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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下文简称“印尼”）人口的87.7%是穆斯林（The Cline Center for Democracy ，2013年数据），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根据目前沿用的“1945年宪法”，印尼设定“建国五基”（又称“潘查希拉”），即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公正为立国基础，承认印尼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但不设国教（这里隐含着一个矛盾，即 “信仰神道”意味着公民必须要有个宗教信仰，其实与宗教自由是相悖的）。但总体来说，印尼宪政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现代国家。
事实上，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推进，伊斯兰政党在选举中的影响日渐式微，国家政权的世俗化进程好于其他穆斯林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国家。无论是总统选举，还是议会选举中，所有穆斯林政党的总得票率呈渐次下降的趋势。
复杂而矛盾的千岛之国
错综复杂的近代史
印尼拥有191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却散落在17000多个岛屿之上，故称“千岛之国”。印尼今天的版图，源于荷兰殖民政府的逐步拓展与确立。
欧洲大航海时代，受印尼香料超高利润的吸引，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的殖民者接踵而来，在印尼建立殖民地。最终荷兰击败了其他竞争者，确立了对印尼的统治地位。1602年，荷兰成立“东印度公司”来实施殖民，1799年底改设为殖民政府。
1941年末，日本发动珍珠港偷袭，并于次年占领印尼，成为其新的统治者。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同年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印尼宣布独立建国。当时的独立运动领袖苏加诺出任第一任总统。紧接着荷兰殖民者试图重返印尼，于1948年12月逮捕了苏加诺，并将其流放到邦加岛。但二战后国际政治与舆论环境对殖民主义形成压倒性的反对态势，兼而印尼内部持续发动的反殖民主义斗争，迫使荷兰政府在1949年承认印度尼西亚独立。
苏加诺得以再次出任印尼总统，却逐步转向专制。1965年印尼爆发政乱，雅加达军区司令苏哈托借机掌握执政权，开始了长达31年（1967年至1998年间）的军事独裁统治。
直到2004年10月4日，印尼举行了历史上的首次总统直选，苏西洛当选。至此，印尼走向了民主选举、政权和平更替的道路。
印尼宗教倾向宽容和温和
尽管从苏加诺时代开始，印尼的政体就排除了政教合一的方案。但激进派穆斯林领袖仍是反复试图成立伊斯兰国。
只是随着苏加诺和苏哈托的军事独裁统治，政治世俗化成为既定事实，因此寻求变革的穆斯林转而寻求在道德权力层面去影响印尼社会。
20世纪80年代，印尼的温和派穆斯林宗派发起宗教革新运动，运用民主、公民社会、法治等现代治理思想重新定义穆斯林在社会中的位置，致力于教育、经济和社会救济。
这一自称为“文化穆斯林”的运动，与中产阶级的兴起交叠在一起，逐步确立了印尼宗教宽容的立场和实践（Jeremy Menchik）。
在印尼的大城市，穆斯林女性的“适度着装”看起来很不一样，这种差异部分来自于该国的历史。印尼的穆斯林女性相比沙特等国家，可以更自由地穿戴各种服饰来表达现代身份和审美情趣。戴头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印尼女性自发的反抗此前军事独裁政府压制伊斯兰信仰的一种进步行动。
伊斯兰教走向宽容和温和的同时，伊斯兰极端思潮不可避免地在印尼社会各阶层蔓延。新世纪以来，这种状况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只不过其影响力相对有限。
值得警惕的是，伊斯兰极端化在印尼的兴起，自有滋养的土壤：自印尼独立建国以来，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整合的过程中，由于苏加诺和苏哈托两个独裁者一直借助军方力量全力压制，穆斯林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这与穆斯林自身的状况并不匹配。
因此，要求获得更多政治权力，成为很多穆斯林的诉求，极端化思潮很容易就此占领激进主义者的心智，故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阴霾在印尼挥之不去。
另外，由于民主进程的深化，苏哈托之后的民选政府积极推动去中央集权化法案，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制能力，而地方行政区的立法权限相应扩大。这使得原教旨主义政党在把古兰经推入国家层面的努力归于失败之后，把渗透的重点放在地区层面。
目前，古兰经法典在印尼的五十个地方行政区实行（这种行政区划在印尼全国范围内共计五百个），所以，在这些实施古兰经法典的地区，因斋月禁食时段销售食品的女子遭到了鞭刑。
上述历史与现实的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印尼的复杂与矛盾性。印尼就发生过多次残忍至极的种族主义屠杀暴动，其中华人是主要的受害者。
亚洲金融危机与印尼
创记录的经济增长，与“当头一棒”
1990年之后，印尼经济持续景气，出现了创记录的增长，1990至1996年的七年间，GDP年均增速7.7%。当时不止印尼，整个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了飞速增长，繁花似锦。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于1994年在《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严厉地批判了亚洲经济增长模式。
在格鲁克曼看来，经济增长分为两种形态，一为“投入驱动型增长”，一为“效率型增长”。
前者是由投入要素的不断增加造成的，如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不断增加（如机器、建筑、道路等)，受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这种增长是难以持久的，容易中断，还容易遭到反噬。后者代表的效益型增长则是长期可持续的，具有更低的波动性，给所在国国民带来更好的福利水平。
他冷眼指出，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是什么奇迹，像苏联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高速增长一样，主要靠的是政府惊人的资源动员能力所促成的投入要素的增长（劳动和资本），而不是靠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e）的提高。他引用了阿尔温·杨（Alwyn Young）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认为除了日本之外，亚洲诸国的经济增长都基本属于前者，面临着不可持续的风险（请留意，是不可持续的风险，而非指这种模式一定会彻底走向崩溃）。
格鲁克曼认为：东亚这种靠投入增加取得的高速增长，既不可持续，又容易引发危机，带来严重的社会与经济后果。印尼等国的经济增长犹如“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会幻灭”。
言犹在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尼遭到严重冲击。当年的GDP增速从上一年（1996年）的7.5%快速跌落到4.6%，次年（即1998年）更是大幅负增长14.1%。下图为世界经济论坛对印尼GDP增速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测算的复盘。
在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之下，官方汇率从1996年的1美元兑2342.29印度尼西亚盾剧贬至1998年的10013.62（一年内的平均价），印尼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经济危机引发了政治危机，苏哈托30年的建设成就毁于一旦，进而在1998年辞任总统。
苏哈托与裙带资本主义
苏哈托及其亲友团缔造了裙带资本主义的典型。裙带资本主义是指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商界和政府加强合作可能有利于一国的经济发展，但随之也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等“道德风险”，贪腐是主要的恶果。
苏哈托当权期间，一方面亲信党羽飞黄腾达，担任政府和军队中的要职；另一方面其子女和亲友都大发横财。
| 1980年代，苏哈托与夫人在总统府接见何隆朝等印尼华人企业家
苏哈托家族垄断了印尼的大大小小的生意，控制了印尼的主要经济命脉，金融业、汽车业、电力、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森林、新闻媒介以及房地产业等等，苏哈托家族都染指其中，大肆占据核心位置，借以敛财谋利。
1999年，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说，苏哈托及其家族非法聚敛了数百亿美元的资产，其中150亿美元藏匿在海外。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发表的全球贪腐榜，苏哈托赫然列于榜首，涉嫌贪腐的赃款高达150亿至350亿美元。
在苏哈托被迫下台之后，真相以某种面目呈现出来的时候，印尼民众哗然。但仍有少部分人为这位曾经的领袖辩护，认为他领导印尼实现了经济腾飞，功大于过，可见愚民之愚。
创后的经济复苏
金融风暴之后，印尼面临着对外支付危机（偿付外债的需要），接受了IMF的420亿美元贷款，并承诺进行一揽子经济改革，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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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政府不能为国内企业740亿美元的国际债务提供补贴和担保，任由其自身信用在国际市场上暴露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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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1998年之内把12个主要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包括电信、采矿、水泥等支柱行业。主旨在于：减少政府的干预，比如对企业的隐性担保等，以严肃和强化市场纪律；加快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步伐，以增加经济与金融的自由化程度。
印尼经济逐步从危机中恢复过来，1998年至今的GDP增速平均维持在5%的水平，在新兴市场国家中处于较为稳健的水平。以人均GDP来看（按2010年不变美元价计），1997年印尼人均为2433美元，到2018年已经增长到4284美元，基本实现倍增。从现价美元看，则成绩更大一些，人均GDP从1997年的1063美元增长到2018年3893美元（对应的人口总数从1997年2.03亿增长到2018年2.68亿）。
经济发展新进展
通胀顽疾逐步得到治理
亚洲危机过后的头两年，印尼出现了高达58.5%和20.5%的恶性通货膨胀（汇率贬值，导致价格锚发生混乱），此后通货膨胀仍居高不下，2000年至2015年间的通货膨胀年均仍超过7.4%的水平。
但随着良序政治出现苗头，对应的审慎性货币政策体系也得以初步构建，所以印尼的通货膨胀开始得到控制，2016年以来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18年仅为3.2%。当然，这其中也有全球通缩大环境的影响。
经济增长稳定性加强
今年得以连任的总统佐科在2014年胜选后，推行“宏观稳、微观活、大基建”的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合作上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积极呼应方面，颇有作为。
2018年，国际著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S&P）再次评定印尼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为投资级别的“BBB-/A-3”，评级展望为“稳定”。
标普认为：
首先，印尼经济稳定发展，政府虽然一直增加贷款或通过发行国家债券取得融资，但债务价值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仍然很低，而且负担的外债非常低或者风险不大。
其次，印尼国家收入持续增加，包括税收稳定增升，而且国家非税收入方面，特别是基于世界油价上涨也提高了国家在原油方面的收入。
最后，印尼经常项目赤字也逐年下降，在未来几年还会继续下降，这是因为全球市场对印尼某些大宗商品需求量一直在增加，且价格在上涨。
前景看好
印尼的发展前景值得看好：
其一、人口红利潜力巨大。2017年印尼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0.5岁，35岁以下人口占67%，这意味着源源不断的年轻劳动力汇入经济发展洪流，有望复制中国人口红利释放时期的经济腾飞路径。
其二、城镇化进程有助于经济发展。2018年印尼城镇人口占比为55%，印尼安永合伙人萨哈拉 （Sahala Situmorang）预测，到2025年，印度尼西亚68%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这将给经济增长带来动力。
其三、趋于成熟的良序政治为发展提供助力（军方干政的风险在不断下降）。2019年总统全民选举顺利完成，虽有骚乱，但迅速恢复秩序。迄今为止的四次总统直选，一次比一次有序顺畅，这使得印尼有望维持稳定而静心谋求发展。
其四、丰富的自然资源为经济起飞提供助力。印尼自然资源丰富，是多种大宗商品的重要输出国。这不但有助于缩减印尼经常项目的赤字，还能增加国民收入，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
印尼面临的挑战
区域性发展不平衡
印尼拥有三百多个民族，散居在17000多个岛屿上，东西分布长达5500公里。其中爪哇岛居于核心，而此外的部分外岛气候恶劣，与核心区联系微弱。这造成了印尼500多个行政区的发展高度不平衡。其中，爪哇岛经济最发达，而部分偏远的岛屿经济极度落后。
这种不平衡，加上特殊的地理条件，很容易成为国家离心力的源泉。同时，印尼现行整体趋向于地方自治，进一步增加分离主义的风险。
种族主义旧账尚未清算
印尼的种族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种族主义大屠杀和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其中，让华人饱含血泪的记忆则是1965年的“9·30”事件和1998年“印尼五月骚乱”。
至今，涉嫌的幕后主使者苏哈托长女的丈夫、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普拉博沃中将拒绝人权委员会出庭作证的要求，仍逍遥法外（仅仅是被列入了美国签证的黑名单）。
| 普拉博沃
此外，少数族裔在印尼也多受歧视。迟至2006年颁布的《国籍法》才取消了对华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种族、性别和婚姻方面的歧视性条款，规定凡出生在印尼和未接受外国国籍的人均为印尼国民，所有种族和社群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然而，实践仍远远落后于立法，今日的印尼仍有严重的种族歧视问题。
宗教极端主义的阴影
近年来，印尼多次发生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2016年1月，雅加达市中心爆炸案后，佐科政府推出《反恐法》，但并未能抑制宗教极端主义发动的恐怖袭击。作为万岛之国，宗教极端主义既有发展土壤，又有现实影响力，因此很难防范。国际社会甚至有担心，IS将在印尼境内建立基地。
展望
印尼的穆斯林相对来说更加宽容和多元。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到访印尼之后就盛赞该国温和的伊斯兰教对世界都是一种深刻的启发，温和的伊斯兰教才能抚平与世界的冲突，走向和平共处和融合。
无论如何，1998年开启民主进程后的印尼正在变得更好，尽管仍磕磕碰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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