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你听说过王任叔吗？你知道巴人吗？
除了一些年长的华人和国内有关专业人员，或许还知道这个名字，年轻或不年轻的你，可能会一脸茫然：王任叔是谁？巴人是谁？
他是新中国成立后派驻印尼的第一任大使，是一位杰出的作家（巴人是其笔名）、文艺理论家和印尼历史研究专家，更是一位满腔赤诚却屡遭磨难、坎坷一生的“红色文化人”。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现在，总共向印尼派驻过12任大使。这些大使资历专业不同，名气声望各异，任职时间有长有短，都对印尼很有感情。其中，首任大使王任叔任职只有一年零四个月，是担任大使职务最短的一位。尽管如此，但我敢说，在所有派驻印尼的外交人员中，没有人比他更爱印尼，也没有人比他命运悲怆！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在上海从事文化抗战的王任叔为躲避日军搜捕，曾远走南洋，在新加坡和印尼北苏门答腊度过7年海外时光，撰写发表了大量的反法西斯、反殖民侵略的文章，还创作了一些长、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等作品，在苏北先达一带爱国华侨中享有盛誉。
作为文学家的巴人（王任叔）一生著作等身，洋洋大观。图为前些年国内为他出版的巴人全集。
巴人对印尼的一切都如痴如醉，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个千岛之国。他曾以极大的热情创作了长达2300多行的长篇史诗《印度尼西亚之歌》，并反复修改，对印尼的历史、地理、民族、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介绍和歌颂。他是这样歌唱的：
像皓月把大海笼罩
像骄阳把群岛拥抱
啊！印尼，我寄居之乡
我的热望，正这样向你倾倒
我要开始为你歌颂了
我要把你和祖国一起拥抱……
我们这样的生命真是个平坦的梦
一切的欢乐和号啕就像自然的雨和风
…………
在巴人王任叔的晚年，不管在国内经受了多少政治斗争的残酷打击和折磨，他始终念念不忘，仍然坚持做的一件事就是撰写洋洋百万字的《印度尼西亚史》，至到含冤而死之前，还立下遗嘱要求把自己一半的骨灰撒在印尼。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尘封的历史，说说巴人王任叔的故事，还有那令人唏嘘不已的悲剧人生。
王任叔（巴人）——1901-1972
新中国首批派出15位大使中唯一的例外
1949年10月2日，中共建政举行开国大典的第二天，即首先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老大哥”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接下来的几个月，又分别和保加利亚、匈牙利、朝鲜、罗马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印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利亚、南斯拉夫、巴基斯坦、瑞典、丹麦等国建交。
1950年4月17日，印尼作为亚洲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与新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从而成为新中国派出首批15个驻外大使的国家之一。
那时候，靠土八路打天下的中共虽然夺取了政权，可是对于国与国之间搞外交这“洋玩意”却毫无经验，只能另起炉灶从零开始。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心目中，派驻国外大使的人选，首先考虑的是革命队伍里带兵打仗的将军级人才，因为“军队干部经过战争的考验，是最靠得住的”。
于是，我国首批派出的15位驻外大使，大部分是解放军的正军职、副兵团甚至是正兵团职的高级将领。比如：一野十九兵团副司令员耿飚去了瑞典；三野七兵团三十二军军长谭希林去了捷克斯洛伐克；西满军区司令员倪志亮去了朝鲜；三野九兵团副政委姬鹏飞去了东德；二野五兵团政治部主任王幼平去了罗马尼亚等等，他们被人之为“将军大使”。
然而，出任中国驻印尼首任特命全权大使的王任叔（巴人），却是一个例外，他是诗人、作家，是一位毕生以写作取得巨大成就的，彻头彻尾的文化人。
有人这样总结说“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国政府至少已向国外派遣了上千名大使，代表国家履行庄严职责。在这些大使中,有战功卓著的”将军大使”，如耿飚、黄镇；有英姿飒爽的”妇女大使”，如首位女大使丁雪松；后来更多的，则是外语学院和外交学院毕业的”职业外交官”。能够称得上”作家大使”的，估计只有王任叔一个人。
那么，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为什么要派这样一位文人出任驻印尼大使呢？
这就要从王任叔早期的经历说起。
王任叔，1901年生于浙江省奉化县大堰村，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其早年毕业于宁波第四师范，做过几年中小学老师。1925年，在他二哥王仲隅影响下加入共产党。王任叔博学多才，爱好文学，青年时代已在上海报刊上发表大量小说杂文，颇有一些知名度。
据徐鸣在《档案春秋》撰文指出：建国初期，毛主席和周总理之所以选派王任叔当新中国第一任驻印尼大使，首先是王任叔对党的忠诚。
早在 1926 年，王任叔潜伏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时，就把许多重要情报提供给周恩来。王任叔参加革二十几年，辗转国内外，磨炼出一身刚正不阿、威武不屈、坚强果断、独立敏锐的性格。其次是王任叔的文人气质，他语言丰富、待人热诚、善解人意，曾在上海“孤岛”时期搞过统战工作，会交朋友，具有办外事的素质。
青年时代的巴人王任叔。
再次是王任叔最擅长的便是捏笔杆子写文章。他文风犀利、文笔流畅，且眼光独到、见解独特，善于捕捉、分析、归纳、总结。周总理在向哈达总理推荐王任叔为我国驻印尼大使时，介绍他是一位“文学家”。第四是王任叔对于印尼的深刻了解。1945 年至 1947 年，他曾侨居苏门答腊，担任苏北华侨总会的工作。逗留印尼期间，王任叔非常注意对印尼社会的考察和对印尼历史的钻研，于四十年代呕心沥血撰写了五六十万字的关于印尼社会研究、文学研究以及印尼史方面的文章和专著。由于王任叔熟稔印尼历史、现状，并亲身体验，因此他的论著水平，在当时国内印尼研究中无人可及；他的文章观点成为新中国印尼研究的基石。
上世纪四十年代侨居印尼苏门答腊时，留胡须的巴人。
前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曾回忆道：“任叔出国前，在外交部作过一次关于东南亚形势的报告，我也在场，他对这一地区各国人民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运动的分析，观点人理，见解精辟，至今尚留在我的记忆里。”
此外，王任叔还略会说些印尼语，通晓当地风土人隋。尽管语言不流利，但比一点不懂的稍胜一筹。 鉴于上述理由，尤其是第四条，王任叔理所当然成为共和国领袖心目中驻印尼大使的最佳人选。
1949年2月， 王任叔和他的长子王克宁在北京饭店。
王克宁14岁就参军，因劳累过度，患上肺痨。后来有一次请假来看望爸爸，不巧突然下起雨来，巴人让他遵守纪律准时赶回营房。儿子被淋得透湿，高烧不退。接着他又带着病出差，竟一病而亡，当时还不到20岁。王任叔懊悔不迭……寻思倘若自己当初挽留了儿子，陪他去医院治疗，就不至于使儿子夭折。
重返南洋， 走马上任当大使
1950年8月，王任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身份，携夫人马兖生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围绕在赤道两旁的飘摇的翡翠之带”。 8月14日下午6时，王大使率钟庆发参赞、梁上苑文化专员一起前往总统府递交国书。车抵总统府大门，乐队高奏雄壮的中国国歌。王任叔一行，由印尼外交部礼宾司司乌多约引导进入总统府。苏加诺总统身穿白色军服，已等候在那里。哈达总理站他身旁，其他数位内阁成员则排列两侧。王任叔行至苏加诺面前，鞠躬后递上国书，然后用中文朗诵颂词。接着苏加诺致了答词。
王任叔上任不久，中国和印尼友谊即有了新的发展。10月下旬，印尼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团代表，在印尼总工会雅加达分会负责人主持下召开会议，商讨组织成立印中友好协会。这一举动得到了中国大使馆的热情支持，也得到了印尼各党派进步人士的热烈拥护。经过充分准备，印中友好协会总会很快建立起来，并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伴随着印中友好活动的开展和深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亦逐步展开。
突然奉调回国，被免职之谜的几个版本
1951年12月，在驻印尼大使任上仅仅工作了16个月的王任叔，突然奉命调回国内，并被免去大使职务，从此再也没有回到他一生钟情热爱的印尼。
这是为什么呢？
200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国涉外事件秘闻》的图书，作者程远行，从事外交工作五十多年，曾任外交部办公厅秘书室副主任、外交部亚非司副司长，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了许多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从而记载成书。
在此书中，程远行这样记述了王任叔被免去大使职务的所谓“真相“：
1951 年 10 月 1 日，王任叔在大使馆主持了一次庄严而隆重的国庆招待会。国庆招待会对任何国家驻外使节来说，都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外交活动，也是驻在国当局十分重视的外交活动。作为上任不久的王任叔，就更是要小心翼翼、不遗余力地把这招待会筹划好、办好、办成功。
这天天气有些热，来宾又多。因而，两个小时的招待会下来，王任叔等使馆人员累得精疲力竭。王大使看到招待会开的很不错、很成功，来宾们都带着满意的喜悦、说了不少赞美的话后，一一离开了招待会场地，他也忘了自己的劳累，心情也随即舒展开来。招待会已告结束，客人已经全部离去，王任叔的中枢神经也随之开始由紧张转为松弛，他东看看、西看看，脑子里反复想的是，他在客人中间的活跃周旋和来客们的喝彩。接着，一种成就感使他有些陶醉、有些飘飘然。
当发现招待会场地上只有使馆人员时，他便有些忘乎所以了，长期养成的自由散漫、不拘小节的毛病，就地复发了。只听王任叔大吼一声：“同志们!我们可以歇歇脚了!”接着，他把自己的上衣脱掉。但他还是觉得不过瘾，于是不假思考地把衬衣也脱掉。这时，他顿感得意，情绪也随之振奋了起来。他光着双膀，走到酒台前，拿起一瓶饮料，举起就喝。喝了一口后，他还对在场的馆员说：“大家辛苦了!”说罢，又举起小水瓶，猛喝了一口。正在此刻，也不知从什么地方蹿出一个外国记者，在谁也没有发现的一刹那，端起相机，对准王任叔粗野喝饮料的洋相举止，连续按了几下快门，便把王这一不雅的姿势拍了下来。王任叔被拍照一事，在场的许多人都没发现。有的工作人员看到此事此景，还没反应过来，该外国记者早已扬长而去。而王任叔本人根本就没发现自己被拍的事。甚至有人从侧面讲到此事，王也不以为然，还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招待会结束，我们是在自己家里，为什么还不能脱下衣服松快一下。
当夜无事，翌日清晨，在印尼各大报纸上，出现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许多报纸的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馆举行招待会的新闻。新闻除讲到出席招待会的规格和友好气氛外，还刊登了招待会的现场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有王任叔光着膀子、手举饮料瓶对嘴喝的镜头。有的报纸在刊登这幅丑化王任叔照片的同时，还添枝加叶地进行了一番歪曲说明，从而大大丑化了新中国驻外大使的形象。有些仇视中共的报纸，更是借题对新中国不遗余力地大肆造谣、攻击和冷讽热嘲。这一照片的刊登，很快就成为印尼官方、民间以及使团中议论的主要话题。有人愤而不平，有人幸灾乐祸。说实在话，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代表、全权大使，出现这样有损于中国形象的举动，实在是不应该的。如果再让王在印尼继续工作，似乎也有些不便，为此，国内下令召回了王任叔大使。
程远行的描述活灵活现，好像真的一样。不过，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首任副武官、新四军老战士易非(原名刘菊生)阅读该书后，却认为上述故事是作者不负责任的胡编乱造。易非先生后来在北京市东城区委出版的《东城史志》撰文，针锋相对地驳斥说： 书中所写与事实出入很大。
易非在文中指出：
这次国庆招待会的时间是在 1950 年而不是 1951 年。因为 1951 年国庆时，使馆房屋还在修缮，我们还住在旅馆，没有搬进使馆。国庆那天，王大使参加了两个招待会。一个是爱国华侨在“巴中”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一是在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前者是群众性的，后者是官方的。“偷拍”事件发生在“巴中”庆祝大会上。那天王大使衣冠整齐，正在对大家讲话，主席台上坐着侨领，台前桌上放了几瓶汽水，并且是开了瓶盖的。王大使顺手拿了一瓶，喝了一口，然后继续讲话，根本没脱外衣搞偷拍的不是外国记者，而是蒋帮在印尼的喉舌《天声日报》的特务记者。该文(指程远行文章)把事件发生地说成是大使馆，更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使馆是中国的领土，任何人没有大使馆的请柬是不能入场的。他(指偷拍记者)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下钻出来的?客人走后，使馆那么多人，怎么会看不见一个外国记者偷拍自己大使“光着膀子”的照片? 据我(指易非)所知，作者(指程远行)并非当时使馆人员，不可能在现场，但这些描写似乎作者是在现场一样 。
除了程远行、易非的上述说法，另有老一辈文化人周劭在怀念王任叔文章《巴人哀思》中提到过此事：印尼独立后首任总统苏加诺是位精力饱满，爱热闹讲排场的总统。空军节为印尼最重要的节日，在空旷的机场举行典礼，往往持续五六小时。各国使节不免都要应邀出席观礼。巴人实在站得腿酸时，便拿起一瓶饮料，仰头便喝，那时美国销路最广的《生活》杂志记者便对之“咔嚓”一声。其时侵朝战争虽已爆发，上海还可以看到美国刊物，我便看到了这张照片。还有一位黄秋耘先生(曾新华通讯社福建分社代社长、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等职)在纪念王任叔文章《风雨年华》中，也提起过此事：在某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指王任叔)撬起了汽水瓶的瓶盖，把瓶口含在嘴里就仰头狂饮起来。在场的记者纷纷用闪光灯拍照，第二天报纸上就刊出了中国大使狂饮汽水的“奇观”。
有关王大使喝汽水被拍照之历史事件，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个人觉得易非老人的观点比较靠谱、可信度更高，因为易非本人就是当事人，他所述的“往事”都是亲身经历亲眼目睹。而程远行的耳闻则不如易非的一见。但不管怎么说，王大使喝汽水时被外国记者偷拍登报应该确有事，只不过远不像程文中所说的那么邪乎而已。
大使奉招回国的真正原因
笔者据此判断，王大使巴人先生作为著名文化大家，气质风度肯定不乏性情中人的一面。他或许在一些外交场合难免有些不拘小节的做派，但以他谙熟印尼风土人情的阅历，绝不会做出现所谓公开“打赤膊喝水”举动。即使是国外记者偷拍了他的“稍微有伤大雅”的照片，应该也不会成为突然被调回国的主要原因。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大事，才使其提前终结了驻印使节的使命呢？
笔者花费了几天时间，终于找到了学者高艳杰先生的论文《“建而不交：冷战前期的中国与印尼关系》，他在文中研究得出了答案，现摘录如下：
中国与印尼建交后，中方迅速选定王任叔为驻雅加达首任大使。但是与中国政府积极派遣大使的举动相比，印尼的反应显得较为“懈怠”，迟迟未任命驻华大使，导致两国关系处于一种“不对等”的状态。
当时，印尼政府虽主动提出建交，却对社会主义国家存有戒心。在与苏联、波兰等国建交后，印尼都以各种理由推迟派遣大使，对中国也不例外。建交后，印尼政府与中国刻意保持距离。中国在雅加达的大使馆建立后，印尼直到1950年11月17日才任命伊沙玛蒂（Isak Mahdi）为驻华临时代办。与此同时，对于中国政府提出在印尼增加领馆一事，印尼政府百般拖延，表示要“等待华侨人数登记完毕，才肯决定”。但实际上，主要原因是印尼部分政治势力对共产主义持疑惧态度。
苏加诺总统对中国不信任的背后，是印尼国内强大的反共势力。印尼独立后，印尼共产党虽然重新恢复政治活动，但马斯友美党（Masumi）、伊斯兰教士联合会(Nahdlatul Ulama)两个伊斯兰政党奉行坚决的反共政策，并且长期在议会中占据优势，哈达之后的两届内阁都是由马斯友美党人主导的联合内阁。出于维护政党合作的考虑，印尼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必须考虑反共政党带来的政治压力，这就严重影响了印尼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
除此之外，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也直接干扰了印尼与中国的关系。1950年前后又先后接受了美国提供的4000万美元援助和1亿美元贷款。除经济问题，印尼在外交领域也多次依赖美国的支持。在西伊里安（West Irian）领土争端中，荷兰拒绝移交该地区的主权，印尼政府希望美国政府向荷兰施压，帮助其收复西伊里安，完成国家统一。过度依赖美国的后果是，印尼政府尽管不愿放弃“独立自主”的外交姿态，却不得不适当向美国靠拢，这一点在其对华关系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如此一来，中国与印尼建交后，两国关系就陷入“建而不交”的尴尬局面。
1951年中期以后，中国与印尼之间的问题日益增多，甚至出现了印尼政府拒绝中国外交人员入境的情况。1951年7月26日，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何英和驻其他领馆的职员等19人，乘船前往雅加达。次日，印尼外交部突然通知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只准持有外交护照的何英总领事等3人上岸，拒绝其余16人入境。印尼外交部宣称，“不准他们登陆，系因政府对他们到达‘未先’得到通知，这批人员大都是翻译员及行政人员”。印尼政府此举是对中国存在猜疑的集中体现，但同时也是在展示一种反华姿态。
在此情况下，1951年11月，中国政府决定召回驻印尼大使王任叔，中国与印尼关系的前景更加暗淡。王任叔被召回，不排除是中国政府摆出的外交姿态。由于印尼在建交一年多以后仍未派遣驻华大使，且对华态度不友好，因此中国召回大使以示不满，也在情理之中。1952年1月，王任叔被召回国后，由钟庆发参赞担任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临时代办，双方外交关系事实上降至“代办”级别。
中国与印尼互派大使，直到1953年7月，苏加诺任命阿里（Ali Sastroamidjojo）担任总理后才得以实现。左翼民族主义者阿里上台，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提出要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强调不与任何集团结盟的立场。阿里政府努力摆脱印尼以往的亲美姿态，努力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另外，此时印尼国内面临严峻的经济问题，也促使其主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朝鲜战争后国际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促使中国政府主动加强与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印尼与中国双方对外政策的同步调整，在两国关系的改善上立即得到体现。1953年8月31日，印尼政府正式告知中国政府，已任命莫诺努图为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同年10月28日，莫诺努图拜见毛泽东主席并递交国书。
这样，在与中国建交两年半后，印尼向中国释放出积极信号，完成了首任驻华大使的任命和派遣。莫诺努图赴北京后次月，印尼即与中国签署第一个双边贸易协定。
随着印尼持续释放友好信号，如积极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呼吁联合国取消对华禁运等，中国在召回第一任大使王任叔一年多后，终于在1954年9月21日任命黄镇出任第二任驻印尼大使。至此，中国与印尼之间“建而不交”的非正常外交状态宣告结束。
重返文坛，好景不常
王任叔卸任驻印尼大使离开雅加达回到北京。起先是作为外交部党组成员，被安排在外交部政策委员会。部党组成员属于副部长级干部，但王任叔显然是坐上了“冷板凳”。尽管人在外交部，可他作为文学家，依然钟情老本行，总有一股回归文坛的冲动。工作之余，撰写了不少文学评论。
1954年初，在当时国家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巴人四十年代在南洋避难时的上级和战友）、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的争取下，对王任叔有着充分了解的周恩来总理，考虑到在外交家和文学家之间，王更适合于后者，同意他回归文坛。同年4月，王任叔从外交部调至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副社长兼总编辑，1959年改任社长兼党委书记。
这是一张1959年国庆十周年，王任叔（右二）与一些文化界老前辈在中侨委院内合影。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他们曾一起战斗在印尼，团结广大华侨抗日；为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为创立印华文化作出了贡献。
前排左起：沈兹九（胡愈之的夫人，中国妇女界领袖），刘金端（司徒赞的夫人），张绿漪（邵宗汉的夫人），胡愈之（中国著名的革命文化战士，后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徒赞（爱国华侨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王任叔。右边第一人（未知）。后排左起：王纪元（印尼《生活报》创办人及早期社长，后任中新社副社长），邵宗汉（印尼棉兰《民主日报》总编辑，后任外交部某司司长），黄周规( 印尼著名侨领，《生活报》社长，后排右边第一人是雅加达《生活报》前总编辑郑楚云。
在离开外交部政策委员会时，王任叔高兴地对同事说：“我喜爱文学，解放后由于工作需要，我一直没有机会能够重返文坛，现在总算如愿了。今后我要为繁荣新中国的文艺做些扎实的工作！”
在人民出版社领导业务工作期间，是王任叔职业生涯中少有的心情舒畅的几年。
为弘扬和继承我们民族的宝贵遗产，王任叔很重视文学古籍的整理和出版。他专门组织成立了“文学古籍刊印社”，亲自抓选题，撰写《重印文学古籍缘起》，影印了_一大批古典文学名著。外国文学方面，他组织编选出版了莎士比亚、泰戈尔全集，巴尔扎克、马克吐温、雨果、屠格涅夫等人的多卷集等等。至于东西方作家代表作的单行本，为数更多。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则有丹纳、布封等人的。其中，《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和《外国古典文学理论丛书》这3套丛书，被读书界公认为范本，影响深远。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佳作，编辑出版不可能有成就。为充实创作队伍，一大批声名卓著的专家学者，受人文社特约，开始长期地、有计划地从事编选、整理、校勘、注释、翻译中外古典名著。如周作人（鲁迅的胞弟）当时因历史原因无经济来源，王任叔就拍板每月预支稿费200元，后来又增加至400元，请他做翻译。
王任叔主持人文社日常工作，有胆识、有魄力、敢做主。老友楼适夷夸奖他“作风泼辣，大刀阔斧，领导重视，群众爱戴，把工作大大地开展起来了”。许觉民认为：“读书界和出版界的同志，往往回忆起这一段光景，常称之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黄金时代。”
然而，好景不常。王任叔在出版社聚精会神抓业务，一心一意出好书，同时晚年得女，家庭幸福的舒心日子没过多久，各种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便席卷而来。
据翻译家文洁若回忆：
1959年4月的一天，下班后几个年轻人在王任叔社长的办公室开会。首任社长、长征干部冯雪峰竟然也被划为右派，从而王任叔接替了他。王任叔还兼党委书记，并进入改组后的《文艺报》编委会。有一位同事直勾勾地看着他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的照片，感慨地说：“王任叔老年得女，爱如掌上明珠。”我们都凑过去看。王任叔用双手把只有几个月大的小女儿王高潮托在左肩上，父女俩灿烂地笑着（见下图）。
谁都不曾料到，仅仅半年后大难即将临头。
起因是1957年，王任叔发表了一篇杂文《论人情》，因言获罪，遭到党内康生之流的斥责，1960年，他60岁时，在康生授意下，王任叔被当作文艺界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受批判，年底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撤除了党内的一切职务。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遭到残酷揪斗，1968年被“隔离审查”。
1969年11月，王任叔的第三夫人马兖生跟丈夫正式离婚，带着13岁的独女王高潮离他而去。受此打击，王任叔接连三次突然昏厥。1970年3月，他被强行遗返，押回故乡浙江奉化大堰村。
大堰村巴人故居。
复杂坎坷的情感世界
王任叔的初恋名叫金瑛，是一位喜欢诗歌的美丽少女。他俩读书期间邂逅相遇，王任叔便被金瑛的美丽牢牢地吸引了。他说：“每当我在那学校的时候，她总从窗口伸出脸来，用火似的眼光灼痛我的心，并且有时会出声格格地笑了，多清脆悦耳的声音。我自己也不明白，是否爱上她了。但我不能忘记那一副动人媚人的形象。”
正在王任叔陶醉在初恋的美好回忆中时，他的母亲一手为他包办了一桩婚姻，逼他娶了表姐张福娥，生了两个女儿。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王任叔在《自传》中回顾了这桩没有共同语言的婚姻：“女人对族姑颐指气使，斥骂随之，为我所不满，因为之劝导，反遭白眼，因而相赌气，一个多月女人竟以自杀相威胁。”这样的婚姻自然无法维持，王任叔后来外出参加革命，两个人便再无交集。
1930年5月，经组织介绍，王任叔与王洛华结婚。转年生长子克宁。1940年生次子克平。1941年3月，根据组织安排，携夫人和两个儿子赴香港。两个月后，党组织向国外疏散知名文化人，要求王任叔及时前往新加坡。
王任叔深爱着妻子孩子，但眼下抗战进入到非常艰苦的相持阶段。他慎重考虑——也许分开才能给母子一条生路。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夫妇作出了死别的打算。王任叔向王洛华写下了遗言：今后一切著作的版税是王洛华母子三人的经济来源……在那个年代，这既是死别，又是离婚书。
王任叔在新加坡认识了一位祖籍山西的华校国文老师雷德容。雷德容28岁，长得十分清秀，谈吐不凡，两个人互有好感。
1942年2月，日本侵略军逼近马来半岛。一天，组织上找来一位水手送王任叔等人坐船到了苏门答腊的萨拉班让。为了安全，水手建议他们扮成一家逃难的人。房东直率地提出来：“我看王先生和雷女士很像一对夫妻，你俩就假扮成夫妻。”王任叔自己化名何秀生，让雷德容用以前的名字刘岩。从此，这一对患难伴侣在异国的土地上同呼吸，共命运。
1947年9月中旬，王雷二人乘船到达香港。雷德容病弱的身体经不起一路颠簸，到香港就病倒了。医生诊断为小肠癌，曾两次为她做手术，但效果不理想。弥留之际，雷德容嘱咐巴人：“我们为革命结合在一起，希望你为革命尽忠到底，不动摇！”1948年5月，雷德容去世了。沈钧儒、郭沫若等称赞她是“奋战在海外的抗日英雄”。
1948年雷德容在香港。
1950年8月，王任叔被任命为中国驻印尼大使。单身赴任诸多不便，组织上就替王任叔物色了马兖生女士。
马兖生1925年出生于山东省，1947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49年到外交部工作，给王任叔当秘书，随后成为大使夫人。
1956年1月，他们夫妇的女儿出生，取名王高潮。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王任叔受到了迫害，1969年，马兖生迫于女儿的前途，含着热泪致信丈夫，提出离婚。王任叔很快便复信同意了。
马兖生与她和王任叔的女儿王高潮。
悲凉凄惨的最后时光
1970年3月，经康生亲笔批示，当局对年近七旬，只因写了一篇《论人情》的文章，而被无情批判达十年之久的文学家王任叔，做出了由北京遣返原籍改造的决定。
他以衰老之躯与戴罪之身，被强行遣送回奉化大堰村。遣送书规定：一不准参加群众大会，二不准参加一切社会活动，三不得随意使用收音机（带去的一架收音机被没收），四不得到县以外的地方就医……大堰村交通闭塞、缺医少药，这等于把王任叔从绝路推向死路。
王任叔晚年留影。
在故乡的两年，是这位大文学家、中国第一任驻印尼大使人生的最后岁月。
头一年，王任叔的生活还比较有规律。早晨起来，散步到后山，听听有线广播，从中了解一些时事政治，早饭后开始写作他一生念念不忘的《印尼史》，午饭后稍事休息，继续写作。每当夜深人静，自他窗口射出的灯光久久不熄。他的侄子王梦林后来对人说：“有时夜已深，窗口灯还亮着，我叔在熬夜写作。听到他连续的疲乏的咳嗽声，唉，心里真难受。”
山村民风淳朴，同族血浓于水。多少年来，大堰村一直将王任叔引以为荣，谁也不相信他是什么“叛徒”、“修正主义者”。谁家烧了好吃的定会送点过来，请这位“专政对象”尝尝。在王任叔漂泊的一生中，最终却落得如此结局。反而是乡情给他带来了一丝温暖。
一天，王任叔的精神再度受到严重刺激，意志彻底崩溃，并逐步发展成精神分裂。经常会莫名其妙抱头痛哭，最痛心的是会突然把写好的稿纸撕的粉碎。
更严重的是他晚上不睡觉，深更半夜常常跑出去，敲打别人家的门，且发出惊恐的呼叫声。寒冬腊月冰天雪地，他竟不穿衣服披着散乱白发踉踉跄跄狂颠，甚至还发生过倒卧在雪地上，直到天亮才被村民发现的痛心场面。
1972年25日凌晨，王任叔并发脑溢血，耳朵、鼻子和嘴流血不止，最终心脏停止跳动，孤寂地离开人世。
1979年6月，王任叔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官方称誉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为革命事业兢兢业业地工作，坚持党的革命路线。为党的文化工作、统战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作出了贡献，在文学出版事业方面也做出了显著成绩。他在文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作家和学者。他留下了许多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王任叔生前好友胡愈之为修葺一新的墓碑题写了“王任叔巴人同志之墓”。
再后来，王任叔的墓地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其家乡政府也将其家中老屋开辟为巴人故居纪念馆。
我相信，每当人们前来凭吊时，总会有人为这位被热爱与悲怆交织一生的老人仰天长叹，情不自禁地问：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