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华人赶出去！”

这是1998年印尼街头的标语！

这难道是某种场景的重现么？记得在租界年代，曾有个牌子引起众怒，上面清楚写着“狗与华人不得入内”。

1997年起，金融危机迅速在东南亚国家蔓延，次年1月，这场风暴的中心转移至印尼，虽然政府进行了财政干预，但是印尼盾还是断崖般的贬值，最后17000印尼盾才能兑换到一美元，和废纸无异。

食品价格飞涨、失业人口狂涨，政府还关闭了多家银行，冻结了大部分存款，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数激增至8000万。这时苏哈托政府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援助条款，不过是有条件的。

于是，电费上涨60%，多种油燃料上涨25%至71%不等，本已贫困不堪的人们再也无法沉默，街头到处是大规模的示威游戏活动。

骚乱从棉兰开始，华人再次成为“牺牲品”。

这就是传统学术界定义的“五月骚乱”。

1965年开始的印尼“运动”，华侨/华人的灾难

可以说这场骚乱直接导致苏哈托下台，不过有点讽刺的是，他上台前后那段时间，同样上演着一场更为剧烈的排华运动。

时间回到1965年。苏哈托将军手握陆军战略预备队兵权，他冷眼看着总统卫队长策划的一场政变，然后在参谋部会议上，他指出这场政变的幕后主使一定是“印尼共产党”，他迫使时任总统苏加诺让他全权负责后续的治安。

在苏哈托的“指挥下”，一场“反击”迅速升温。

很快媒体发声，“9.30”事件中有印尼将军遇害，但是中国大使馆没有降半旗致哀；《火报》也开始报道“北京广播电台在挑衅印尼的革命行动”。

同年10月，高等教育部长宣布关闭14所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共和国大学和帕希米大学，这两所大学有个共性，大部分学生都是华人。

也是在这个月，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馆的门口贴上了传单，赫然写着“印尼共产党是中国所武装的，把华人DS！”等。没过几天，中国领事馆外集结了一批示威者。

10月16日下午，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商务参赞处强行闯入一群人，他们荷枪实弹，不但搜身盘查我方工作人员，还搜查文件，同时还抢劫财物。同时前往印尼援助的中国专家也遭到拦截检查，甚至搜身。

这时媒介再一次及时跟进，《火报》居然这么评价中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还宣称不能忍受中国抗议印尼陆军的搜查，这对印尼而言是耻辱。《伊斯兰之声报》则要求印尼政府应禁止民众收听北京广播电台，理由是其中的内容对印尼不友好。

《战斗报》则直接将“北京电台”定义为“右派”，说其言论比帝国主义的诽谤还严重。

动乱在多日累积后终于爆发。先是多个城市以及郊区发生打砸抢事件，造成多名华侨重伤，很快军警出现，抓捕华侨。根据相关资料，仍有20多人关押至今，他们的身份基本都是各地华侨社团的领导人。这期间多处华侨办公室被毁。

中华总会里的毛泽东挂像、中国国旗被焚毁。

大街上到处散落着焚烧的衣物、食品、书籍等，各地华侨的商店和住宅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不少人在暴行中丧生，很多华侨家庭被抢一空，根本无法继续生活。

而当地的报纸却对这些“行径”熟视无睹，仅报道了一个“意外”，一名13岁的小女孩由于惊恐过度而死亡。

军队也开始参与其中。11月22日开始，一批陆军战斗团的士兵洗劫了中爪哇梭罗市。在六天的时间里，该城市90%的华侨商店和住宅被扫荡一空，连华侨社团会所和学校也没放过。

而在棉兰，对华侨而言，除了财产受损外，更大的威胁是自己的生命安全。各方面关于伤亡数据的报道差异很大，美联社说，100多名华侨丧生；而当地政府公布的数据仅为4、5人。

这里有一些细节资料：

中爪哇：5名华侨社团领导人丧生；

龙目岛：一位待产的产妇和六个幼童被烧死；一对华侨夫妻中的妻子被J杀；还有一位华侨女性遭到抢劫后被肢解。

进入1966年后，事态越发严重。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商务参赞处、总领事馆再次成为“目标”，示威者强行闯入馆内，大肆破坏，还升起印尼国旗，甚至殴打我方工作人员，造成三人重伤。

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同样成为“目标”，示威者还高喊要将新华社记者驱逐出去。

这时事态虽然严重，华人财产严重受损、生命得不到保障，不过台上执政的还是苏加诺，对中国大使馆的屡次照会，还是做出了相应的回应。

只是，各种骚乱有增无减，到了3月11日以后，等苏哈托正式上台，一场“清洗”才真正上演。

有资料显示，被杀害的印尼共产党和左翼人士有20多万人，投入监狱的高达30多万人。

美国中情局的数据则是：截止到1966年4月，应有25-50万被杀。

印尼官方后来也公布了一组数据，死亡的人数差不多45-50万。

不过很多人却是觉得，这个数据过于“保守”。当时不少村子遭到“屠村”，华人就像鸡鸭一样被杀。

当时的印尼共产党究竟有多少人？300多万人，就人数而言，是印尼的第一大党。但是当时印尼的政治格局有点微妙，陆军严重干政，在陆军眼中，印共就是“死敌”。

那时印尼的政坛就是“三足鼎立”，总统苏加诺、印共、陆军，只要一方的力量有变，整个形势就会大变。1965年4月开始，围绕苏加诺的流言越传越烈，外界盛传总统健康每况愈下。

陆军和印尼共产党的关系也越发紧张，就在这时，总统卫队长率先出手了，策划了“9.30”事件。不过30多年后有份报纸却是“推翻”了这个“事实”。

根据《悉尼晨报》的“爆料”，1999年，有两名参与当年事件的当事人出狱，他们指证“9.30”事件只是官方的说辞，压根就没这事，这是苏哈托一手策划的，既解决军队内部的权力争斗，又给自己“清洗”左翼运动找了一个绝佳的借口，最后达到自己执政的目的。

之前动乱的“主力”基本是印尼右翼组织和当地“混混”，有部纪录片“邀请”了当年参与者，他们至今依旧毫不掩饰对印尼共产党的“憎恶”。（这部纪录片曾被提名奥斯卡，但被印尼政府封杀）

一位“参与者”就说出其中的一个原因，他抱怨当时印尼共产党“管”得太多，不让电影院放好莱坞的电影，导致他的收入减少。于是后来，他一点不手软，他还笑着说着当时的“惨状”。

他后来觉得直接砍太麻烦，于是他将铁丝一端系在水管，另一端绑在一块木头上，铁丝在受害者的颈部绕一圈，他只需轻轻拽着木头稍许用力就好。

等政权移交后，地方的军事当局走向了前台，他们下手更不客气，在他们的协助下，目的越发清晰，就是侵占财产，为了配合这个“目标”，华侨社团领导人成了主要对象。

为了攫取华人财富，各种招轮番上，拘留和扣押成了主要手段，就是为了更多“榨出”钱财。华侨社团的领导人大多家境不错，于是成了“勒索”的“主要目标”。

冷沙中华总会主席张赞成被绑架，20多名理事被游街，受尽侮辱，冷沙中华学校老师被宪兵部拘留、审讯。

为了“名正言顺”接管华人财产，华侨社团领导人被随意杀害、被驱逐。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1967年，这年4月，雅加达中华侨团理事宁祥雨被印尼警方扣押，遭到严刑拷打，5日后死于狱中。

紧跟着这种强行侵占的是政令侵占。1966年4月起，印尼各地军区/当局下令关闭所有华侨学校，这时政府还很配合地颁布了一条规定：

除外国使节为其家庭成员所办的学校外，一概不得有外国学校。（第37号第七条）

这时印尼已经没有华侨学校。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当时关闭的华侨学校大概有700所，有30万左右的学生失学。

这些学校自然被当局接管，而这些华侨学校的校长们，则被驱逐。

平时被各种打压，“运动”中被无情迫害

借用传统学术界的一句话，前期只是针对华人的财产，后来就是经济掠夺。事实上，这种“掠夺”早早已经开始，就拿苏加诺时期来说，于1955年年底颁布了一个条例：

所有外侨（包括华侨）要想取得经营资格，必须在印尼银行存入500万印尼盾，截止日期为1957年1月31日。

当时有财力缴纳这笔钱的华侨输入商只有四家，1000多家的华侨经营资格因此被取消。

印尼还有一个规定：县以下区域的经营不对华侨开放。这两项“政策”下，导致八万多家的华侨小商贩断了营生之路，波及的人数多达30多万人。这些小商贩一夜间失去了所有，无家可归，也无糊口的营生可做。

就单看这经济上的打压，就可知华侨的整体处境一直都没好过。苏哈托上台后，继续发力，成功达到了他的“清洗”目的。

当愤怒的火焰失去控制时，华侨/华人毫无疑问成了最后的泄愤/恨对象。

华侨商店/住宅是继续被攻击的目标，甚至有些地区连水源都被破坏。1965年10月至1967年，华侨商店几乎无一幸免，招牌被拆毁，中文版的杂志书籍被毁，中国国旗和毛泽东挂像也成了被烧毁的目标。

印尼的大学生扮演着“标记者”，他们会在华侨商店和住宅做记号，画上“骷髅”样图案，或者钉上牌子，上面只有三个字母“RRT”，这是中国全称的印尼语缩写。这些被做了记号的建筑成了主要的被攻击目标。

破坏华侨的生计和经营场所还只是开始。军事当局的“胃口”更大，1966年11月，廖内省的军事当局对所有华侨的财产进行登记，并下令禁止华侨财产的转移和买卖。

第八军区司令紧随其后，搞出了“四项决定”：在其军区管辖的东爪哇地区，禁止华侨进行大型批发生意：居住在东爪哇的华侨必须缴纳“特别义务捐”，按人头收，1966年是新币2500盾；禁止其他地区的华侨迁往东爪哇；剥夺华侨使用中文和汉字的权力，禁止在经营或者通信中使用中文。

这场“运动”会快速升级，自然和苏哈托的“态度”有关。苏哈托上台后，立即做了一事，对“中华”的称呼变了，称“支那”。

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本轻蔑地启用了一词“支那”，1913年起，该词成为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正式称呼。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日本人才彻底放弃了该词。

也不过才隔了十来年，印尼居然接过了这词。那时还有一个专有词“监督支那人小组”。

在印尼做小本买卖的华侨都遭遇如此的粗暴对待，那些投资开厂的下场更不会好到哪。万隆全市的华侨纺织厂被当局接管，雅加达的华侨纺织厂被当局接管，华人商业区被当局封闭。

此时华侨的生命安全已经没有任何保障。一些幸存者后来说“血流成河”，那么，当年这场排华运动中，究竟有多少无辜的华侨/华人丧生，当局的态度一直“讳莫如深”。

时隔50年后，印尼还真开了场研讨会，主题就是“剖析1965年悲剧”，与会者有当年的幸存者、军方、政府官员和一些学者。

据说开会现场紧张，场外一直有人试图冲击会场，他们担心共产主义会在印尼复活。大会得出了一个“官方结论”，遇难者不可能超过1000人！一位印尼部长还抛出一个问题，怎么可能会死那么多人？你们可以指出一个万人坑么？能指出，我就去。

《纽约时报》还刊出这位部长在此次研讨会上的一席言论，他说：“对这一事件，政府也许会表示遗憾，但是政府不会就此道歉，也不会做刑事调查。”事实上，苏哈托也确实没因此事件受到任何追究。

但是外界才不会顾及印尼政府的“脸”，1966年的《远东经济评论》给出的数据是，有十多万华人被杀。美国的《生活》杂志也给出了相似的数据。

这里补充一个常识。在1955年，中国就正式宣布不赞成华侨拥有双重国籍，后来颁布的国籍法明确规定，中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同时具有双重国籍。

如果汇总当时中国大使馆的抗议照会，结论和一些“统计数据”差别很大，华侨死亡的数字应不会超过2000人。

如果外界公布的那些数据接近真相，那么这次“运动”中伤害最深的就是印尼籍华人。

印尼史上有长达300多年的殖民时期，本是同样曾被压迫的华人，却是屡次成了“受害者”，1740年的“红溪惨案”似乎成了“范本”。

苏哈托上台后，不是治理国家秩序，而是忙着给印尼居民分类，就两类，原住民和非原住民，而且用的身份证都不一样。华人自然属于非原住民。苏哈托政府还要求印尼籍华人放弃自己的中文名字，使用印尼化的名字。

那么，是不是史上印尼的华人和原住民就相处得很糟糕呢？事实上，印尼在沦为荷兰殖民地以前，国内相当和谐，被“外族”入侵后，这个平衡才被打破，结果后来印尼籍的华人也成了“外族”。

有一个事件清楚表明了印尼华人地位的尴尬。

印尼的青年誓言相当著名，其诞生于1928年的第二届印尼青年代表大会，内容如下：

“我们印度尼西亚儿女拥有一个祖国—印度尼西亚；拥有一个民族—印度尼西亚民族；拥有一种语言—印度尼西亚语。”

而印尼籍华人似乎没有得到该有的认同。

于是，放弃了原本身份、语言的印尼籍华人，似乎注定了他们是无法置身事外。当时的冷沙军事当局还有一个奇葩规定，家庭成员中若是有华侨，那么就不能和印尼籍华人同居一室。只要家里有中国国籍的，哪怕商店的登记者是印尼籍，一样被视为华侨商店。

随着“反对声音”越来越响，有些地区居然提出，他们不承认1961年以后加入印尼籍的华人。这时华人只要上街，就会被“伏击”，街道两旁经常躲着暴徒，只要看见华人模样的，就开始扔石块。

这场动乱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但是从没随着时间消退。

1990年5月21日，《华盛顿邮报》刊出一文《美国支持60年代印尼大TS的名单》，据说本文的作者采访了前任美国驻印尼大使馆若干人，作者在文中这么说，1965年，大使馆高级官员们曾向印尼陆军提供了一份名单，上面列有印尼共产党员干部5000多人。

这篇文章引发强烈争论，正反方都有。时隔四年，又一篇文章公开发表，《盖斯塔普：中情局在印尼的两条轨迹》，作者倒是没有写得很“干脆”，他以另一个事件做类比，说这是“隐蔽但是可能是最成功的一次”。

还有一文，说的是相当“肯定”，连标题都“直言不讳”，《美国指挥下的印尼大TS》（作者麦克·海德），文中说除了美国，还有澳大利亚和英国参与，他们让印尼陆军抓住这个机会，先给印尼共产党扣一个帽子“煽动政变”，进而发动了一场二十世纪规模最大之一的对平民的大TS。

早在1958年，美国就开始和印尼陆军接触，SESKOAD这所军校就是在美国帮助下建立，这所军校不单单培养军事人才，还负责培养经济和管理方面的人才。

当时印尼还存在一个“独立”的办事机构，它不“属于”苏加诺政府，印尼陆军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联系都是通过这个机构。

这时，美国对印尼政府的援助逐年减少，私底下却是将这部分“援助”转移给印尼陆军，而且规模越来越大，1962年到1965年这四年，印尼陆军从美国那得到的援助超过前面13年的总和。

就在各界对此事“关注度”稍有降温时，印尼经济恶化，又一场“风暴”蓄势待发，终于在1998年5月爆发。

这不由让人再度联想到该国1965年-1967年的种种，当年当局更多强调平息“政变”，事实上，缺乏援助的印尼政府，已经无法保证国内正常的民生，涨价就是日常常态。（1966年政权更迭和经济恶化也有关。）

自从印尼颁布“第十号总统法令”后，华侨只能在城市里做营生，华侨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小商贩和中等贸易商。这时华侨/华人（看似）相对较好的经济地位，仿佛成了“引火线”，到处是咆哮宣泄的情绪。

后来不少学者都分析过这其中更深层的原因，如荷兰殖民者实施的“分治”阻隔了华人和原住民的融合等。

历史从来都不是割裂的。学术界有一种看法，400年前荷兰殖民者对华人的“政策”，似乎还在延续。从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到1661年郑成功攻台，这些年荷兰殖民者一直在用一个伎俩“联番制汉”。

之后，荷兰殖民者一直想报复郑成功军队，同时还想和清朝做买卖，他们想通过贸易来弥补“损失”，只是结果并不如意。

后来荷兰殖民者在“开发”印尼时，由于人力的需求，他们居然跑到中国沿岸来“偷人”。

中国人骨子里自带勤奋吃苦精神，再苦的条件下都能靠双手打造出一片天地，只是创造的财富在一次次的“劫难”中被掠夺。

而1965年的印尼排华“运动”，至今很多真相没有公布于众。

（有个数据：FRUS1964-1968，第26卷，直到1966年4月，根据统计的数据，接近100万的印尼人死于这场“运动”中。）

这真的是“财富”惹的祸么？应该有很多种答案。

至少有一条是经过验证的，惟有实力真正强大，才能不惧任何来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