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没去“班芝兰”唐人街了，多少有些念想。
前天有事，到卡查玛达中国城，回来路过陈旧杂乱的“班芝兰”，顺便小逛一下，人群熙攘，一如既往。
老街班芝兰（Pecinan），自荷兰殖民时期便是商业繁华之处。在此开店做买卖的以华裔居多，逐渐形成雅加达有名的唐人街。
走向那间熟悉的“联通书局”，打算像往常一样进去看看，挑两本书。店铺一间间踱过，竟未看见书店那两面宽大明亮的玻璃橱窗，折回头再找一遍，才发现骑楼下有一暗处，铁门紧锁，原来此地联通书局已经停业，门口只剩两个卖日历及少许课本的小摊位。
难道这间“全印尼唯一专卖中国大陆图书“的店铺，熬不过长期亏损，最终也被迫倒闭关张了吗？两星期前我还进来转过啊！
或者，是其年迈的老板杨先生——他老人家已经……望着眼前情形，我心里一沉，不忍再往坏处想了。
我想写写这间书店，不仅因为我是它的常客，数年前还曾与其老板杨兆骥先生有过一段交往。
印尼中文图书市场沙漠化之后，它是戈壁滩上的一股清泉
说起联通书局，虽然只有两间店面，但在当代印尼华社乃至海外可谓大名鼎鼎。雅加达六七十岁年纪的华人没有不知道的，打开网络，在谷歌、百度输入 联通书局 四个字，上百条相关报道即会扑面而来。
谷歌搜索窗口显示有关联通书局的信息有184条。
百度显示的更多，有872条。
看似普通平常的一间书店，为何名气如此之大？皆因印尼往昔排华岁月，直接导致两代华人的文化断层，从而变成了中文沙漠，联通书局就在开禁之后，成为戈壁滩上的一股清泉，冰山之上的一朵雪莲。
事实上，在1960年代印尼和中国交恶之前，早期雅加达班芝兰的中文书店曾经相当繁荣。
据八十多岁的前华校老师陈正祥先生回忆：
昔日班芝兰是“文化中枢”。华文书店特别多。如开明、上海、大成、南洋、南星、利侨、黄茂昌书店、小小书店、OK书店。当年书价特廉，常有特价书。口袋只要有零用钱，买书易举。翁福林主掌南星书店，化点钱可订阅中国画报，文汇报、大公报、英文版“北京评论”，以及宋庆龄主办“中国建设”英文版，尤其是给中学生特别优惠。我本人至今爱阅读平面媒体日报与英文报刊，是受当年订阅报刊而养成之阅报习惯。
时光悠悠，在老总统苏哈多政权下，华校、华社、中文报刊遭到全面封杀。由1966年起， 班芝兰华文书店从此销声匿迹，不复存在，华人文化、语言遭受到严重摧毁。断层了32年之华文教育，从瓦希德总统开始才解冻，现今懂华文的人多数在60岁以上。
看今天，班芝兰只有一间杨兆骥主掌联通书店，惜于精懂中文者少，青少年华语程度不够，古稀之年寥落，呈现“华文沙漠”景象，一片文化凄悲。
今年中秋节，陈正祥先生（右二）与老同学杨兆骥（中）等几位上世纪五十年代当过华校老师的老同事出席雅加达华文教师公会举办的联欢活动。图片来源：印尼国际日报
苏哈多时代彻底毁了两代人的中文教育，造成现今许多55岁以下的印尼华人，不识中文字，不会说中文，由此所造成的文化断层，至今仍无法预估还需要多久才能弥合上下两代之间的鸿沟。
1998年苏哈多下台，印尼的中文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在爪哇岛，从雅加达到泗水，从万隆到三宝垄、梭罗、日惹；在西加里曼丹，从坤甸到山口洋；在苏门答腊，从巨港、楠榜再到棉兰，甚至连吉里汶那样偏远的小岛渔村，到处可以听到华人儿童朗诵华文的读书声。华人老一辈和他们的孙子（中间一代完全不谙汉语，历史造成的缺憾已很难弥补）渴望学习中文，通过中文追寻自己祖先的文化。
2000年，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经印尼教育部批准，在雅加达举办32年来首次中国大陆中文图书展。有过多年图书出版经验的华人杨兆骥先生应邀协助，五天销了4000多本中文书籍。之后，代表团请他担任公司在印尼的总代理。2001年2月，印尼政府禁锢华文的条例尚未解除，杨兆骥的联通书局首家书店就在泗水开业，这是时隔35年，中文书店重现印尼首例。
同年4月，联通书局所属的第二家书店在雅加达西区开业，2002年4月又在苏岛棉兰开了第三家。 后来雅加达也陆续出现了其他的华文书店，但规模和影响力都无法与联通书局相提并论。
昔日雅加达唐人街班芝兰的联通书局内景。图片来源：超人的旅途分享
2014年，杨兆骥在联通书局翻阅图书。人民日报驻印度尼西亚记者 庄雪雅 摄
一时间，似乎中文图书在印尼的第二个春天已然来到。
然而，好景不常，中文书籍热销的形势很快就变得冷清起来。
还是在2008年的时候，杨兆骥先生就对中国媒体记者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印尼这个中文‘文化沙漠’开中文书店，肯定要赔钱。”
由于中文教育在印尼曾中断32年，其间所有的华人都错过了中小学华文基础教育。如今印尼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华人没有阅读中文书籍的习惯，甚至根本不懂中文。而在校读书的华人小孩虽已开始接受华文教育，但还不具备阅读中文书籍的能力。
书店80%的顾客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但这批顾客在一年年减少，中文书籍的销量也随之大幅下降。渐渐的，一天只卖两三本书的情况成为常态。
如何选购图书也让杨兆骥十分头痛。因为一方面要体现综合书店的特点，满足不同读者的兴趣，尤其要照顾到印尼华人读者群老龄化的特点。杨先生说：“最近这批新书有2000多本，仍然以保健医疗、汉语学习材料为主，也有适合小学生学习汉语使用的历史故事书、连环画以及汉语字典等工具书。”另一方面，开中文书店要求工作人员有一定的中文水平，中国国学也要有一定的基础，还要有管理书店的知识和经验。这些人到哪里去找？即使有这样的人，工资也要很高。事实上，很多拥有熟练中文水平的年轻人都去大公司谋职，不愿意屈尊于一家小小的中文书店。不得已，杨老找来自己的学生、年逾花甲的李世谋先生来帮忙打理。
谦和斯文而又热心的印尼客家人李世谋先生（左），在联通书局做了十多年经理。图为他和一位中国客人在书店的合影。李世谋也与笔者相熟，去年因为太太生病，李先生只好离职回家照顾老伴，书局又少了一位勤勉忠实的掌柜。
（图片来源：超人的旅途分享）
杨先生介绍说：“平时从中国大陆进口一批图书需要四五个月时间，但是有时候印尼海关对中国货物检查十分严格，运来的图书有时要在印尼海关耽搁两三个月才能领到货。而且现在运费较贵，每公斤要一万印尼盾(约合5元人民币)。”
每次新书到货，杨先生还要亲自执笔在当地华文报纸上撰写推介文章。每次进口图书种类上千种，每种只进口三四册，使得图书价格偏高。新书上架，有的要三四个月能卖完，其余的就变成慢销书了，直至成为卖不出去的积压书。
联通书局一路走来，惨淡经营，步履维艰。年老读者逐渐凋谢，来买书的人越来越少，书店的利润远不能支付成本。为长期坚持下去，杨兆骥不得不关闭了泗水和棉兰的书店，只留下了雅加达班芝兰唐人街这一间。即便如此，也仍然入不敷出，每月的店租和人工费需要补贴一千五百万印尼盾，大约相当于六七千元人民币。多年来，他只好一直通过其他事业赚到的钱来弥补书店的亏损。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他这一辈华人精神世界里最本质的特征
笔者第一次去联通书局买书，是2006年。后来经人介绍，又认识了老板杨兆骥先生，当时他已经74岁，面相端庄，身材高大，风度气质都很好。杨兆骥年轻时华校高中毕业，后来又读过印尼文的大学，除了有深厚的中文功底，他本人还精通印尼文和英文，并且会说日语，属于老一辈印尼华人中少有的饱学之士。在一些公众场合，杨老谈吐高雅，喜欢讨论文学和历史问题，像是一位大学教授。私下里和熟悉的老友聚会，久经商海江湖，阅尽滚滚红尘的他，也会回忆几段当年去日本经商时与日本少妇邂逅的艳遇，说来同样是妙趣横生，活色生香。
10年前已经76岁的杨兆骥先生，仍是一表人才，风度翩翩。
2007年，杨老和夫人有一次去福州，我当时也在国内，听他在电话里找我，就跑到他夫妇住的酒店，尽了一番地主之谊。后又陪两位老人前往长沙，并在当地朋友曹建国带领下，一同去韶山参观了毛主席故居。
此次近距离接触，杨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和热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长沙湖南省博物馆，参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那件著名的素纱禅衣时，听解说员讲到，这件西汉时期2000年前制作的纱衣，长1.28米，且有近2米的长袖，重量仅49克，还不到一两，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用巧夺天工形容绝不为过。2000年前中国古人制作技艺之高超，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水平。
杨老听罢，先是睁大眼睛，死死盯住展台玻璃，仔细打量了好一会儿，随即又双目紧闭，脸上的肌肉微微颤抖，内心仿佛痉挛了一般。再睁开眼时，泪水便无声地滑落下来。
一旁的讲解员姑娘见状忙问：“老先生，您怎么啦？”
老人掏出手帕擦了擦眼睛，小声回答说：“小姑娘，不好意思！我这是感动的流泪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多么博大精深！祖先的创造实在了不起。你们年轻人可能不能理解，像我这样年纪的印尼华侨，对中国传统东西的迷恋。”
杨兆骥、蒋素姗夫妇。
从韶山回来的路上，杨老告诉我，五六十年代，他是印尼非常进步的华侨青年，“哎呀！真是爱国爱的不得了，而且受那个时候左倾思潮的影响，我完全认同大陆的红色宣传，对台湾国民党抱有很深的敌意。”
“结果到七十年代，印尼和中国断交了还没有复交，很多华商去不了大陆，就跑到台湾找商机做生意。我那个时候也去台湾，因为是左派，一开始我还是带着一些政治成见，结果下了飞机，坐计程车去市区，司机一和我说话，地道的国语，还有中国传统的话题，我顿时感到有说不出的亲切。再看到台北街道上的各种中文招牌，都是我们的中国文化啊！我马上打消了成见，对台湾产生了好感。你看，这就是文化认同的结果。”
杨先生上述心路历程，再度说明一个事实：无论政治如何分裂演变，中华文化底蕴的深厚绵远，始终是他们这一辈受过良好中文教育的海外华人的生命本质里最系恋的一部分。
杨兆骥在华社演讲。
自那次杨老和夫人中国之行回来，我们在雅加达又见过几次面，后来接触就渐渐少了。有关他的人生经历，我也是在相关报道中陆续了解的。
在众多有关杨先生的报道中，他的老友林峰写的这篇较为全面，摘编如下：
（一）我的故乡贫困亦不美
杨兆骥祖籍广东梅县丙村，双亲上世纪初首先来到苏拉威西岛的锡江市，后辗转来到了偏僻的东奴省松巴哇岛美玛市定居，一住就是几十年。
杨先生出生于1933年，九个兄弟中排行最小。家庭贫困，幼小的他常喝粥水，没有营养。杨母也是当地著名的乡村接生婆，为多数华人妇女接生。但杨兆骥出生时，曾面临屁股先诞下的难产危机，幸得友族接生婆及时援手。按照当地人迷信的说法，杨母相信这孩子日后必出人头地。
杨父不善做生意，常年在外岛，只留下杨母一个人，拉扯九个孩子。杨家和当地土著居民关系良好。那里既没有优美的风景，也没有肥沃的土地，人民不懂得种菜，饮用水直接从河里提取。当地人整天吃的就是从海里打捞的鱼、山里的番薯叶和米饭，岛上没什么交通工具，各地往来都靠步行。
1940年，杨兆骥在美玛市幼儿园就读，1947年在中华学校念小学，1950年迁往泗水新华中学就读。初中毕业后回到家乡小学教书，1954年他又背起行囊来到雅加达，只是为了圆那读书的梦想；1957年他在中华中学高中毕业后，一边在印尼民族大学攻读印尼语言文学系，一边在华校教书。前后在振强中学、振强夜校、兴安、新文执教。在这里，他认识了贤惠的太太蒋素姗老师，成为他一生的伴侣。
（二）跌宕起伏的六十年代
1959年，杨兆骥与陈燕生合伙出版《印度尼西亚语学习》月刊。当年在巴中执教的陈正祥老师即是在该刊的撰稿人之一。接着再创办“雅加达翡翠文化基金会”，备受青年人的喜爱，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青年作家。
其实，那时印尼开始掀起排华逆流，第10号总统法令的颁布，令众多的华侨被逼迁回国。当时印中两国交恶，中国派船接侨。杨兆骥当时不畏强权和政局，通过微妙关系获得出版准字，出版了月刊和字典等。这是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可是不幸之事接踵而来，1966年，“九卅”排华浪潮再席卷印尼，华校被封闭，华文教育完全停顿。迫于生活的压力，华文教育工作者转行易业。杨兆骥先生继而创办“五爱印刷公司”(PANCASIMPATI)，业务发展壮大，使他成为华校老师改行后极少数在商场发财的人，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一批下岗老师的生活问题。
1971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里，杨兆骥在新加坡和印尼之间奔走。他关注未来，把大量世界优秀的科技书籍翻译成印尼文，受到读者的欢迎。
华文在当时的印尼寸草不生，对于在印尼读书的华人小学生、中学生及大学生，华文已经荡然无存，他们全部变成了华文的文盲，不会说、听华语，不会读、写汉语，这是多么惨痛的历史悲剧啊!
杨兆骥曾感慨说，华文在苏哈多统治时期历经了磨难，为了对华人和中华文化抹不去的情结，他耐心地等待，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三）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
1998年，终于迎来了民主改革的春风，长达32年的华文禁锢终于结束了。面对当前前所未有的自由之风，杨兆骥再不能沉默了，他开办了联通书局，要在印尼为中华文化拓展视野!
杨先生说，我为什么要开办华文书店，为的是想在印尼华人社会重建丢失了30多年的中华文化气息，要在印尼这个中华文化沙漠做一名中华文化的传人。
（四）通过书籍让印中两国人民相互了解
杨兆骥说，他热爱印尼这片土地，但也喜欢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他认为有必要把中华文化介绍给友族，让他们了解中国，学习中国；也把印尼文介绍到中国，增进中印文化的交流。通过书籍增进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只有杨兆骥一人，他可谓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使者”。
2013年8月27日这一天，时年80岁高龄的杨兆骥先生迎来了他毕生难忘的光辉日子。中国政府，由原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授予杨先生，同时也授予其他五位的外国学者。杨兆骥是印尼第一位获此奖项的华人企业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获奖的杨先生（见下图）和其他代表，感谢他们为推动中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五）我还要办下去，至死不渝
2017年5月，乘着改革开放，华文教育事业一片繁荣景象的契机，杨兆骥以联通书局之名，组织一批优秀的骨干老师，编写出一套反映印尼国情，符合印尼学生需要的小学华文教材。这是目前唯一的一套印尼小学华文本土教材，这也是杨兆骥先生毕生所凝聚的结晶，是他对印尼华文教育的又一大贡献！
2017年5月，由杨兆骥先生以联通书局出版社名义，花费巨大心血和资金主持编写的印尼第一套本土中文教材——《印尼小学华文》出版发行。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总领事兼参赞祝笛，雅加达华教界人士及茂物、丹格朗、勿加西、万隆、中爪和东爪各地的老师近500人出席发布会。
他说，每想到印尼华文教育发展的十几年来，一直都没有一套适合印尼国情的教材，老师们不得不选用来自新加坡、中国大陆或台湾地区的教材，甚至有些学校和老师，以自己薄弱的能力自行编写教材，其辛酸之难，苦辣之艰，让我们这些从事华文出版的人痛心不已。2014年，就组织了一批在印尼华教领域勤奋耕耘的老师们，与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共同探讨印尼本土华文教材的编写工作。经过三年多的努力，牺牲了100多个星期天的休息时间，我们终于正式出版了四册教材，并完成了第五册的文字初稿，这些成就是令人欣慰的。
（上图系国际日报2017年5月19日发表的大篇幅报道）
杨先生当前已把手头的其他公司都交给孩子们打理，唯独“联通书局”，他仍然亲自关注着。虽然书店连年亏本经营，但只因有着读书的嗜好，只因对知识的追求和敬畏，只因那份浓厚的中华情。杨先生坚定地说，我还要办下去，至死不渝。
这是2018年7月16日，国际日报刊登的一则报道中的图片。
报道内容是，杨兆骥先生（中）带着患抑郁症老伴蒋愫珊老师（右二）和老友林峰（右一，此篇记述杨先生生平事迹的作者），前往雅加达西 区 伊 兰 末（Jelambar）民居区一栋简朴的房子，探望病中的老教育工作者——郭温和、庄淑贞老师夫妇（左边两位老人）。
郭温和老师时年84岁，患中风症已十多年，行动极度不便；庄淑贞老师82岁，双膝也行动不便，两人患难与共，同病相怜。时下同住一屋，每日相视以对，生活淡然无味，急需安慰！杨兆骥等人的探望，给了他们莫大的精神鼓励。
杨老与林峰商定，今后只要身体条件许可，就由他出面邀请那些行动不便，但还能出门、寂寞无助的空巢老人，大家相约在一个特定时间，在餐馆定期聚会，以解相思与孤独之忧。
从照片上看，已经86岁高龄的杨兆骥先生近一两年也变得消瘦衰老，不复往日神采。笔者看了上述图片报道，感动之余亦不免一阵酸楚。
贤达已迟暮 传承仍路远
毫无疑问，本期 丁剑印尼纪事 的主人公杨兆骥先生，是印尼当代华人文化精英中的杰出代表。以笔者观察，像杨老这样有学问，有财力，又有如此干劲的华社人物，即便不是绝无仅有，那也属于凤毛麟角。在这个国家长期缺乏人文训练的华商族群里显得异常难能可贵。
“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
杨先生晚年的作为，已足以大慰平生，青史留名。
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是，老人家毕竟已经86岁了，早已年迈。就联通书局的实际状况而言，如果没有了杨兆骥先生，肯定再难维持下去。那些和杨先生一样有着浓厚中文情结的华社贤达也大都年华老去，正在凋谢，而对于中华文化在印尼的传承来说，前面要走的路，依然是任重道远，关山重重。
再说那天，当我在班芝兰看到联通书局关门歇业，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不祥预兆就是，难道说，杨老已经走了！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上前询问摆摊的印尼人小贩，书店为什么没有营业？小贩说，书店搬走了，搬去附近詹德拉商场的三楼，你可以去上面看看。
我道了声谢，急忙前往詹德拉商场，踩着自动扶梯登上三楼一看，联通书局果然在那里，大门敞开，等待顾客光临。
自从老掌柜李世谋离职，联通书局由两位60多岁的华人妇女接班打理，一位是祖籍梅县的客家人，能说流利的中文，另一位籍贯不详，不谙华语。她们告诉我，书局之所以搬家，是因为原来的店屋要重新装修，于是便搬来这楼上，因为很多人还不知道，目前来买书的客人比过去更少了。（见下图）以后等老店铺装修好，有可能再搬回去营业。
她们还告诉我，老板杨兆骥先生因为年纪大，身体慢慢差了，只能深居简出，平常已很少来店里视察了。得知杨老依然健在，我很高兴，心情也轻松了很多。
正说着话，进来两位老人，一男一女，都是七八十岁的年纪。会说中文的店员忙礼貌地上前招呼：“阿姨，叔，看看你们要买什么书？我帮你们找。”
老太太慢吞吞地说，我在练习书法，要买一本毛笔隶书字帖。“店员答道，我们有，阿姨稍等，我就拿给您看。”说着，走到一排书柜前面，找到了那本隶书字帖，老太太一看，正是她要买的，就高高兴兴付了钱，拿着包好的书回家了。
我也买了两本书，告辞下楼。我想，这一期公众号文章，就写写杨兆骥老人和他的联通书局吧。我也希望看到本文的雅加达华人朋友和在此工作生活的中国人，如果有逛班芝兰，也能去詹德拉商场三楼的联通书局买几本书，让我们以此向杨兆骥老人表达敬意。
我不知道，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华文化，在未来究竟会如何发展，但我相信，如果亿万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努力，镕铸并体现一个高质量的、大家都认同喜爱的中华文化，产生出一个磁性效应，那么不仅是中国人，相信所有旅居海外的华人，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自然都会拥抱中华文化。
这是一个至为崇高的梦想，也是一场遥远而艰难的旅途。
（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千岛之国阅沧海——侨领何隆朝传》，是一部以描述印尼著名侨领何隆朝生平历史为主线，多角度透视印尼华侨华人生活状态的人物传记。这部20万字的传记，是笔者迄今出版的述评印尼华社悲欢及侨乡人文历史的最为全面的著作，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有较强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该书单价加快递费合计30元人民币，有兴趣阅读的读者可加笔者微信dj2003819联系邮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