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印尼华人改名换姓那些事

长期居住在海外各国的华侨华人，为着生活方便，一般上除了自己原有的中文姓名外，通常也会起个洋名，主要为了让当地人叫着顺口。起不起外国名字，完全出于自愿，没有谁强迫你，这很好理解。

但是在印尼，几乎所有中年以上的华人，都经历过被迫改名换姓的年代，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身份证上的印尼文名字，系官方承认的合法姓名；还有一个是自己保留的中国名字，只在亲友圈子和熟悉的华人社会使用。

一个人同时使用两个名字，有时候难免造成一些麻烦和误会。

比如，印尼最大的中文媒体——国际日报，每天都有不少版面刊登婚丧嫁娶的祝贺或哀悼广告。登广告的绝大部分华人客户，用的都是中文名字。报纸一出来，某某广告是哪些人登的，一目了然，但这些客户通过银行汇款给报社，发来的凭证却是他们的印尼文名字。如此一来，如果遇到不熟悉的客户，广告部经常搞不懂付款人和登广告的人哪个是哪个？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客户明明已经付款了，广告部又打电话催问，弄到人家心里不爽。

对于以上有关印尼华人两个名字的问题，笔者也有一点特别的体会。

我有一个朋友伍耀辉先生，华社知名人物，他还有一个印尼名字叫阿济·舒善多（Adjie Susanto）。我有一次去他公司拜访，先是习惯性地向公司保安报上了伍耀辉的大名，结果两个印尼人保安一脸懵逼，一直问：西阿巴？（印尼话：谁）、西阿巴？

我一时有些纳闷：这些保安怎么连自己的老板是谁都不知道！

后来我恍然大悟，接着又报出了阿济·舒善多这个名字，保安一听，马上恭敬地说：“哦！呀——伯阿济——西拉干，西拉干马苏（印尼话：是找阿济先生，请，请进）”。

我把上述趣闻告诉了伍先生，伍先生稍稍流露出一丝复杂的表情，摊开双手对我说：“咳！这都是当年老总统苏哈多强迫我们改名换姓造成的。”

作者与伍耀辉先生。

资料记载：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多统治之初期，右派军人集团开始变本加厉，推行强迫同化政策。 1966年5月29日，由民族统一建设协会支部、华人领袖和“五位一体”（军、警、地方政府、检察长和民族阵线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召集西爪哇苏加巫眉华人，宣读西爪哇军区司令命令，并号召他们划清印尼籍华人和华侨的界限，指出改名换姓的必要性和好处。随之向他们分发表格，并要求填写新姓名后，于次日晚9时前上交。同年6月1日，苏加巫眉几乎全体印尼籍华人，共6662人，举行集体改名换姓仪式。本来法律规定不得强迫改名换姓，而且改名换姓必须由官方负责公布，地方当局也没有料到会出现集体改名换姓的事件。苏加巫眉改名换姓事件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华人改名换姓运动。1967年3月2日，印尼内政部长巴苏基中将颁布关于改名换姓的1967年第6号指示，用法律的形式把华人改名换姓制度化了。也就是说，你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不改你就犯了王法。

据老人们回忆，当时，在换名期限内，印尼全国各城市区长和村长，挨家挨户通知华人家庭必须改名换姓，有些区长还自告奋身代为取名，于是出现了五花八门的新名词，姓王的改为“ONGKO”，姓陈的叫“TANUJAYA”，姓徐的称“TJIPUTRA”，姓郑的叫“TEDY”，姓林的叫“HALIM”或SALIM，姓李的换为ALI或LIMAN，姓翁或洪的称“ANGGORO”，姓黄的名“WIJAYA，姓吴的用“GOZALI”等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尼华人在政府有关部门办理改名换姓手续。（该图片来自 印尼视角 公众号）

许多老一辈华侨心有不甘，绞尽脑汁为子女起了抗议式的印尼名字。

有位朋友姓苏，他为三个孩子分别取名叫“不愿”、“喊冤”和“被迫”，印尼文为“SUPUYANGSUHANYAN”和“SUKAMTO”。

还有一位华人更绝，他干脆给自己取了个长长的印尼名字叫“很痛被迫让步”，印文写成UNTUNGPASARIBU。

也有不少华人心态高傲，故意选用印尼封建贵族称号（Ningrat等）和著名家族（氏族）名称（如Kawilarang，Ratulangi等）作为自己的姓氏，引起印尼有关家族的反对，最终政府明令禁止华人采用这些姓氏。还有些华人选用表示高贵身份或高人一等的名词如富翁（Hartawan）、有用人才（Gunawan）、忠诚者（Setiawan）、美人、民族之花、贵族后裔（Kusuma）、龙（Naga）、胜利（Wijaya）、崇高（Mulia）等作为自己的姓氏。

（以上蓝色字体内容参见归侨学者、印尼问题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周南京先生《从改名换姓看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的变迁》一文）

已故周南京教授。

绝大多数华人，因为加入印尼籍——都不得不另外再起一个印尼文名字，免得在求学就业和从商的路上被卡住刁难。即使那些富可敌国的巨商财阀也不例外，比如：工商业最大的巨头、“百业之王”林绍良先生的印尼文名为苏多诺·沙林（Soedono salim）；“食用油和纸业大王”黄奕聪，其印尼姓名伊卡·芝布塔·维查亚（Eka Tjipta Widjaya）；银行家、“钱王”李文正的印尼名字叫穆赫塔尔·里亚迪（Mochtar Riady）；“汽车大王”谢建隆又名威廉·苏尔维查雅……

其他各行各业的华商大王莫不如此。

全国性的改名换姓运动，给华人造成了极大混乱，闹出许多笑话，也给行政部门造成很多麻烦，如房地产证、汽车执照、营业执照以及各种法律文件，都必须重新办理手续，而手续费颇为可观。按规定，办理改名换姓不收费，但在地方上根本行不通，他们照样征收手续费。收到邮政包裹或汇款时也无法领取，因为姓名对不上号。

在工商界，许多华人老板常常把已经改换了姓名给忘了，签署支票时仍使用拼音写上自己的中文姓名，结果无效，被退回来重做，给经营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出于生存的必要，不少华人含泪为自己起了印度、阿拉伯和马来人的名字。

之所以如此，一为了避免政治压力，被扣上不忠于印尼政府之嫌，避开亲中国亲共产党之嫌；二是为了能做生意，出国经商游玩方便，免缴杂七乱八的外侨税。三是为子女上学找工作不被拒之门外。但是，即使这样做了，很长时间内，当局对华人前来办事仍然会另眼相看，不让他们享受与原住民的同等待遇，通常从肤色、口音方面加以区别，如果区别不出来，办事人员就查看证件，当时印尼人的身份证上标有土著与非土著的记号。这种歧视，直到30多年后瓦希德和苏西洛执政时期，才被最终废除。

在对待改名换姓问题上，也有极少数华人表现出特立独行的一面，拒绝更改。

在笔者多年采访过的印尼华人当中，也有两位已故长辈，坚持使用自己的原来的名字：一位是三宝垄侨领企业家何隆朝先生；另一位是雅加达工商大佬白德明先生。

何隆朝是一位德高望重被称为印尼当代“真正意义上的侨领”。有关他的事迹，我在本公众号前面的文章里已有多次写过。

当年面对当局逼迫华人改名换姓的命令，他始终固执地表示，我只有一个名字叫何隆朝，这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名字，不管在任何场合，我都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就叫——何隆朝。

何隆朝（1927-2011），印尼著名侨领及工商企业家。

因为何隆朝早年曾是苏哈多当中爪哇军区司令时期的朋友，所以他拒绝改名换姓，地方当局也不能把他怎样。

2005年，笔者与何隆朝先生在杭州他投资的工厂留影。

白德明作为一位当时已在业界崭露头角的年轻大亨，也审时度势加入了印尼国籍，不过，他不愿意另外再起一个印尼文姓名。不过，白德明是个人情练达的人，他没有像何隆朝那样毫不客气地抗命于地方官员，而是找了一个借口，直接去见当时的“圣上”苏哈多，婉转地向总统表明了他不打算他改名换姓的想法。

“我说，尊敬的伯哈多，您看，我姓白，是祖先留给我的，德明这个名字是我自己取的，我很喜欢。如果不改行不行？”白德明对笔者回忆道。

“那么，苏哈多怎么回答呢？”——笔者马上问了一句。

白先生告诉我：“苏哈多笑笑，沉吟了片刻，然后慢条斯理地说，如果你真正效忠国家，做一个印尼好公民，那么，就叫白德明也不是不可以。——哈！既然苏哈多这样说，我就放心了，所以我后来对印尼人说，我不改名，总之我就叫白德明，是总统亲自批准的。他们也不敢讲什么。”

顺便说一句，白德明是去苏哈多家里提出以上要求的。

有人可能要问了，这位白先生怎么可以轻而易举见到苏哈多呢？

我在本号此前发布的《把总统的老岳母请来吃干股——从这位华商经历看印尼金融业兴衰往事》一文中，记述过白德明结识苏哈多的来龙去脉，现再简要介绍一下。

白德明当年曾经从别人手上“顶”下来一个小型私人银行——“星座”银行。这间银行原来的华人老板聘请过一位“特别董事”，乃印尼当朝国丈——苏哈多总统的岳父大人。当白德明收购这家银行时，总统的岳父大人已经去世了。不过，总统的老丈人不在了，还有丈母娘健在，白德明立即拍板，再次礼聘了总统的老岳母为大松银行的“特别董事”，延续并巩固了这个极其重要的上层关系。

在此之后，白德明时常去拜见总统岳母，他用爪哇方言与这位老夫人拉家常，也乐意倾听老夫人讲述其家族，尤其是已故丈夫的陈年旧事。

一来二去，总统岳母对白德明这位高大的华人老板颇为信任。这期间，白德明在老夫人家里见到过苏哈多总统。有老国太在女婿面前吹风美言，白德明从此成为总统府的座上客（见下图），并陆续结识了总统的孩子和有关亲信。

据笔者所知，在那个年代的印尼，能够像何隆朝、白德明这样坚持不改名的华人属于凤毛麟角，而且全都是了不起的名人。比如：有一位是极有威望的著名大律师、人权斗士叶添兴先生；另一位是苏加诺时代的国籍协商会主席、曾任数届人协/国会议员的萧玉灿先生；还有一位是曾为印尼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的羽球名将陈友福。财经专家、后来在瓦希德总统时代当过财经工业统筹部长的郭建义，也坚决抵制改名换姓。

值得欣慰的是，1998年苏哈多总统被迫下台后，此后陆续执政的哈比比、瓦希德、梅加瓦蒂、苏西洛以及现在的佐科总统，都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改善华人的境遇。上述几任总统及印尼不少高官还多次参加华人举办的春节庆典和元宵节联欢。一些华人也开始进入印尼政坛，华人地位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