远地驱散了环绕在殖民国家和荷兰人头上的权力与优越的光辉。
荷兰的撤出也提供了政治空间,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运动在这个政治空间中发展起来。尽管它的发展屈服于日本人强加于它的限制,但此时的形势比荷兰人倒台时更容易把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也是由于一种一般性认知,即历史突然提供了一个黄金机会,因而大多数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同意与日本人合作。毫无疑问,他们被日本人从荷兰人执行的10年或更久时间的监禁和国内流放中释放,这一点是很具说服力的。但是,他们决定与日本人合作,主要是出于理性的考虑:与日本合作对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战争最有利,这一点也不容置疑。对于是否与日本合作,苏加诺有些迟疑。对于哈塔和萨赫利尔这些坚决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来说,他们更难以做出与日本合作的决定。他们决定由哈塔与日本人合作,而萨赫利尔将与日本政府保持距离,并寻找机会与同盟国取得秘密联系。如果可能的话,这种分工是对独立运动有利的。苏加诺和哈塔能通过日本人获得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而作为一个有才能的民族主义领袖,萨赫利尔与日本保持充分的距离,以便与获胜的同盟国媾和。
日本人最初没有充分利用苏加诺和哈塔这类人物。事实上,直到1942年7月,日本人才把苏加诺从苏门答腊岛带回雅加达。这样,日本人早期为了战争而动员印度尼西亚民众的努力收效甚微。日本最初通过“三一”运动，后来又通过一个被称为“普泰拉“（Putera ）”的组织,动员印度尼西亚民众。但当战争开始对日本不利时,日本人依从了苏加诺和哈塔建立民众组织的一再要求,苏加诺和哈塔在这个组织中不再是傀儡领袖。据此,爪哇奉公会于1944年1月建立起来,这是爪哇岛上凡满14岁的人们的民众组织,这个组织通过现存的直到村级的政府组织来组织民众。
苏加诺和哈塔运用他们各自的技术,有效地利用爪哇奉公会宣传民族主义事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加强了作为民族主义运动不可或缺的二元领导地位。苏加诺走遍整个爪哇岛,四处宣讲,表面上重整旗鼓以便支持日本战争事业,但他的真正目的是激发印度尼西亚独立的热情。这是可能的,因为日本人认可他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对于日本吸引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是必要的。日本人当然希望民族主义者的预言以日本人的事业为中心,并服务于日本人的事业。苏加诺是个迷人的和优秀的演讲者,通过声音抑扬顿挫的信号和只能被爪哇岛听众充分理解的聪明信息的使用,能够使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成为中心信息。关键是,苏加诺的演讲也在收音机上广播出来,通过安装在每个村庄中心的日本人的扬声器网络,到达更多的听众那里。通过这种方式,印度尼西亚思想和印度尼西亚国家观念比荷兰时代在更大的程度上渗透到民众社会里。同时，哈塔集中精力管理爪哇奉公会，有效地把政府这条命脉掌握在自己手中。与神气活现的苏加诺相比,哈塔具有安静、理性的性格,这对政府的全体职员更具吸引力。哈塔的工作没有苏加诺的努力显眼,但仍是重要的,哈塔把民族主义者安置在政府里,以便在印度尼西亚脱离日本人的统治时,他们能够迅速地掌握权力。
直到1944年9月,日本人オ公开允诺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尽管没有指定一个日期。在这个时机,日本人知道,为了掌握避免失败的所有机会,他们必须扩大与印度尼西亚人的合作,这部分地解释了日本人为什么这个时候允诺印度尼西亚独立。日本人之所以给出这种允诺也是因为如果日本人失去印度尼西亚,日本更愿意看到一个独立的印度尼西亚,而不愿意看到荷兰再次获得以前的殖民地。。。
以上就是本次分享的内容。一直有个疑惑，为什么日本和荷兰同是印尼的“入侵者”，而很多印尼人对待他们却是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绝不仅仅是占领时间短的原因，从这个“外国人”的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悟出一点东西来。
也希望我们的专家学者们也能从浩瀚的史料中解析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提供给国家战略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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