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这篇较长的原创文章之前，先把老杜几年前写的小诗奉上，附庸风雅一番。
万隆，
儿时就听说你的美名，
今日，
终于一睹你的芳容！
繁华的大街，
车水马龙。
茂密的树木和鲜花，
把整个城市包容。
万隆会议的遗址，
和我的年纪相同，
亚非领袖的和平宣言，
掷地有声！
数百年文化的积淀，
方显你的高贵雍容，
玫瑰园的芬芳，
芝流查的湖影。
丰富的热带植物，
独特的民间传统，
凉爽的气候条件，
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登上周边的高地，
可以浏览你的全景，
多年的火山活动，
让你世上更加出名。
这里有别味的舞蹈和乐器，
有著名的药材奎宁，
有孜孜不倦的莘莘学子，
还有无数的地质精英。
峰峦迭翠的山峰，
永不断流的泉涌，
适宜的生存环境，
引无数游人揽胜。
啊，万隆，
愿你像纯情的少女婷婷玉立，
愿你像东方的巴黎傲立群雄，
愿你的爪哇文化代代传承，
像恒古不变的火山永远年轻！
广东某地有个作家，长的高头大马，外表颇为端正，原在国企混事，做过党务工作，大小是个领导，因喜舞文弄墨，写了一大堆“主旋律”的政工类文字，也顺便弄了个某某家协会主席的头衔，算是有了一点光环。
此公退休无事，就和一个当地土豪老板结伴来印尼转转。不知经何人介绍，先是走访了一个雅加达文友的会所，毛遂自荐，云山雾罩，给人家做了一场文学讲座，接着便要华人文友开车带他前往万隆一游。
一番蜻蜓点水，该作家对万隆印象颇好，回国后豪情难捺，刷刷刷连写几篇大作，登在印尼中文日报。大作口气也不小，题目就叫《魂系万隆》，不免让人觉得夸张——你一个中国老汉，只不过走马观花，来万隆当了一把游客，这么容易就把魂系在这里？似乎太过多情！兄弟我先后去过万隆几十次，同样喜欢这里，怎么就没这种感觉？
当我仔细拜读此君大作，更忍不住暗自呵呵——原来那《魂系万隆》，竟然有一半篇幅来自百度，尤其是有关城市的介绍与点评，几乎原封不动，全都一抄了事。
哎哟——我的作家老兄，为人作文，这么水不啦叽多没劲啊！虽然俗话说的好：“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可是即便是抄，也应多长点心，融会贯通，起码要变成自己的语言，才敢示众。你以为人家都不会上网，如此忽悠，叫我这国内来的“码字师傅”也替你惭愧。
说到这儿，笔者也打算用心“抄”上一把，图文并茂，给这位作家仁兄——也请大伙儿看看，万隆究竟是个怎样的地方。
万隆沙爹大厦。1920年，杰出的万隆华侨大学生林阿五（Lin A Goh），获荷兰殖民政府信任，承建了万隆西爪省公署（沙爹大厦，Gedung Sate）,其楼宇造型和设计艺术美轮美奂，在万隆来说没其它楼阁能与之媲美，林阿五为华族增了光，亦为城市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人都知道的印尼城市
在爪哇岛西部群山之间，海拔七百多米的渤良安高原，座落着一个被誉为印尼“花都”的城市——西爪哇省首府万隆。
早在荷兰殖民时代，万隆也被荷兰人称为“爪哇的巴黎”（Paris Van Java）。现在看来，万隆街道狭窄，市区陈旧，论规模和人口，在印尼城市中排名第三，仅次于雅加达与泗水。虽说其市中心及北区，有很多荷兰式的老建筑，但如果因此就形容它是“爪哇巴黎”，则不免有过誉之嫌。而所谓印尼“花都”之说，倒是名副其实，郊外四周及大半个市区，皆植物茂盛，绿树成荫。
话又说回来，在印尼，哪个城市不是这样呢！万隆之所以美誉度较高，主要得益于气候凉爽，四季如春，令人心旷神怡。
当地小孩在树荫下的草坪欢快地踢球。
万隆市区汽车很多，堵车严重，但是至今仍保留着轻便漂亮的游览马车，星期天和节假日行驶在街头供游客乘坐。这些马车在万隆这个旅游胜地，洋溢着一种诗情画意。果然当地有位华族诗人便写出以下优美的诗句：
我的心搁在万隆的马车上，
让我的思维跟着马儿奔放；
生命若它颈上的金铃叮当，
而青青的山也在拥抱月光。
万隆还有一位华人企业家黄先生，成为众人瞩目的房地产大佬之后，又要一展文艺才情，也挥笔写了一首歌词：
“朋友你问我，我家住哪里？我家住万隆。万隆是个好地方！长年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多迷人。群山环抱的山城，气候更宜人 。
万隆郊外的田野，
黄老板问大家写的如何？众人纷纷叫好！于是老板就叫人谱曲配乐，排练录音，电台播放，传唱一时。
据我了解，上面那位诗人的作品虽有文学品位，却极少有人读过；而这位老板写的歌，尽管简单直白，但会唱的人很多。什么原因？你懂的。
对于中国人而言，只要读过中学，便没有不知道万隆这个城市的，因为中国将半个多世纪前在此召开的万隆会议（亚非会议）编入历史教科书，让每个学生在了解万隆会议的同时，也记住了万隆这个名字。
万隆亚非会议旧址。
在老一辈人眼里，当年的万隆，确实称得上印尼最宜人的城市。相比于雅加达的躁热与喧嚣，它有一种独特的安详和令人舒适的文化氛围。现如今，即使它的有些街道已显得破旧，但纵观整个城市，如果有令人不快之处，那也是细枝末节的地方。无论如何，万隆一直是个充满魅力的城市，难怪当年要选在这里举办那场举世闻名的亚非会议。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时在大批警卫的簇拥下走向会场。
南北两区大不同
事实上，万隆虽然是个好地方，但是也和印尼整个国家一样，处处充满着巨大的矛盾与反差：美到极致，也丑到顶点，富到令人眩目，也穷到让人绝望。发达与落后，文明和愚昧，相依相伴，同行并存。
万隆市区以火车站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区大多是荷兰殖民时期留下的高档住宅区，建筑精美，林木参天，清洁幽静；南区除了欧洲风情的亚非街那一带，大部分是华人聚集的传统商业区，店铺很多，热闹拥挤，然而却房屋破旧，街道脏乱，与北区相比天差地别。如今在这座城市，年久失修路的马路，经常被滚滚车流堵的水泄不通，原本凉爽的气候，在白天也被爆炸的人口和机动车尾气逼得温度升高，热浪扑面。
如果退回到几十年前，那时的万隆——即使是南区，亦散发着古香古色的韵致，浓郁的充满人情味的市井气息，应该比今天惹人喜爱的多。
万隆老照片。两位身穿巴迪衣裙的印尼妇女走在南区商业街。
前万隆清华中小学老师兼中医师林杨陈先生，就在一篇文章里不无自豪地回忆：
万隆南区与北区最大的不同是，南区的街道很热闹，街上人来人往，叫卖各种小吃的土著小贩络绎不绝，各种手艺制造或修补的土著工匠串门招揽，就连左邻右舍的华侨邻居也喜欢串门聊天。整个万隆南区，除了城外郊区的乡村，不论是大街小巷，全都住着大嗓门讲着中国各地方言的华侨。万隆南区，其实就是万隆的中国城。
南区的房屋建筑与北区的全然不同。南区房屋屋脊是橫的，屋脊左右两边，有砖墙建筑的凸起的部分护着，看起来十分坚固。从屋脊向前斜飞的屋檐，檐下店面都紧紧地镶着门板，没有一间大门是开的。奶奶说:“这样的建筑形式，是中国明清时期中国的建筑式样，至少已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
那时候，每逢过春节的时候，华人社团还会把庙里的神像抬出来上街游行，以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陪着神明游街的队伍里，还有舞龙队，舞狮队，武术表演队，扮演着各路神仙走高跷的戏子队。一路上敲锣打鼓好不热闹！
万隆元宵节，神明游街的路线只限万隆南区旧城的那几条路，像新巴杀大街、芝卡卡大街 (现在是苏迪曼将军路)、大寺庙街、基巴达路、卡都查蒂街、格本查蒂街等。正是这几条路，组成了六七百年以来迁居印尼的中国商人建造的万隆城，所以神明自万隆建城起，就在这几条街上巡游。
万隆老照片：当年中国人聚集的南区商业街。
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这几条路上的房屋，都还全部是中国式的古建筑。到了八十年代，街道拓宽房屋改建，中国式的古建筑才逐渐消失。由此我们可以推测，万隆城，原先就是中国人建造的。后来，荷兰殖民统治印尼，才出现了许多欧式建筑的房屋。
1936年的万隆荷兰街景，看上去与荷兰城市风貌无异。
印尼的大城市多数是在海平面上，气候炎热，而万隆却比较特别，她建在海拔800米的群山环抱的一个盆地，花草茂盛，树木葱茏，气候更是凉爽宜人，早晚都会感到有一点冷，晚上睡觉要盖毯子。现在由于人口大量增加，汽车泛滥成灾，气候已经没有过去那么清凉了，但是和雅加达、三宝垄以及泗水等都市相比，还是相当舒适。
与笔者相熟的印尼华人小说家林万里先生，曾这样写道：
在荷兰统治的年代，由于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景色秀丽、四季如春，万隆被荷兰人称为“爪哇的巴黎”（Parijs Van Java）。这样一个处处树木苍葱、繁花似锦，恰似一个美丽大公园的城市，是一个最理想的避暑胜地。荷兰统治者的达官贵人和农园主都跑来此处盖起别墅，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
这些荷兰统治者的达官贵人和农园主发现，万隆市是很理想的避暑胜地，同时也是一个适合种植各种农作物的宝地。贪婪的掘宝人蜂拥奔向万隆市。一位名叫达古斯（P.Dakkus）的荷兰植物学家曾说过：“如果你把一支拐棍插到地里，它一定发芽生长。”万隆市周边的广大地区的凉爽气候和肥沃的土地，非常适合种植咖啡、橡胶、茶叶和金鸡纳。从1870年起种植园的面积逐渐地扩大，农产品大量丰收，外国对农产品需求与日俱增。
万隆老照片——繁华街头从事小生意的当地人。
1930年代后期，西爪哇省尚未成立，这里还是荷兰人统治下的渤良安州，但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城市了。万隆北区都是荷兰人住的，别墅也多为荷兰式的，豪华精美，南区则以印尼人和华人为主，街区杂乱无章却是热闹繁华。而在此之前，各地迁居万隆的人士早已“人以群分，物以类居”，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村”。
Tamim（塔敏）街往事与万隆大火
2015年去世的万隆闽南人杨永祥老师，生前在其发表的《沧海桑田话万隆》一文中，律津有味的回忆：
早先，万隆火车站附近有一条街 Ke-bonkawung，还有周边的邻村Cikalintu,CikapundungKolot, 及Balubur，都是茂物人的聚居地。荷兰殖民时期，Kebonkawung大街有一条岔道Rozenlaan（玫瑰路——现在的Jl.HajiMesri）种下的几公顷地的玫瑰花园，加上附近的 Valkenet面包厂的烤烧味，三里之外闻其香味令人怀旧。
当时华人集中在Pasarbaru街一带，附近有个唐人街Pacinan，也有不少阿拉伯人房居住，以至于现在的Alketeri及aljabri街，都是用阿拉伯地主的名字为街名。Braga 有过是犹太人居住区（GhettoYahu- di），并且现在的Bagusrngin街有座犹太教堂（GerejaSinagog）; 旅隆巨港人也不少，他们很会做生意，故万隆有 Tamim,EnceAzis,AsepBerlian等街名，都是巨港人在万隆发展的地盘和住所。
而Tamim街一直都是万隆有名的纺织品批发中心，这条街通向 PasarBaru有一条岔道叫Jl.YoSoenBie(杨纯美街)，杨纯美是早期万隆纺织大亨，福建漳浦县人。他的芳名，跟本市以其他华侨命名的街（nkoTee——戴哥哥）,（BabahTan——陈老先生）等街名一样，灿烂辉煌，相映成趣，反映了多元民族在建设万隆的事业中，都有华人的一份不小的贡献。
杨永祥文中提到的Tamim（塔敏）街，正是笔者写过的一本传记的主人公郭孝安先生从小长大的地方。他带我来此转了一圈，算是对塔敏街一带有了直观的印象。
早期Tamim（塔敏）街景。
在万隆南区，一些繁华的商业街巷都是弯曲的，塔敏街也是这样。表面上看过去，这条弯曲的塔敏街上除了有一些荷兰时代的老房子以外，市政设施陈旧，道路也不大平整，外观其貌不扬。它之所以比较出名，是因为在这里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布。
顾客来到塔敏街，可以看到卖布料的商店居多，你能在这条街上找到任何的布料，如棉布、牛仔布、麻料、裤料、蜡染布，应有尽有，且购物方式灵活。你可以整匹或几十匹几百匹地买，零零碎碎买几公尺也行，甚至可以按公斤收购，价格都可以面议。
塔敏街还被消费者认为是“一站式”的购物场所，这里有很多裁缝，能够随时用你买的布料，为你量身订做衣裤或外套，缝制费用合理。如果你不能自己来取衣物，一些裁缝师还可以把做好的衣服送上门去，送货的费用也相当低廉，真是非常的方便。
不过，塔敏街成为万隆服装领域的商业中心，还是六十年代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三、四十年代，郭则惠先生刚来此地时，这里的布店也有一些，但不像后来那么密集而又兴旺。
现如今塔敏街上经营布料服装的店铺。
从1940年到1950年，整个印尼始终风云激荡，“城头变换大王旗”，至少经历了三次改朝换代的剧烈变动。
我写的传记主人公郭孝安出生时，印尼还处于荷兰殖民统治之下，这个东南亚美丽富饶的万岛之国已经以被荷兰殖民统治了几百年，一直被称为荷属东印度。可是到1941年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于第二年登陆西爪哇，因为本土被德国占领，荷兰在印尼的军队基本没有能力对日本军队的入侵做出任何防御。在第一次进攻加里曼丹后不到3个月，日本海军和陆军便击溃了荷兰人和同盟军。1942年3月8日，荷兰总督在万隆签订投降书，印尼即由日本人占领，开始实行残暴统治，直到1945年8月战败投降，印度尼西亚第一次获得独立。
随后，荷兰殖民当局联合英国人的军队卷土重来，先后发动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与印尼军队展开拉锯战。那个时候，英荷盟军攻打印尼，并占领了郭孝安和家人生活的万隆，以万隆铁道线为界，北区为英荷联军占领，南区由印尼国军占领，各不相让，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在交界处，双方经常发生驳火，火车站附近的华人商店门前都堆满了沙包，作为印尼国军抵抗联军的工事。孝安和家人当时居住的塔敏街距离火车站不远，也时常听到激烈的枪声，每当这时，大人们总是禁止小孩子到处乱跑，全部躲在屋子里提心吊胆。
1945年荷印战争资料图片：上图系操作火炮抵抗荷兰军队的印尼国民军战士，下图为埋伏在阵地上准备进攻的荷兰军人。
印荷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新生的印尼军队自然打不过英荷盟军，被迫于1946年3月退出战场。“为了实施坚壁清野，焦土抗战的战略方针，印尼国军一面率领原住民撤退，一面把万隆市数以千计的华侨谋生的店铺和住宅及一切贵重财物焚烧成灰烬，造成经久不息的烽火连天，浓烟满布，熊熊红焰直穿苍穹，俨如一片汪洋火海，这就是众所周知，闻名遐迩的“万隆火海”(Bandung,Lautan Api )。
这正是：锦绣山城火海中，熊熊浓焰耀苍穹。 印军部队持尖竹，荷帝兵团大炮攻。焦土焚城无可奈， 空留灰烬苦情衷。华侨财产牺牲惨，无妄之灾恶运冲。（参见万隆前义华学校教师丘杰民2015年发表的回忆文章《纪念万隆火海69周年》）。
多年以后，每当听到华族年轻人高唱那首歌颂万隆火海行动的爱国歌曲《哈罗哈罗万隆》，一些老人家就会痛心地说：“你们知道吗？这个火海行动烧的都是我们华人的财产啊!”
2010年3月24日夜晚，由万隆学生及社会团体组成的2000人的队伍，发起火把巡游，纪念65年前发生的万隆火海行动。
看电影、看小人书和看火车
接下来，还是讲点令人轻松的故事吧。
早期的万隆有什么场所，是这些生活在南区商业街的华侨小孩喜欢去的地方呢？
郭孝安和同学们经常结伴去荷兰人开的电影院看电影。
他们有时候去附近的阿伦阿伦广场，看好莱坞(Hollywood)电影，也经常去离家较远的西利旺宜（Siliwangi），在荷兰籍犹太人开的那家电影院，看那些银幕下方有印尼文字幕的外国大片。
那间犹太人的电影院，好像工厂的货仓一样，设施简陋，票价不贵也不算便宜，一张票3盾2角半，当年在万隆饭馆里，1盾可以吃一碗面。而那个时候，奉行红色爱国主义教育的清华学校，不允许学生看美国电影，生怕受其影响，思想上会有亲美倾向。学校虽然不让看，孝安和他的好朋友还是忍不住偷偷跑去看，谁让美国电影拍的那么吸引人呢！
因为小时候养成的看电影的爱好，若干年后，孝安和曹常龙、温应添等朋友合作开办“总统酒家”时，还特意在酒家的楼上开了一间600个座位的电影院，放映美国片，也有香港片，观众踊跃，华人和印尼人都很喜欢。
1970年代的印尼电影院及影片海报广告。
如果不得不呆在家里，郭孝安就不声不响地看中国古代故事的连环画，像《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七侠五义》、《火烧红莲寺》等等，他都看的滚瓜烂熟。他家所在的塔敏街，就有一个中文书摊，名字叫做“小小书摊”，租书方便，费用低廉。长大一点，他就更喜欢看武侠小说，整天把自己的想象力沉浸于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的故事里面。
早在四五十年代，万隆华人书店就有很多来自香港和台湾的武侠小说，写少林寺，讲真功夫，最时兴谈洪熙官、陆阿彩、五枚师太等人的故事，硬桥硬马，招式有根有据。出名的作家有我是山人、我佛山人、幽草等。后来又冒出了香港武侠小说大师金镛，印尼街面上除了售卖中文香港版金镛的武侠小说小册子，各报章更是翻译成印尼文进行连载，还有印尼版单行本接连出版，销路甚佳，有许多不会中文的印尼土生华人以及印尼土著，都是这些武侠小说的热心读者。
初中生郭孝安也是金镛的“粉丝”之一，特别迷恋《射雕英雄传》。出于对现实境遇的怨愤，他对书中描述的许多情节羡慕不已，幻想有一天，自己也能变成那个真诚憨厚武功超凡的大侠郭靖，能够仗剑远行，除暴安良；或者最好能够遇到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好打抱不平、最有人格魅力的一代宗师洪七公，就像李白一首诗所写的那样:“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而他的另一位朋友——今年80岁的林万里先生（初中以后，他们是不同年级的同学，在学校喜欢一起打篮球）则喜欢与小伙伴们一起去巴西尔卡利基大桥上看火车。
林万里先生在书店。
对于万隆火车站以及当年看火车的情景，林万里2015年在一篇文章中，有着详实的记述与生动的回忆：
万隆火车站到今年已有131 年的历史。从 1884 年到1926 年的 42 年间经多次改建。1926年正赶上荷兰火车局成立50周年之际，来个大翻修，并头一次在火车站的小广场上竖起一座被命名为“千盏电灯”的纪念碑。这一座纪念碑是由一位荷兰著名的工程师名叫德鲁（E.H.De Roo）设计的。这一座“千盏电灯”纪念碑，到了夜晚就大放光明，引来了无数夜游人来观赏。过了两年，1928年德鲁工程师又改建了车站。今天我们所看到模样与当时没有什么大差别，屈指一算也已经经历了87个年头。这一次我来考察，发现了当年的“千盏电灯”已经不存在了。而在原址上代替它的是，1992年9月2放上去的一个火车头的复制品。
万隆火车站外的火车头复制品。
看了火车头的复制品之后，我就走近火车站，发现火车站大门的左边墙壁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1884年5月16日落成。改建者为德鲁工程师。”走进大门，大厅大约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左边好像新辟出的小厅是售票处，大厅两边有两三家的小商店和咖啡店。大厅里没有多少旅客显得冷冷清清，似乎跟以前不同，以前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这个旧车站已完成了历史使命。目前做为南门出口处，进出的旅客也不多了。
我走过检票进口处就是月台了。这里的候车月台跟里面的登车月台被铁栏隔开，当中有一个铁门有保安人员守着。保安人员看到我胸前有“访客”的牌子，就让我进去。进去一看，标着号码的六条车轨，平行排列着。车轨两边的月台都铺着瓷砖干净整齐。六条车轨的顶上都有锌板制成的上盖挡住阳光。让人有秩序井然的感觉。这时无意中发现两大块悬挂在铁架上的“离站告示牌”。牌上有中文说明：“南门”与“北门”，配合箭头图记指明方向。看到中文真高兴。
这时我回忆起童年时我父亲经常带我来火车站，买了月台票就进去了，站在月台上就等着火车的到来。从巴达维亚来的火车是从西边过来的。两眼直呆呆地看着西方。开始看到浓烟飘向天空，开始听到隆隆声。浓烟和声音由远而近，煤渣粉沫开始洒在头上和脸上，最后是嚓的一声喷出蒸气——火车停下来。如此简单的镜头也让我们高兴异常。后来我和几个小伙伴们发现有更好的地方看火车，又不必花钱买月台票。那就是站在巴西卡利基大桥上。这座大桥是1923年建造的。从桥上居高临下看火车在我们脚下穿过去，让我们雀跃欢呼。童年眼里的一切都是稀奇好玩的。我想现在已经没有父亲带孩子去桥上看火车了。有的是去飞机场外围的公路边看飞机的起飞和降落。从看火车改变成看飞机，也充分说明了时代的进步。
印尼资料照片——行进在市区的老式火车。
1990年，印尼国营火车公司认为现有的这座具有106年历史的火车站，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那样逼仄的候车厅已经容纳不下不断增加的旅客。便在火车站北边的一大块空地上盖起一座新的大楼成为新的车站，叫做北门新车站。不过，新车站历史比较短，建筑物没有什么特色，也没有什么特别事件可以称道。实在乏善可陈。
还是旧车站让人怀念。
按说我与林万里先生属于两代人，为什么会大段引述他老人家有关昔日火车的回忆呢？一来我也到了喜欢怀旧年纪，总觉得过去的景物是那么美好；二来我年轻时当过多年铁路工人和铁路记者，就算在印尼东奔西跑这些年，感觉还是坐火车亲切踏实，每次从雅加达到万隆，来回都是能坐火车就不坐汽车。谁让咱是一个在国内南征北战过的老铁路呢！虽然远离组织已久，可是火车情结挥之不去呀！
笔者近年来经常乘坐的万隆至雅加达的列车，在西爪哇的山间蜿蜒行驶。
习惯了国内的动车高铁，印尼火车之慢(平均时速不到70公里)常令人嗟叹不已。不过平心而论，这爪哇岛上的列车窗明几净，员工态度，服务质量还是相当巴古斯(印尼话:好)。再看沿线诸般景色，真正椰风蕉雨，端的青翠无敌，大饱眼福之余也就心安理得了。
你瞧，一不留神，这篇文章又写长了，话题扯的稍有些远。拉回到我们喜欢的万隆，堂堂一座爪哇名城，人文历史那么丰富，我抄写整理了这些往事，也只是挂一漏万，说点皮毛而已。
好吧，下次再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