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华商大佬，皆为三教掌门——印尼王氏家族一对父子的传奇岁月

老子英雄儿好汉华商世家有几多？

自明清以降，即有华人渡海南来，以营业谋生于南洋群岛者，接踵而至；繁衍子孙，迹遍各地。其分布之广，人数之众，尤以印度尼西亚为最，从古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于兹，汇集千万华裔，成为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

纵览千岛之国，海天辽阔，碧绿青翠，宛若赤道明珠。各族群人民世代生息，开发建设，印尼华族贡献甚巨，其间藏龙卧虎、俊杰多矣。

常言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印尼当代知名华商企业家中，有许多父子双雄，财富精英，为人津津乐道。

他们通常分为两类：

第一类，父亲有种，儿子有料！父亲赤手空拳打天下，创办了一个有名的商号或工厂，苦心经营多年，儿子成功接棒，驻守江山，继续风生水起，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

比如，在印尼家喻户晓的三林集团（Salim Group)创始人林绍良先生和他的三公子林逢生；盐仓香烟集团GudangGaram ）创始人蔡云辉先生和他的儿子蔡道行、蔡道平兄弟；造纸大王、金光集团（Sinar Mas Group）创办人黄奕聪与其子黄志源、黄鸿年兄弟，还有泗水金锋集团（Maspion）林学善、林文光父子等等……皆为众所周知。

第二类，虎父无犬子。老爸本领高强，发财起家成为富豪，儿子文武双全，子承父业，借力打力，更上层楼。

比如，本号上个月写过的印尼全宝集团(即苏玛列贡公司summarecon)董事长梁世桢先生，其家族鼎盛百年，五代辉煌。梁世桢旗下公司为印尼五大房产上市公司之一。他的父亲梁锡佑先生系椰城早期华商名流、客家人侨领，经营建筑器材和五金业，后来又开办“协益米厂”和电影公司，共创设四家戏院，可谓事业红火。梁世桢子承父业，将其地产集团发展为巨无霸企业，声望更隆。

还有另一位客家人金融大家、印尼第一金融证券财务集团总裁杨克林，就是子承父业，在父母创办“马京都金融证券公司”（PT.MAKINDO）的基础上，把事业越做越大。

这一类的父子名人也有不少。

当然还有一类富二代的家族掌门，就不太走运，他们在老爸隐退或过世之后接棒失败，不但守不住家业，而且坐吃山空，家道中落，甚至破产坐监牢的也不乏其人。

那么，本文要说的印尼东爪哇知名企业家之一、佳雅纸业集团（PT.JAYA KERTAS）老板王钦辉，以及其父王基财，又属于哪一类的父子英豪呢？

王钦辉先生近影。

故事很多，亦真亦幻，留下真情从头说。

“换皇帝、换总统，神不可以换！”

先说其父王基财，字统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爪哇泗水华商之翘楚。

此人少小南来，白手起家，不到而立之年，便积万金之富，坐拥泗水北区几条商街数十间店面，后又开工厂，并创办经营若干豪华旅馆酒店，财雄势大，兴盛一时。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印尼泗水唐人街上的华侨大商家王基财先生，出行已有“雪佛兰”私人轿车。

他从小笃信神明，终生虔诚佛道，却依命理所言，明媒正娶四房太太，养育39个孩子——19位公子、20位千金，儿女之多，齐人之福，好比古代皇帝，令人拍案惊奇，当代泗水侨界无人可比。

1960年代，王基财（长桌对面右边抱小孩者）与他几房太太及部分子女的合影。还有一位四姨太当时还没有娶进来，另有一二十个孩子尚未出世。

他是工商大佬，也是宗教领袖。曾经一呼百应，建若干庙宇，聚信男善女；功德所至，贡献甚多。

1960年代末期，在印尼排华最严重的白色恐怖岁月，东爪哇许多华人寺庙惨遭洗劫，中华传统文化在这个国家的最后一点空间，眼看也要毁于一旦，同胞忧心如焚，却只能泪眼相看，万般无奈。关键时刻，唯有王基财挺身而出，深入“虎穴”、奔走呼号，置生死于度外，与军事当局据理力争，终于挽狂澜于既倒。

他对当时的军区司令亚辛将军讲了一番道理：“历史上不管哪个国家，改朝换代多少次，皇帝可以换，总统可以换，但是老百姓敬拜的神不可以换。因为宗教信仰无关乎政治，不管谁上台掌权，我们华人进寺庙拜神，都是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有什么错！”

1967年前后的王基财先生。
如此义正词严，斗智斗勇，竟然获得军方特别许可，从而保住了本地华侨庙宇不受侵害，并将此举延伸惠及整个群岛，并得以亲手创办了“全印尼三教（儒释道）庙宇联合会”。

他和一批“三教”同仁以此为平台，留存了宝贵的中华文化火种，影响了百万华人信众。

此后，王基财又领衔创立了培训华人庙宇教士“全印尼三教教士学院”，同时在东爪哇山城拉旺（LAWANG）购置地皮5万平米，发动信众，齐心协力，建成规模宏大的印尼三教总庙“碧云宫”（系王氏为纪念其已故长房大夫人陈碧云而命名）。

王基财先生于1970年代中期发动广大信众齐心协力，在东爪哇山城拉旺（LAWANG）建成规模宏大的印尼三教总庙“碧云宫”。图为碧云宫气势不凡的山门一角。

泰国国王普密蓬陛下得知印尼华人王基财建庙敬神，披肝沥胆，终遂宏愿，为表嘉许之意，亲自赠送一尊释迦牟尼铜塑佛像，并派四位海军将领护送南来供奉于此，一时间名动千岛，万人称道。“碧云宫”也因其巍峨壮观而享有印尼佛光山之誉。

2017年，在纪念王基财先生诞辰百年之际，人们唱起了这首《印尼三教之父之歌》：

乌云滚滚的岁月，天地刮起暴风雨

中华文化遭禁锢，华人庙宇危在旦夕

灾难中，你是最勇敢的那一个

不怕黑暗无边，迎着巨浪滔天

峇峇德力嘎玛，力挽狂澜峰回路转

创办三教联合会，挺立潮头掌大船

从苏腊巴亚到爪哇，遍布群岛努山打拉

三教庙宇香火不灭，你的功劳惠及天下

峇峇德力嘎玛（三教之父）

我们传承你的精神，朝着你的方向

坚持你的信念，虔诚三教再创辉煌

峇峇德力嘎玛（三教之父）

我们缅怀你的业绩，发扬你的荣光

实现你的理想，祈福上苍千岛吉祥

2017年4月20日，印尼《千岛日报》发表专版文章，纪念印尼华人“三教之父”王基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向瓦希德总统陈情

再说其子王钦辉，字敦正， 1948年出生于泗水，王氏正房长子是也。

此人虽系豪门公子，货真价实的大少爷，却无公子哥儿习气，从小便求洁身自保，发誓要做道德君子，不抽不赌不嫖，懂得自律，吃苦耐劳。高中毕业，即被父亲派去外埠学习经商，在比较艰苦的环境中摔打磨练，成为父亲做生意的好帮手。

王钦辉成家之后，选择自主创业，一路摸爬滚打，做贸易起家，办工厂壮大，七十年代便跻身于工商界成功人士之行列，又经过不断发展而成为印尼造纸行业佼佼者之一。

2009年印尼苏西洛总统时代，王钦辉与主管经济的副总统卡拉在一次会议上谈笑风生。

钦辉外表雄阔，生有异相，虎虎生威，其个性却是圆融温润，心细如发。

作为王氏正房长子，王钦辉因从小生活在“三教”光环之下，踏入商海同时，亦继承了父亲信仰宗教的衣钵。

早在1970年代中期，父亲发宏愿筹建拉旺（LAWANG）印尼三教总庙“碧云宫”，工程浩大，耗资甚巨。在此过程中，钦辉主动替父出谋献策，四处奔走，为三教总庙筹建发行“功德券”，吸纳不少信众捐款捐物。他当时一个年轻人，竟能登门拜访林绍良等巨商大佬，成功游说其捐献了碧云宫建筑启动工程所需的水泥。

1980年，印尼“三教之父”王基财为培养接班人宣布引退，全国各华人庙宇长老选举新掌门。经过一番竞选，王钦辉顺利接过“全印尼三教庙宇联合会”大旗，坐上总主席交椅。

至今，王钦辉执掌这一全国性的华人宗教社团长达39年。该联合会每五年换届一次，他都是连选连任。

2017年4月，王钦辉夫妇与三教会同仁在雅加达出席全印尼佛教大会时与宗教部长合影。

在印尼这个商业经济发达，宗教信仰无处不在的国家，一个家族祖传会做生意，世代都发大财，没有什么奇怪；但这父子两人既能商场弄潮、又能传道解惑，多有捐献，先后成为华人宗教族群的首领，那就非常了不起。

1999年，回教长老瓦希德出任总统，王钦辉以华人宗教界领导人身份与三教同仁前往晋见，恳请开明睿智，一向对华人友好的瓦希德总统主持公道，要求政府撤销苏哈托时代颁布的排华性质的14号法令。

王钦辉回忆道：

当时我们向瓦希德总统陈述说，苏哈多的14号法令实行30多年，不仅仅是给上千万华人带来了灾难性的恶果和巨大伤害，实际上也给我们热爱的印尼造成了种种负面效应。长此以往，对国家民主进步的损失更大。瓦希德总统仔细听罢我们几个人的请求，当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不住点头表示认可，后来他说了一句：会有结果的。我记得很清楚，就在我们拜会瓦希德总统一个月零十八天之后，那个让华人深恶痛绝的14号法令即被废除。

1999年，回教长老瓦希德出任总统，王钦辉以华人宗教界领导人身份与三教同仁前往晋见时的照片。

正是在瓦希德手上撤销了排华法例，才有众多华社从此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布印尼各地，华文教育和中文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才得以全面开放。

从某种意义上衡量，瓦希德堪称印尼华人文化的“救星”，而王钦辉等华社精英为此所做的努力亦功不可没。

接下来，再说王家当初的发家史。

第一个与荷兰人打交道的福清“新客”

作为一名来自福清乡下的华侨“新客”，王基财小时候只读过几年私塾，学历虽然不算高，但识文断字，知书达理，在那一辈人中属于有胆有识的佼佼者。而且他还颇具语言天赋，从中国老家来印尼不久，不仅学会了流利的爪哇话和印尼话，还无师自通学会了不少荷兰话，因此成为泗水华商中第一个能与荷兰洋行打交道的“新客”福清人，并取得殖民当局棉纱进出口的专营批文。

年轻时的王基财。
基财从香港九龙购回棉纱，再分配给爪哇各埠织布厂。那时候，凡进出爪哇各埠的棉纱，都要盖上王基财“永昌商行”（位于士郎必丹Slompretan街附近）的印章才能通行，生意蓬勃旺盛，覆盖印尼东部群岛，巨额利润滚滚而来。

他在泗水繁华的商业中枢广置物业，分别在临近新华戏院的翁加兰街（JI.BongKaran）、咖啡街（JI.Kopi）建筑了数十间店屋、货仓、办公室，是名副其实的“王半街”；他还在车水马龙的甘邦泽本大街（Kembang Jepun）一侧购置了3000平米的地产，并在城市郊外先后开办了铁器加工厂、牙刷厂和自行车轮胎厂。

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初，做生意兴旺发达的王基财，在泗水市中心距离省政府不远的老虎街上买了一幢荷兰人建的花园洋房，占地面积1400平米。老虎街当时全部是荷兰人居住的高档社区，附近有一个棕榈园。基财把自己与大太太的住家从较为杂乱的泗水北部华人（Simolawang）区那一带的天津街（Jl.Simolawangbaru 3）搬到此地，成为是唐人街上第一个搬迁到这里的华人大老板，左邻右舍都是荷兰侨生，牙医等专业人士或者是开工厂的资本家。

与此同时，王基财开始涉足旅馆行业，在泗水独资经营了两间有名的旅馆——一间取名喜马拉雅(Himalaya)，另一间命名为奥林碧(Olympic)。两家旅馆相距不远，共有上百间客房，其中奥林碧酒店装修及设施相当高级，那个年代是泗水最好的旅馆之一。

王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兴建的泗水奥林碧(Olympic)酒店老照片，如今该酒店仍在营业。

后来，他又在山城拉旺买下一座荷兰时代留下的豪华别墅。这幢五层红楼，样式为西班牙宫廷风格，曾经是早期华人首富、爪哇糖王黄仲涵的妹夫林献猷的私人物业，在拉旺城郊鹤立鸡群，根据有关文献记载，这幢红色大楼还是全印尼第二个安装了电梯的建筑，第一个是在当时的荷兰总督府所在地巴达维亚，也就是现在的首都雅加达。

王基财将其买下，再开办一间度假酒店，取名为尼亚加拉(Niagara)旅馆，提供给休闲避暑的有钱人来此小住。将近一个世纪过去，这座酒店仍是那座城市的地标建筑。

拜神信命虔诚佛道

王氏的中国家乡福清龙高半岛，面朝大海，土地贫瘠，老百姓自古以来就热衷于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讨生活。有道是走马行船三分险，出国闯荡，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凶吉难料，一切全靠神明保佑。因为有这个传统，福清人骨子里自然就形成了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

在当地乡下，几乎每个村庄都建有庙宇，父老乡亲虔诚拜神，每个人都相信天命，祈望神明能带来平安、财富和人丁兴旺。

王基财老家白玉村有一座“新丰境”村庙，历来香火兴盛，信男善女趋之若鹜。每年农历正月十一至十三，村里人做上元节，都到新丰境念经摆设道场，红蜡高燃香烟萦绕，全村人都来祭拜，烧香磕头。到晚上便要摆几桌酒席，请来宾客，与村中长辈围坐在一起与神明共度节日。

基财四岁时，母亲请来一位有名的算命先生为之定时卜卦，问其前程。算命先生观其面相，又依据生辰八字，占卜一卦，已然测出基财今生的命理：此人志存高远，财运亨通，将来必成大器，亦可成就一番与众不同的事业。长大后成家立业，德高望重，儿女多多益善，一定要儿孙满堂才可荣华富贵。卦辞的最后一句是：替天行道惠万民，人生何必到古稀！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认为：万般皆由命，半点不由人。站在命理的角度看待人的生死，以及富贵层次，都是大势，而大势不可逆。从王基财的一生来看，其命理预测果然全都应验。当他于1985年在泗水家中寿终正寝，享年69岁，确实如卦中所言“人生何必到古稀！”，而未能活过70。

王基财17岁时到中爪哇古城日惹经商，就开始念经修行，从此终生虔诚佛道，一辈子烧香拜佛，神明也确实为他消除了不少飞来横祸，好几次大难不死。这方面有一些特别灵验的故事，我们会在后面会叙述。

早在1949年，王基财便被泗水华侨信众推举担任了本埠百年古庙“凤德轩”敬神社主席。在其主持下，凤德轩香火旺盛，信徒云集，基财又于1962年发动理监事扩建该庙，并个人带头捐款113万5283盾，购买地皮700余平米为凤德轩扩建凤德阁，功德善举，出力甚巨。

这是七十年代王基财（左四）带领华人信众在其主持的泗水古庙“凤德轩”参拜敬神。右二系其长子王钦辉。

依命理之言，娶四个老婆

笃信神明的王老先生，为什么要娶四房太太呢？

究其原因，一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二是此人对命理预测的指示深信不疑。

图为五十年代初，王基财与长房夫人和二房太太及部分子女的合影。左右两边站立的是他与大太太生的两个女儿。此时，三太太和四太太尚未娶进门。我们先从王基财先生在福清老家娶的长房太太讲起。

1934年，王基财从家乡来印尼两年多了，做生意也赚到第一桶金。这一年他虚龄18岁，远在福清老家的父母非常想念儿子，托人捎口信来让他回来，完成娶妻成家的人生大事。

话说在白玉村附近，有一个陈库村，晚清时代出了一位武举人，名叫陈孝英，十里八乡赫赫有名。陈孝英有一位孙女陈碧云，漂亮可爱。那个时候有头有脸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平时都在闺房梳头打扮，有空做做针线，只有逢年过节才可以在丫鬟陪伴下出去走走，碧云也是如此。

这一年元宵节，港头乡下每到此时都要舞龙舞狮，特别是当地特色的“板凳龙”尤其吸引人，男女老少都来看热闹。结果刚从印尼回来的年轻“番客”王基财，就在元宵灯会上看见了出门观灯的举人家小姐陈碧云。只见一面，便惊为天人，极为倾倒。就像后来一首歌里唱的：

“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的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地思念。”

基财一打听，这位让他一见难忘的碧云小姐，原来是武举人老爷的孙女，芳龄17，小自己一岁，尚未婚配，更是满心欢喜。当然那时候他并没有“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而是直接回家，央求父母赶紧请媒人上门提亲。

陈家长辈并没有马上答应王家提亲这件事，但是王基财一定要娶碧云，三番五次托媒人去说。陈家知道他是白玉村番客华侨王鸿云的长子，家境也算殷实，这个后生仔年少有为，在南洋做生意初有所成。考虑了一段时间，终于同意将碧云许配给基财。

王家闻讯大喜，即刻挑选良辰吉日，添置家具，布置新房，张灯结彩将新娘娶过门。

婚后不久，王基财又重返南洋做生意，小两口自然是难舍难分洒泪而别。基财临行前嘱咐妻子孝顺父母关爱弟妹，等他在南洋赚了钱就寄回家乡盖大厝（大房子）。他回到印尼，生意顺畅，1937年即汇钱回家置地盖大厝，大厝占地1亩多，两落四扇上下层建筑面积约1000平方米，是当年白玉村最大的一座番客厝。

1938年底他又回乡省亲，这时大女儿月英已经3岁了。那时的中国社会纷乱、匪患四起，据说当年基财回乡时，先来信约家里人去厦门码头迎接。他父亲怕路上出事，挑选八位身强力壮的同族男丁，到码头等候。回家路上四个男丁怀揣驳壳枪负责护送，另外四个负责抬东西，一路上浩浩荡荡，好不威风。

1949年，王基财和大夫人陈碧云及子女们的合影。陈碧云手里抱着的是当时还不满一岁的长子王钦辉。

再说基财自从1934年结婚，一直是把妻子碧云留在老家帮忙母亲照顾家庭。这期间只有1938年回去一趟，当他再次回去把妻子女儿接出来，已是10年之后的1947年年底了。

中年时代，王基财与大夫人陈碧云。

为何那么久才回去接他们呢？这当然必有缘故。

在此之前，1945年，基财在印尼又娶了第二房太太。不知道底细的人可能会认为，这必是他一人在外耐不住寂寞。实际上，基财另外再娶，并非一般人想象，犯了男人好色的通病。究其原因，他是怀着对长房夫人碧云的一颗爱心，才再娶二房，乃至后来又娶三房、四房。

这话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不过你先别急，听我给你解释。

原来王基财当初要娶大太太陈碧云，陈家之所以踌躇再三才答应下来，不是对基财不满意，而是因为为他们两人的生辰八字“合婚”时，命理先生发现基财与碧云的八字有冲。那年碧云17岁，今后每到她的“逢七”之年，注定有犯冲的劫数，如27岁、37岁、47岁……以此类推，必有凶险。

尽管如此，经不住他铁心要娶，陈家还是同意把女儿嫁给他。

婚后，基财又去找命理先生求一个化解之道。命理先生说，要想保护碧云，只有一个办法，每到她“逢七”之年，你须做一件事刺激她，令其生气发怒，这样才能压住她的气场，替她化险为夷。

王基财1938年回国探亲再回到印尼，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然爆发，日本占领中国，全国同胞都在进行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印尼也被日军南侵，卷入太平洋战争，东南亚一带同样烽烟四起，交通中断。这种形势下，基财与父母妻女远隔重洋，再怎样牵肠挂肚，兵荒马乱无法回去，也不知道这种日子何时是头。

这时候在泗水生意场上，有一位同乡前辈陈先生，是基财夫人陈碧云的堂叔，对这个侄女婿非常欣赏。堂叔说，中国眼下正在抗战，何年何月才能太平？你为人谦恭，做事精明，大家都喜欢你。现在你单枪匹马在此生活，有合适的侨生女孩就再娶一房吧。

这一年刚好是1945年，妻子碧云27岁，到了所谓“逢七”之年。王基财想起算命先生说过的话，不禁为妻子担忧，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记得命理先生说过，要想保碧云过关，只有做一件事把她激怒，怎样才能让一个女人怒不可遏呢？莫过于做老公的又娶老婆。

基财想到这里，加上碧云的堂叔也让他再娶一房，于是就经人介绍，又娶了一位名叫薛安娘的福清籍侨生，成为他的二房太太。这一年，基财28岁，庶夫人安娘18岁。

与二夫人薛安娘。
王基财捎信回家，把此事告诉父母家人，父母整天盼着老王家人丁兴旺，自然对儿子再娶感到满意。但是碧云知道了，果然生气发怒，除了哭闹一场，又能怎样！不过，她27岁这一年也确实安然无恙。

娶了二房太太薛氏以后，基财就在泗水开了间五金店，他首先在店里腾出一个空间供奉观世音菩萨。每天早晚烧香崇拜。有一天，日军飞机又来轰炸，当时已经怀有身孕的薛氏，惊吓中赶忙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祈求保佑。这时日军飞机投下一颗炸弹，刚好落在距离薛氏仅有10米远的地方。万幸的是，那居然是一颗哑弹，落地后并没有爆炸，避免了一场家毁人亡的大灾难。这次事件，令基财更加坚信是菩萨保佑了自己和家人，他从此对敬神烧香也就更加虔诚。

据王基财的长房大公子王钦辉回忆：

“60年代，我父亲在他的旅馆还遇到过一次枪击事件。一个属于当地一霸的地头蛇因为经济纠纷，用手枪对准我父亲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但是枪没有打响，子弹卡壳了，父亲又幸免于难。他当然认为百分百是神明在护佑他，所以他对宗教的热爱和对命理的痴迷都在情理之中。”

1955年，在王家长房夫人碧云37岁那年，基财依照算命先生的说法，又娶了第三房太太——福建闽南人侨生周金锡；1964年，大夫人碧云47岁，基财再娶第四房太太李英华，也是一位福清侨生。各房所生的孩子均按照排序，分别称呼父亲的几位夫人为：大娘、二娘、三娘、四娘。

事实上，每娶一房太太，基财的长房夫人碧云当然都不可能高兴，每次都要生一场气，但是她每次的“逢七”之年也都平安度过。

话说到了1975年，大夫人碧云57岁的生日就要到了。基财把大房的几个孩子叫来一起吃饭，告诉他们：“今年又到妈妈“逢七”的灾年了，爸爸打算要再娶第五个老婆，可能你们会觉得面子上不好看，我也不想再娶，但是不再娶一个，你们的妈妈就会遇到过不去的坎。”

那时，长子钦辉和姐姐等几个大一些的孩子已经结婚成家，大家都不同意父亲再娶。“我和姐姐还在一边偷偷地笑话爸爸，老爸想要再结婚，所以就编了迷信的故事，给他自己找借口吧。”

王钦辉说：“当时我们认为，父亲那么大年纪还要再结婚，成何体统！父亲见儿女们反对，就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也不好再坚持。结果没过多久，我妈妈就生病了，开始只是肚子疼，有一点腹泻，家人也没有足够重视。结果到医院，医生怀疑是脑膜炎，各种检查下来，妈妈也怕，受了一番折腾，没想到很快就急转直下，报了病危，抢救无效很快就走了，妈妈走的时候，距离她57岁生日还差5个月……”

母亲过世，父亲大恸。王钦辉永远忘不了一个情景：“我爸爸用头顶着墙壁，哭的稀里哗啦，浑身颤抖。他是真的爱我妈妈，但是知道这是命中注定，无力回天。我们也哭的要死，现在一切应验了，才明白爸爸之前说的妈妈“逢七”必遭大难的命理，并不是在编故事。”

1975年王家大夫人去世后，老爷子和另外三个太太的合影。二夫人坐在他旁边，左边站着的是三太太周锡金，右边站着的是四太太李英华。手心手背都是肉：家产的分配

但凡有钱财主，人到晚年，家庭生活总免不了要过三道关，一是子女教育，二是夫妻关系，三是分家产。王基财老先生有四房太太和几十个子女，又那么多财产，过这三道关，自然比一般人复杂的多。

从1970年代，时代变迁，岁月渐老，他在工商界挥洒自如的鼎盛年华已经过去，但在华人宗教界的地位却愈发崇高。身为全印尼三教会主席，诸事繁多，无暇顾及自己的产业，只好收缩规模，只经营旅馆和部分店铺的生意。

这时候，前两房子女已经长大，不少兄弟姐妹已结婚成家。父亲首先着手将自己名下的一些不动产，也就是泗水唐人商业区几条街上的一二十间店面，交给孩子们打理。老人家心里明白，身边那些老一辈富商把财产分给儿女，十有八九在其身后都出现了遗产争端。骨肉之间、手足之间的矛盾冲突处理不好，也许会成为无法挽回的遗憾。因此，他要趁自己身体还健康，头脑还清醒，尽可能避免此类憾事。

俗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他对四房夫人的孩子基本上一视同仁，但还是会按照福清人的传统来分配家产。中国有句老话：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所以只有男孩才有继承权，福清人更是如此。不过，如果女孩子没有结婚，那么娘家兄弟就要一直负担其生活。王家几房兄弟在这方面都做的很好。

在王老先生主持下，早期的家产分配是这样办理的，年纪大一点、娶了老婆的儿子，每个人都分到一间两层店铺。他又拿出相同数量的黄金，分给每个儿子作为开店的本钱。这些分到儿子们个人头上的店铺，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一部分的家产，大家没有异议，也就不存在争执问题。

多子女的大家庭合影于七十年代。
两块地皮的麻烦事：老爷子“大意失荆州”

前面我们说了，王基财老人家留给家族——并已分配大房、二房子女的共同财产中，除了一间奥林匹克酒店，还有两块地皮不动产。

这两块分别位于泗水老城商业街甘邦泽本，以及郊外飞机场附近的地皮，还是父亲中年时代候买下的，到如今至少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任凭风吹雨打，一直闲置在那里没有开发。

说起这两块地皮，里面有许多故事，单单当年从父亲手中转到钦辉手上，就经过一番“失而复得”的波澜曲折。

大概是在1970年代末期，王基财为了忙三教的事情，已经退出商界江湖好些年了。但是有几个朋友想凭借其资本与他联手做几桩大买卖，就不断游说动员他再出山，拿出真金白银披挂上阵。

先是进口食糖，从国外买了上千吨回来，然而时令不好，商场冷空气说来就来，结果亏损了。

那时候印尼经济开始起飞，向银行借钱也很容易，父亲他们又重整旗鼓，在印尼收购了几千吨的大豆，装了一条船出口去德国。不料，从赤道以南到欧亚大陆西部，茫茫大海万里迢迢，温差太大，一船大豆运到德国码头开舱一看，全部长霉发芽了。买家拒收，发芽的大豆只能再花钱请雇人倒入海里。

再后来，又投资在爪哇岛种植烟草，也未能成功，以亏本告终。

早年在商界叱咤风云的王基财老先生，晚年再出江湖，为何如此屡战屡败？道理很简单，多年不练，功夫生疏，再加上时代不同，隔行如隔山，失手在所难免。

那时候老爷子仍是家大业大，如果只是这几次出师不利还不要紧，可是接下来他又在有关资金运作中，遭遇了一场更大的危机。

当年雅加达有个福清人大商家，名叫倪朝义，正在四处集资要搞大项目。为吸引别人融资给他，倪朝义开出了百分之十五的天价利息，你借给他100万，一年就可以赚1倍还多，做什么生意也没这么好赚。

王基财老先生本来并不知道此事，可是一位本家堂兄跑来再三再四地鼓动，要他把资金集中起来借给倪朝义，赚他开出的高额利息。堂兄说，你这两年做了几单大生意都亏本了，现在有这样的机会赶紧抓住，保你把前面亏的钱全部找回来，还可以大赚一笔。

老爷子经不住诱惑，就决定放手一搏。他把两块地皮和奥林碧酒店、尼亚加拉酒店这些不动产的地契、房契拿出来，统统抵押给银行，贷出了一大笔资金全部借给了倪朝义。

没过多久，椰城那边就传来令人震惊的坏消息：倪朝义从各地集资做的一个巨大的“银会”，突然间哗啦啦地倒塌崩溃了，倪本人跑路躲起来，不知所踪。包括王基财先生在内的大部分债权人的钱，也都打了水漂，有去无回。

王老借银行的钱不能及时还上，抵押在银行的那些不动产就要被公开拍卖。这个大家族陷入危机，他在华社江湖多年积累的声誉也将毁于一旦。

这是1980年前后发生的事情。

晚年的王基财先生。万般无奈之中，王基财把解困的目光注视到了长子王钦辉头上。他知道，那些已经成家立业的孩子们，只有钦辉有可能帮到他。他对儿子说：“爸爸现在好像三国里面的故事一样，大意失荆州，关公走麦城！能不能起死回生，就看你能不能想办法弄到一些资金，帮忙爸爸把押在银行的不动产赎回来。弄到钱，算是爸爸借你的，只要我们的酒店和地皮没有给银行拿去拍卖掉，就可以照样运转还清债务，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钦辉安慰父亲：“爸爸且放宽心！为了你老人家的名望和整个家族，我无论如何要出手相救，哪怕只有百分一的希望，也会尽到百分百的努力。”

那时，王钦辉也才三十出头，已在商界崭露头角，成功结识了一些重要的人脉资源，并且开始与人合伙筹建自己的造纸工厂。为了帮助老爸摆脱经济困境，年轻的他不得不冒着工厂建设下马夭折的风险。动用了生产周转金，甚至为此得罪合伙人、导致那人愤然与自己分手而在所不惜。

皇天不负有心人，或者是王钦辉敢于担当的精神，以及对老爸的一片孝心感动了上苍，使他在冥冥之中有如神助。在此期间，钦辉在两个极其偶然的场合，遇到了愿意帮助他的好心人，并由此得到两位工商前辈的鼎力支持，愿意预付货款给他。其中一位是好友柳明远的父亲柳老先生，当时拿出200吊（两亿印尼盾）现款和他做生意；另一位是原本素不相识的雅加达老板洪国强先生，也很爽快，预付给他225吊（两亿两千五百万盾），加起来四亿两千五百万。

1981年，这是个天大的数字！

王钦辉筹来的两笔巨款，不仅维持了工厂的正常开支和生产经营，而且能够滚动起来，替父亲还清了银行的债务，将其抵押的地皮等不动产地契又都赎了回来。

曾经，钦辉一次性交给父亲5万美金，由父亲拿去银行还本付息。父亲说，这应该算是我们整个家族向你借的。当然父子之间也不可能立字据写借条什么的，但在当时与父亲要好的很多老前辈都知道这件事，对钦辉的举动大加赞赏。

天助我也！办厂融资的机缘巧合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王家19个兄弟，大家都经商做生意，大部分只是小康人家或中产阶级，凭什么只有你王钦辉一个人能够开工厂成为大老板？

小时候的王钦辉，平时不大讲话，人比较安静，在学校虽然成绩不错，但并非活跃分子，各方面表现也不突出。他喜欢看书，勤于思考，属于那种内心聪慧，有才能却不显山露水的孩子。父亲显然看出了这一点，曾经对商界朋友这样说过：“不要看我这个儿子外表木讷，其实他就像包子一样，有肉不在褶上，馅都藏在里面呢！”

爸爸没有看错。事实上，钦辉早年就有自己的志向，他不打算将来躲在父亲翅膀下做一个传统的布商。他那时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自己开一个大商行，喜欢做什么生意就做什么生意。

1970年王钦辉与夫人林梦卿的结婚照。

王钦辉夫妇互敬互爱几十年，双方都不缺乏幽默感。生活中有许多浪漫情趣的瞬间。王钦辉结婚后，开始自己创业。“当时，新闻纸在印尼特别畅销，我从日本进口一批新闻纸，船还在半路，市场上纸已经涨价了，船一进港，不必搬进货仓，马上就给买主分光了。”钦辉说，经营纸张让他赚了第一桶金。

后来，一个台湾人告诉王钦辉：“印尼有很多甘蔗，到处都是甘蔗渣，这是丰富的造纸原料，可惜当地人都把它烧掉了，你为什么不做一个造纸厂呢？”刚好那个时候政府开放了造纸行业，允许私人建厂，于是王钦辉就在1978年开始筹建造纸厂了。

建纸厂是一个大投资的项目，还要能拿到比较大的合适的地皮，这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把很多创业者挡在门外。王钦辉差不多是白手起家，可是他那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说干就干。刚好在东爪哇岸朱县（Nganjuk）靠近布兰塔斯河的小镇格尔多梭诺(Kertosono)给他遇到一个贵人，也是当地的一个地主，在镇区旁边拥有7公顷土地。这个印尼人对钦辉说，我的土地不卖给你，但是我可以用土地折价的钱来参加你工厂的股份。

“哎呀——我那时正发愁没有钱买地皮，他要参股，那么好啦，我建工厂就有土地了，真是天助我也！”

王钦辉大喜过望，与之一拍即合。当然这个印尼地主后来一要用到钱，就便宜把地皮一块一块卖给钦辉，不到三年这7公顷地就属于王钦辉了。

还有一位不会讲中文、从小和钦辉相熟的侨生，成为他建工厂的合作者。侨生参与的方式是，将厂区的办公用房和部分厂房建筑到可以向银行抵押的程度，使钦辉从银行拿到了购买机器设备的贷款。到1980年，王钦辉的查雅（PT.JAYA KERTAS）造纸工厂就已初具规模，很快可以点火投产了。就在这节骨眼上，父亲的财务状况发生大问题，钦辉只好把准备产生用的流动资金拿出来替父亲救急，还远远不够。结果那位侨生合伙人不乐意了，因为这样做违背了两人达成的合作原则：不能将工厂的钱用来做家族的事情。

钦辉是个孝子，怎么可能对父亲的危难之处坐视不管呢！合伙人一气之下退出工厂，王钦辉只能眼看着理想的航船刚扬起风帆，就因父亲发生的变故被迫搁浅。更让他焦虑的是，资金链断裂，工厂无法产生效益，又该怎样救助父亲度过难关呢？

关键时刻，王钦辉无意中又遇到了一个奇缘。

那天，他正在泗水巴刹阿东（原子市场）的一个小食摊上吃面。有人打电话到一旁的店铺找他商量事情。打来电话的是一个福清人，从小就能讲一口福清话的钦辉，就在那里用老家方言和对方通话。这时候，旁边一位也在吃面的长者注意到王钦辉，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老人家戴一副眼镜，斯斯文文，走过来问他：“哎，年轻人，我看你是印尼出生的侨生，为什么福清话会讲的这样好？”

钦辉笑着回答：“我是王基财的儿子啊！在家里跟父母亲就是讲福清话的。”那位长者也马上高兴地用福清话告诉钦辉：“我和你爸爸是老朋友啊！几十年在庙里拜神都在一起。”接着，钦辉又得知老人家的儿子，原来就是自己商场上的朋友柳明远——其家族有一个很大的纸箱厂，这位柳老先生也是一个工商业大佬。

两个人就在那里用福清话谈天，越说越投缘。柳老问钦辉，我儿子做纸箱，你现在做纸厂，为什么不卖纸给我儿子呢？钦辉说，因为我工厂需要现款，而明远是要供货以后三个月才付款。柳老爽朗一笑：“这很好办！我现在就带你去我儿子那里，让他马上预付两亿盾支票给你，你在价格上多打一些折扣就OK了，我们可以互惠互利嘛！”

“就这样，一碗面的奇缘巧合，两亿盾的钱，真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王钦辉感叹：“这两亿盾，一下子为我工厂生产解决了一半的流动资金。我一辈子感恩柳老先生，这也要归功于爸爸平时结下的善缘。我从此和柳老的儿子柳明远成为莫逆之交。”

几天以后，王钦辉去雅加达联系客户，没想到偶然之间又遇到另一位命运中的贵人洪国强。洪先生是一个闽南籍的大老板，他的儿子不会说国语，在椰城开商行做白板纸生意。钦辉去找他，正好赶上洪先生父子要去吃饭，于是便邀请钦辉共进午餐。初次见面的洪国强前辈对钦辉一见如故，席间与他相谈甚欢。这位洪前辈平时关心时事，喜欢聊国际政坛八卦。

钦辉每天看书看报，信息量大，记性又好，口才也是一流，洪先生和他谈天，那才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一老一少高谈阔论，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说到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又从台湾蒋介石说到大陆毛泽东，洪老前辈话题广阔，眉飞色舞，非常过瘾，很久没这么开心了。餐叙结束，洪先生吩咐他的儿子，你开225吊卢比亚给这个年轻人，从此就从他的工厂买货。

印尼人常说，人有两条腿，钱有四条腿，人追钱追不到，钱追人很容易。洪国强先生一声令下，这两亿两千五百万印尼盾就这样追上了王钦辉。于是，让他工厂投产的另外一半流动资金也到手了。

中国有民间谚语：运气不好，喝凉水也会塞牙缝，运气来了，门板挡不住！

信佛的人也坚信：一切都是缘。缘起缘灭，缘聚缘散，一切都是天意。

1982年，王钦辉的造纸厂顺利投产，产品源源不断供应市场，使到他得以游刃有余地替父亲将抵押在银行的地契、房契，一张一张赎了回来。

“我记得有一天，爸爸把我叫到他面前，老人家郑重其事地把那些房契、地契，双手交到我手里，用福清话对我说：“钦辉啊，现在这些不动产都赎回来啦！爸爸的名声也给你保住了。”

1990年前后，王钦辉与四娘（父亲的四姨太）及部分亲友的合影。此时的他四十出头，正当鼎盛年华，其神态举止信心满满。

本文结束语

本文写到这里，已经不短了，但在最后还是要概括一下王家父子的人生意义与社会价值。

对于王基财老先生这一辈中国南来的华侨而言，他们读书不多，却能无师自通，自学成才。这些人靠着在家乡打下的传统文化底子，一方面非常相信命运，并深深感恩于神灵的青睐；另一方面，也凭借极其聪敏的眼光，靠灵活手段，轻而易举就做到了人情练达，世事洞明。他们早年搏命钻营，善于发现商机，不惧战火乱世，于政商之间纵横捭阖，无所不用其极，在生意场上大显神通。到了晚年却看淡贫富，重情爱乡，古道热肠，更加热衷以教义和善举留名于世。

王基财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因健康欠佳，早已退出商界。可是当他回国看病时，发现故乡的村庙年久失修，残废不堪，便不顾家人劝说，执意将儿子钦辉拿给他看病的一笔款子捐出，用来重建村庙。

老人家肯定知道，无论自己当年创造了多少商业财富，终归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雨打风吹去了。但无论如何，他在三教方面留下的精神财富，必将一代又一代影响着社会，也慰籍着子孙晚辈的心灵。

对于王钦辉这一辈第二代的华人精英来说，他们在千岛之国生于斯、长于斯，当然从内心深处热爱印尼；而血脉情缘的关系和从小受到的华文教育，又使得他们情系中华。比起父辈，他们多数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这令他们更加具有国际视野和专业知识，又因时代发展之故，正好赶上七八十年代印尼整个国家经济腾飞，从而在工商事业方面大大超越了父辈。

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华文化出现断层的印尼，正是由于他们这一辈人的存在和坚持，使得华人的精神上的源流得以延续和传承。这其中，王钦辉和他领导的印尼三教庙宇联合会，成为华族信徒与故国文化连接的精神脐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