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其实很多东西一直都没有变。可是说到历史，就不可能不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这个话题就大了，所以本着只当二传手的原则，尽量还是少评论，告诉大家有这么一本书，书里大概是这么写的，能够引起大家的进一步思考，足矣。
今天分享的书摘是《印度尼西亚史》里的部分章节（P13-P18）。作者：史蒂文·德拉克雷(Steven Drakeley)著，郭子林译。
直到最近,东南亚的前伊斯兰文明还常常被认为是“印度化”的产物。尽管印度尼西亚的很多事物明显是从印度借用来的,但大多数学者现在都认为印度化理论夸大了印度对印度尼西亚本土文化因素所产生的几乎不可见的影响程度。而且,现在在采纳与调整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掌握印度影响被吸收、同时又被转变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人们现在也认为借用印度文化的主动源自东南亚,而非源自印度人自由地输出思想或向外移民。
印度对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历史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很显然,从印度次大陆扩散出来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印度教和佛教,从公元初年就被印度尼西亚广泛接受了。在河凌派遣代表团去中国时,词凌便是一个佛教国家了。佛教纪念物婆罗浮屠(大约在很多个世纪里始终是国际佛教徒的一个朝拜圣地）已经建造起来。印度教神庙于公元前8世纪在迪延高地建立起来。9世纪晚期,巨大的印度教神庙复合体普兰巴南被建构起来,靠近日惹。满者伯夷也是一个印度教国家,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个国家。尽管室利佛逝国未给我们留下任何印象深刻的石头证据，但它无论如何是一个具有某种宗教声誉的佛教国家，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国际性大乘佛教学习中心。印度尼西亚明显不是一个仅仅吸收苍自无力的佛教影像的落后地区,而是一个具有自己特色的主要佛教中心。尽管宗教是印度影响借以到达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工具，但印度对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宗教,局限于神学领域。这些印度宗教信仰还深深地影响了一种涉及政治、社会组织、伦理和哲学的世界观，也体现在艺术、手工制品和技术中。这样，除了我们可能会把其归人精神范畴的事件,印度尼西亚这个时代受印度影响的官廷也接受了印度的王权观念和治国观念,采纳了印度史诗(例如《罗摩衍那》和《摩珂婆罗多》)以及琢石艺术和文字书写等技术。
如此多有关印度影响的证据与印度尼西亚宫廷息息相关,这是理解上述现象的重要线索。与印度有最直接联系的印度尼西亚人是商人和水手,他们旅行到印度,他们也在东南亚港口遇到印度商人。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印度尼西亚人对印度人的事物具有非常深刻的印象,从而接受了印度风俗和宗教。可以肯定的是,即使这些印度尼西亚人接受了印度风俗和宗教,其数量或程度也不会很大。这是很正常的。除了一些地方有时因征服而被成功地强加上外来文化而外,那些接受了新生活方式和新世界观的人们,由于领会到了文化的功利主义价值,才开始传播文化。那些能够领会这样一种利益,并能很好地认识他们生活空间之外的世界和事物的印度尼西亚人,是与国家一起出现的新统治者和精英。他们也能够领略新世界观,最可能的方式是邀请婆罗门祭司进入他们的宫廷。
对于印度尼西亚统治者和精英而言,印度统治者一定已经神化为权力、国家权威、财富和抽象文化。但是,他们之所以仿效印度统治者、不仅仅是受到自我强化心理的驱使,也是受到了实用主义动机的驱动,这种动机既是世俗的,也是精神的。作为天与地之间本质联系具体化的印度王权观念,强有力地使宗教合法化,并大大提高了统治者的权威。印度尼西亚统治者采用这种王权观念有时达到了一定限度,以至于把自己视作神的化身。公元1016年至1049年马塔兰的统治者艾尔郎卡就是如此,他声称自己是毗瑟挐神的化身。毫无疑问,这种观念是适合印度尼西亚的。但是,这种王权观念的采用和正确使用也可能仅仅被视作国王履行职责的行为。关于超自然世界和其与物质世界关系密切的信仰被普遍接受时,人们认为统治者的职责便是代表其臣民尽最大努力维持和调节两个世界之间的协调一致。根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本土这两种信仰,只有统治者才可以这样做。而且,根据这些观念固有的循环逻辑,印度统治者的明显权力和财富证明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其编织的治国方案具有怎样的实践效能。因此,对于印度尼西亚统治者而言,采用这些信仰和实践只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这首先需要统治者执行国王应该履行的职责,表现出国王应该具有的样子,但也需要人们履行尊敬统治者权威的义务。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宗教仪式,并与所有宗教仪式相像,国家这种宗教仪式不得不被正确地执行以实现其安抚目标,这不仅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也是为了王国的利益而为之。
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判断印度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渗入印度尼西亚社会,是很困难的。部分原因是很多印度观念(例如支持王权的那些观念)与那些早已在印度尼西亚流行的世界观重叠起来了。事实上,这恰恰是很多印度思想如此容易地被接受的原因。另一部分原因是印度观点(同样也可以说是印度技术和艺术形式)并非简单地被印度尼西亚接受,它们也被同化了。我们所知印度尼西亚文字最早的事例是公元4世纪的,属于南印度的跋罗婆文字。这种文字的使用变得普遍起来,但在几个世纪之内,它演変成了地方化的卡威文字。婆罗浮屠上画2000个浅浮雕作品显然受到了印度笈多帝国(公元320-540年)时期创作的类似艺术杰作的影响。同样,这些浮雕所涉及的琢石艺术也被认为起源于印度,嵌板所描绘的(佛陀生活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些绝妙的雕刻中,那些向后观看的面孔是印度尼西亚人的面孔,而且所描绘出来的日常生活和服装的细节显然是印度尼西亚本土的。类似地,诸如《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样一些起源于印度的文学形式不仅仅被再生产出来,还被修正了,或者变成了印度尼西亚本土文学的史料。例如,著名的爪哇史诗《阿朱那的婚姻》是于11世纪上半叶在马塔兰宫廷编写成的,尽管以《摩珂婆罗多》为基础,却是典型的爪哇史诗。
关键性印度宗教观念也因印度尼西亚国内的需要而被修改,或者被选择地应用。首要事例是印度种姓制度,这种种姓制度从未以其最初在印度所具有的那种严格而复杂的程度在印度尼西亚实施。印度教和佛教观念经常彼此混合起来,并与本土信仰混合起来,构建出了值得争议的新信仰体系。例如,从1268年至1292年,新加沙利统治者格大勒伽拉,建立了一种调和各种不同信仰的湿婆-佛陀宗教崇拜,这种宗教崇拜依附于那些与神灵崇拜密切相关的地方宗教信仰，这些调和各种不同信仰的倾向是由这个时代流行的态度促进的;这种态度认为,信奉印度教或佛教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现行宗教信仰,而是意味着把更多的宗教因素加入到与超自然世界有关联的宗教体系之中。甚至在印度宗教形式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印度宗教形式也不能完全清除地方宗教因素。而且,印度宗教因素明显的统治地位也并非总是像看上去那样。在著名的爪哇岛哇扬戏表演艺术形式(通常有木偶)中,其运用的故事并非严格地取自《摩诃婆罗多》,新的丑角被引人故事,其中最著名的是塞马尔。在爪哇版本中,笑料是,当塞马尔伪装为一个地方神(伊斯玛雅,爪哇岛的保护神)而出现时,他是真正粗鄙的、猥亵的和愚蠢的。尽管他相貌平平,但他比印度故事中作为中心角色的其他印度神更有力量(也更亲切、更有智慧)。我们仔细观察哇扬戏就会发现,作为哇扬戏中心的印度因素实际上在哇扬戏中是相对次要的:哇扬戏是爪哇人价值观和文化的丰富体现。
如果不进一步提及满者伯夷,那么我们对这一时期印度对印度尼西亚国家所产生之影响的兴衰进行的简短调查,便是不彻底的。满者伯夷是后殖民时期之前存在于印度尼西亚的最强大国家,它经常被视作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先驱。
艾尔郎卡去世以后,马塔兰王国分裂为两个国家:谏义里王国和戎牙路王国。谏义里王国逐渐在12世纪晚期和13世纪变成了一个强大国家,曾一度控制了西南婆罗洲、巴厘岛和南苏拉威西岛的主要港口。1227年,神秘的冒险家庚安洛在戎牙路王国掌权,并征服了谏义里王国。完成了这些事情之后,他在哥达拉夜建立了一个新首都,并将其命名为新加沙利,这个名称也变成了国家的名字。1292年,满者伯夷从新加沙利国出现,是新加沙利王朝内部敌对王子的复杂政治冲突和来自中国的一次蒙古人讨伐的产物。这些国内和国际冲突与阴谋的浪潮成功驾驭者比加亚(也被称为克尔塔拉加萨),在满者伯夷建立了他的新首都。满者伯夷位于布兰塔斯河平原,比它的主要先驱马塔兰王国的地理位置更优越。与马塔兰王国不同,满者伯夷更接近海岸,这样更能控制贸易,并借以从贸易中汲取财富。而且,满者伯夷位于爪哇岛东端,这个地理位置使它更易于控制源自马鲁古群岛的香料。这是重要的,因为国际上对香料的需求已经急剧上升。满者伯夷使自己成为向世界提供马鲁古群岛香料的供应者,并用大米换取这种香料。满者伯夷也用自己的力量使竞争者不能获得这些香料。除了其战略地位所带来的利益之外,满者伯夷从大约1330年到1364年也受惠于贾德亚·迈达“大臣”的灵活国策。满者伯夷试图控制整个群岛,包括室利佛逝国的残余地区。满者伯夷的势力范围和程度肯定未能与这种野心相匹敌,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满者伯夷曾一度对整个群岛实施权力和影响,因为没有任何国家可与其争锋。从而,满者伯夷建立了一种伟大的模式,自此之后,很多国家都受其激发。这是一个口耳相传的传说,是一个关于土著的勇敢和权力的“传说”,尤其对于爪哇人来说,这更是一个传说。满者伯夷王国的伟大不仅在于其政治和权力,还在于其艺术与文化。例如,在满者伯夷时代,伟大史诗《那加克塔加玛》被编成(或许在1365年),而且塞马尔角色也被引人哇扬戏。
以上就是本次分享的内容。文章比较好地诠释了巴厘、波罗浮屠等文化现象与印尼的关系。各国文化对印尼的影响，从这个“外国人”的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悟出一点东西来。
也希望我们的专家学者们也能从浩瀚的史料中解析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来提供给国家战略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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