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本文故事的故事：
话说那年6月，我的印尼老友许孙雄先生娶儿媳妇，我应邀前往喝喜酒。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也第一次耳闻目睹了一部分华人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状态。因职业习惯，回来后不久，我写了这篇散文式的报道。
许孙雄先生看到了，便寄给印尼中文报纸《国际日报》，在其华社新闻版连载三天，一时间也在三宝垄华人中引起了一点小轰动，以至于后来有好几位也是三宝垄福清籍华侨老先生对我颇有些意见：
“我们也是百灵家厅午餐会的常客，对家乡贡献不比他们少，为什么只写他们不写我们？！”
我只好解释说：“对不起，我参加的那几次刚好没遇到诸位，现在才认识，以后再写吧。”
再后来，这几位老先生也和我成了挺知心的朋友，可是由于我写稿写伤了，答应他们的文章至今还未动笔，唉！以后再补吧！
我年轻时被单位推荐学过一点科班训练的文艺创作，又曾当记者多年，写的稿子最少也有上千篇了，可是真正好的稿子并没有几篇。这篇写得比较顺手，我个人觉得此文风格不那么浮躁，平和之中也就少了些世俗功利的“火气”。我才能平平，20年写稿甚少佳作，不管别人认为怎样，《“百灵家厅”的午餐会》却是我自己喜欢的。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这是一家广东人开的饭店。两层楼，楼下一间大厅，长方型，200平米左右，摆了十几张圆桌。二楼大概是员工住的，未见有客人上去。饭店位于三宝垄一条朴实无华的街上——百灵家厅路（JI.Prnggading）57号，因此得名“百灵家厅酒家”。
三宝垄是个美丽的港口城市，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省的省会。市内罕见高层建筑，多为一两层、独门小院的别墅，红色屋顶，淡黄或乳白的砖墙，有几分欧式风格。街道大多不甚繁华，安静而祥和，很像是放大了几十倍的厦门的鼓浪屿。生性散淡、有钱有闲的人若居住在此，那就太合适不过了。
三宝垄市区一瞥。
三宝垄青年广场，一位穆斯林美女在暮色中仰望荷兰时期标志性的经典建筑“千扇门”大厦。
那家“百灵家厅”菜馆建于什么时候，我没细问，看样子似乎有四五十年历史。印尼的酒家不像国内，稍大一点就设包厢，这里的饭店不管多么高档，极少有单间。印尼人信奉伊斯兰教的居多，不喝酒。如客人需要，也供应一两种印尼产的啤酒，售价要比国内贵两三倍，华人和非回教徒的印尼人偶尔会喝一点，也就是一杯两杯，哪像咱国内的哥们，一个人整上十瓶八瓶都跟玩儿似的！
这里的华人吃饭时，大多人手一杯红茶，或甜或淡，或冰或热，用吸管吸，静悄悄的，绝对不会像中国人那样热闹非凡地敬酒劝酒，饭店也就无需开设避免相互打扰的包厢。所以，去用餐的顾客，无论贫富，不分贵贱，一律在大堂吃喝。“百灵家厅”虽是华人开的，入乡随俗也不例外。
大约二十几年前，这个酒家开始交了好运。三宝垄福清同乡会的一群头面人物，差不多每天中午固定在这里餐饮聚会，轮流买单，出手大方，并相继委托酒家老板替他们承办儿女婚宴。每当那时，必亲朋满座，宾客如云，少则数百人，多则一两千。几十上百桌价格不菲的筵席是一定要准备的，当然都是在 临时租用的博物馆之类的大礼堂里进行。一点也不夸张地说，这一群融籍（福清简称：融）华侨作为该酒家最忠实的顾客，硬是把“百灵家厅”老板吃发了。
中午12点一过，这群三宝垄的“福清哥”就会坐车直奔这儿。他们固定坐在大厅最里面的柜台旁边，人多开两桌，人少开一桌，每每谈古论今，说三道四，一顿饭起码要吃两三个钟头。
两个月前，当地侨领许孙雄先生（已故）的大公子结婚，我应邀前往祝贺，在三宝垄小住半月，因此临时成为这午餐会上的一员。
现在，“百灵家厅”门口响起了汽车的声音，那位在门外指挥车辆停靠的印度尼西亚老头又乐颠颠地站起来，客人们陆续到了。
头一个进来的通常是何传秋先生
他是福清江镜前华人，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副主席，印尼克玛贸易公司和伟业五金制造厂等几家企业的董事长。传秋工作的地方离“百灵家厅”最近，他的铁店货仓和公司写字楼就在四五百米外的一个十字路口，主要经营各种钢筋铁管，店面位置很好，买卖兴隆，院子里不时有满载货物的卡车开进开出。
这是2013年，风度翩翩的何传秋先生与太太陈秀珍及三宝垄福清公会同仁友在雅加达出席华社活动。
传秋一出公司大门，抬腿便可来到这家菜馆，因此他不仅热心扮演“午餐会”召集人的角色，买单请客也总是最积极主动，经常是别人刚掏出钱包来，他已经把账结过了。
何传秋先生中等身材，头发乌黑茂盛，脸膛方正，目光炯炯，举止干练。刚见传秋时，我总觉得有些面熟，他的样子和做派，很像大家以前经常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一个人，谁？——我国的前外交部长钱其琛。他好像长得比钱其琛更标致些，呵呵！这当然是一个很有风度的人物。
传秋不多说话，一开口就有板有眼，让人觉得不能忽视。他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福清一中高中毕业南洋来印尼的，最初在泗水，后到三宝垄，在这里娶了一位美丽温柔的福清籍侨生姑娘陈秀珍，成家立业，家庭幸福。
1958年秋天，20岁的小帅哥何传秋（左一）和他的表弟陈应俊一同动身出发来印尼的前一天，在福州照相馆拍摄了这张合影。后面两位漂亮的女孩，是传秋和应俊福清一中的同班同学，后排右边的女同学后来成为表弟应俊的太太，也来到印尼。传秋后面的姑娘应该是和当时他要好的女同学，但是他们分别之后天各一方，只留下这张照片作为青春美好的记忆。
2013年10月，何传秋与太太陈秀珍在三宝垄举办金婚庆典，国内外一千多位亲朋好友赶来祝贺，盛况空前。夫妇俩当场向三宝垄印尼中华联合总会和三宝垄福清公会各捐献两亿印尼盾，同时也向陈秀珍主管的三宝垄福清公会妇女部捐献一亿盾，共捐资五亿盾（当时约合人民币30万左右）巨款用于支持华社福利公益事业。
传秋年轻时曾经在印尼华人首富——著名福清籍侨领林绍良先生的银行做过练习生，很受林老板的赏识，并在创办公司时得到过绍良先生的大力帮助。所以绍良先生开玩笑说：其它福清人怎样叫我没关系，但传秋一定要叫我老板。
1990年代的传秋与林绍良先生。
传秋为人稳重，不事张扬，非常注意分寸，公众场合总是面带微笑，一派谦谦君子风度。既为林绍良先生所器重，他在三宝垄和福清人中自然就很有份量。
此人足智多谋，处世虽低调，结交的社会关系却很过硬。其公司办公室里挂着几张照片，都是他与印尼高官名流的合影。其中有两人在印尼可谓家喻户晓—— 一位是该国三军总司令维多多海军上将，另一位则是印尼第五任总统梅加瓦蒂女士。
维多多早年在三宝垄当海军将领的时候就与传秋相熟，彼此也算是老朋友了。那么，他是怎样结识梅加瓦蒂总统的呢？原来，传秋在印度尼西亚有个肝胆兄弟叫王命卿，也是福清华侨，王先生公关活动能量相当大，曾与福清另一位侨领林文光一起跟随梅加瓦蒂总统来中国访问过。这位王命卿先生成了梅加瓦蒂总统府里的座上客，当然不会忘记向总统推荐介绍自己的几位同乡好友。于是，传秋便和王命卿一同到梅加瓦蒂的家里拜会了这位女总统。
因为有了这层关系，传秋对梅加瓦蒂的印象就比较好。2004年印度尼西亚大选，三宝垄的很多华人都支持将军出身的苏西洛，认为梅加瓦蒂乃女流之辈，少魄力，又不大懂经济，盼望仪表堂堂、清正廉洁的苏西洛能够取代梅加瓦蒂，从而一改印度尼西亚国运衰败之颓势。传秋却力挺梅加瓦蒂，主张华人投票给她。
他当时的理由是：“我们在印尼生活最怕什么？当然是怕政府排华，对华人来说，平平安安比什么都更重要。苏西洛对华人态度怎样，还需要时间来证明。可是梅加瓦蒂当了三年总统，对华人一直很友善，这是时间已经证明了的，让她再做一届总统有什么不好呢！”
（此处补记：后来，梅加瓦蒂还是败给了苏西洛，闷闷不乐地下台了。 再后来，我又去印尼，到三宝垄再次拜访传秋时问他：“对当今总统苏西洛感觉好吗？”传伙哈哈一笑：“差不多啦！他对华人还不错。”接着又叹了一口气： “听说苏西洛本人不贫污，可是他也不敢抓大贪官嘛！印尼经济也没有比梅加执政好多少呀。”）
传秋聪明正直，又非常宽厚，尤为善解人意，在三宝垄福清乡亲中有“智多星”的美誉，也有人给他起了个雅号：江南才子。
多年来，福清但凡有人到三宝垄探亲访友，何传秋先生总会出面接待一番，临走时奉送礼品盘缠，慷慨热情，以表心意。此外，在襄助家乡公益方面，他也不甘落后，修村路、盖戏院、建小学，甚至连村委会的桌椅板凳也是他出钱买的，捐资出力的事情真是做了不少，从中显示其性格的另一个侧面。
2007年，传秋的另一位同乡好友突然病故，这位好友生前因为生意周转向传秋借了不少钱。惊悉好友突然去世，传秋悲痛之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保险柜，把老朋友所有的借款欠条悄悄烧掉，将其的债务一笔勾销。他不愿让老友的孩子知道父亲欠了人家的钱，心里有负担。
而后，传秋又跑前跑后，全力以赴，帮忙死者家属为老朋友操办了一场风光隆重的葬礼，直至老友入土为安。我当时也在治丧现场目睹整个过程，不禁暗自感叹：
英雄几见称夫子; 豪杰如斯乃圣人！
何传秋、陈秀珍（现任三宝垄妇女慈善基金会主席）伉俪都是当地有名望的华贤。
何可富先生有时也会第一个进来
他已70多岁，在这伙人中年纪最大。
可富是福清龙田人，什么时候下的南洋，做过何种职业，未详。我只知道他现在基本不做事了，每天下午或晚上就是张罗着几个乡亲打打麻将。印度尼西亚禁止赌博，麻将也不让打，他便出面在一条偏僻破旧的老街租了一间十分隐蔽的地下室，供“麻友”们放心消遣。房东是位印度尼西亚中年妇女，脸是棕黑色鹃，牙齿很白，特胖，走起路来浑身肉颤，她负责送水兼在外屋放哨。
何老先生麻将打得很专业，并且热心推广，他屋里门厅的两边墙上，分别贴着两张复印放大的报纸，上面的文章内容一模一样，标题都是《谈谈打麻将的几点好处》。
他们打牌，我在一旁看，何老问我会不会，我说不会，他很惊讶：
“年轻人不会打麻将？那要赶紧学。”
我没做声，他有些焦虑，撇着嘴角很严肃地唠叨说：“你不学会打麻将，在中国就做不了官。”
我笑了，真不知老人是从哪儿得出的这个结论。
可富老最近似乎身体欠安，连续几次，打了不到一圈，就让给别人，自己上床趴着一动不动。但每天中午，他还是按时参加百灵家厅的午餐聚会，看起来胃口还好。这一道菜，是油炸大虾，一人一只，差不多有胡萝卜大小，红焦焦的，上面抹了一层蒜蓉，吃起来很油腻，有人不要，他就一口气把两只大虾都吃了。
比可富稍晚来的，是黑肤色、宽脸盘，神气十足的张珠先生
他是福清城关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国前，曾在闽东连江当过武警战士。那时，国内清明廉洁的社会风气给他留下很深的烙印，以至前两年回国时竟然对一些现象百思不得其解：
“我有个亲戚晚辈，在省里一个部门做事，我去福州她招待我吃过好几家大酒店，结账居然不用付钱，签个字就ＯＫ了，我那个亲戚说吃多少都可以记在她单位账上。我火了，大骂她，你一个共产党干部怎么能揩公家的油水！她说这有什么，请你吃饭也算是本单位宴请海外侨胞，可以由公家买单。啊呀，我只是回家乡看看， 是私人办事，吃饭怎么让公家出钱。他妈地（的）、他妈地（的）！你说奇怪不奇怪？五六十年代那有这种事！
张珠正聊得起劲，何心文来了
心文只有30出头，是这批老华侨中惟一的年轻人，举止斯文，说话声音不大，冷静，显得挺诚恳。虽神态有些腼腆，待人谦恭，却是三宝垄华商中有名的后起之秀。
他是1978年出国的，当时小学未毕业。最初几年，颇忍辱负重。他曾对我感叹：“我最坎坷了！”具体细节，没有多谈。后来，心文由印尼去日本打工，赚了一些钱，回来采购加工了一批燕窝拿到香港去卖，结果遇上大买主。５年时间，便从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小伙儿，变成了亿万身家的“印度尼西亚燕窝庄有限公司”董事长。他的燕窝庄分别在香港、新加坡设有分店，产品很是畅销。我曾去过他的工厂，一两百个当地女青年，每人手拿一把摄子，极细心地在一团一团的从悬崖上采集来的燕窝草上挑挑拣拣，加工好的燕窝一斤可卖一两万港币。
何心文也是福清江镜人，前些年曾捐款50万元，以其祖父何墩柱的名义为家乡修了一条水泥村路，最近几年，国内每有单位前去募捐，他都二话不说，爽快掏钱。
我发现，每天聚餐，面对满桌子生猛海鲜、鸡鸭鱼肉，这位小何先生从不动筷，总是单独叫一碗青汤寡水的面条慢吞吞地吃下去。惊问其故，心文笑而不答。何传秋先生告诉我，心文现在做股票生意，开了一家“发达速”金融期货行，利润奇高，风险极大，于是许愿：从此不沾荤腥，专门吃素，以求平安发财，现在已坚持了好几年，并无一次破戒，这坐庄对赌股市指数的金融期货行当也果真给他赚了很多钱。
何心文如此年轻，为博事业发达，任佳肴美味诱惑，视而不见，其忍耐性和毅力可见一斑。
何心文近影。他后来回国定居，又在福州等地创下可观的事业，现为福州燕归来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孝忠先生来了
此人喜欢聊天，好回忆往事，时常仰脸大笑，说话嗓门洪亮。他有两个老婆，原配在香港，后来到印尼在那个年代有家难回，又娶了一个年轻的华人女子，大学毕业，中爪哇出生的侨生，原籍故乡也是福清。这位印尼的太太很会照顾他，如果看老公一旦有事不能准时前来“百灵家厅”聚餐，必要他在家里按时进食，所以吴孝忠经常是吃过了才来，入座后，笑眯眯地只要一杯矿泉水，跟大家海阔天空地聊上一阵。他是一家颇有实力的塑料厂老板，专门用再生塑料生产各式各样的塑料袋，其工厂规模在中爪哇省同类企业中数一数二。
吴孝忠是文革时期从中国来印尼的，所以一直习惯性地把自己的老家叫做：福清县阳下公社新局大队后垄生产队。吴孝忠的父亲本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就因为解放前从他祖父手里继承了二三十亩土地，再加上有直系亲属在海外谋生，国内一闹土改，家庭成份就被定为华侨地主。
作为1966年高中毕业的老三届，尽管吴孝忠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那年月，家庭出身涉及一个人前途命运的所有范围，他始终是社会岐视的对象。到了“文革”期间，大队里的革命群众斗来斗去，不管哪一派掌权，都要到这个名列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黑五类”榜首的人家折腾一番。
“那时候我这个回乡知青因为出身不好，在村里面难免受气。我又不喜欢干农活，曾经一度去城关骑脚车载客讨生活，县城之内载一个客人才五分钱，可是没干几天就让市管会的人给抓住，大骂一顿，灰溜溜地滚回去种田了。”
一晃将近40年过去，吴先生在“百灵家厅”见到我这个国内来的同乡人，又不禁回忆起当年生活的艰难。
“那时候，我老是埋怨父亲，老爸呀！你倒不如是个吃喝嫖赌的人，要是在解放前把这几十亩地败光 了，家里就不会定成地主，我们也不会遭这么多罪了。我老爸说，我只知道老老实实种地，哪想到会有那么多事情。”
日子在惊恐不安中，熬到了1972年。吴孝忠的人生道路上出现了一次重大转机，他在海外的亲戚为他办妥了出国的手续。29岁的吴孝忠从此告别故土，远走高飞。
说来有意思，在印尼的华侨，喜欢用以下称呼对新中国成立后移民海外的“新客”华人进行论资排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刚解放时出去的叫“解放军”；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出去的叫“红卫兵”；再以后出去的就一律统称为“红小兵”。
按上述说法，1973年 由香港来印尼三宝垄创业打拼的吴孝忠便顺理成章有了“红卫兵”的辈份。他不由对我感叹道：“我在家乡被‘红卫兵’欺侮得半死，到这里反到被老华侨叫做‘红卫兵’，小丁你看，人这一辈子有多奇怪！
今天聚会，孝忠向大家透露，自己9月底要回国一趟，因为他去年捐资60多万元人民币为家乡后垄村建造的一座影剧院已经落成，乡亲们正等着他今年国庆节回去剪彩开演。
2011年春节，中国驻印尼大使章启月（左二）前往中爪哇省拜访省长，并走访华人社团。图为吴孝忠（右三）、王孝炘（右一）、谢南盛（中）、郑群璋（左一）等三宝垄华社头面人物在机场为为章启月大使送行。
2013年12月2日，“第九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时任三宝垄印尼中华联合总会总主席兼福清公会主席吴孝忠，应邀赴会，并受聘担任中国侨联海外委员。我作为朋友陪同前往，在人民大会堂门前为他和夫人旅霜玲女士拍照留念。
最后到场的是平生口无遮拦、敢于仗义执言的一门侨界“大 炮”——三宝垄福清同乡会刚刚卸任的主席许孙雄先生
许先生住在一座离市区较远、名叫普吉沙丽的山上，两座山头，南北长三公里，东西宽四公里，是许先生1972年买下的。30多年过去，在其苦心经营下，普吉沙丽由一座长满杂草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三宝垄屈指可数的高档往宅区之一。几百幢造型各异的别墅洋房，住的大多是富裕华侨和当地军警政界的官人。
他常说，此生无憾，关键在于抓住了三个机遇：一是娶了一位通情达理、有旺夫运的好太太——端庄贤慧的何希明女士（我不止一次听他念叨：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多少年来我一直睁大眼睛找太太身上的缺点，可是奇怪呀！到现在也不能够找到）！
二是当年独具慧眼，以每平米一盒烟钱的价格买下了两个山头（早已升值了几百倍）；三是结识了印尼头号大佬林绍良先生，并成为他的一员爱将和地产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这位许孙雄先生，既头角峥嵘、敢说敢干、嫉恶如仇、性烈如火，又慈悲为怀、心软多情、扶贫济困、热衷公益，其复杂个性及传奇故事，已多有报导，在此亦不再详 述。反正他一到场，必妙趣横生，不是眉飞色舞，便是慷慨激昂，喜笑怒骂，皆成文章（他也确实能写文章，常在报刊发表大作），“百灵家厅”午 餐会的气氛就顿时活跃起来。
且听他今日高论：
“哎、哎、哎，一个人活在世上，拼命赚钱干什么？良田千顷，不过吃一碗饭；大厦万间，也只睡半张床。有钱人，钱不拿出来做公益，我说呀！就好像一直吃，不拉出来，怎么样？身上会有毒嘎！”
“我儿子结婚，等明年生了小孩子，我当祖父，现在就提前把名字取好了。生个男孩子，就叫许学校，生女孩子，就叫许学习——学校、学习，多么好！”
有人忍不住笑起来，说：“你取这名字，儿子会同意？太土气啦！”许先生呷一口黑啤酒，歪着头，摆出要抬扛的架式：“哪里土？学校、学习做名字还会土！我搞公益就爱办教育，不是很有纪念意义？”
饭吃得差不多了，菜还剩了不少，咖哩鸡、海蟹之类大菜，都吃不动了。
许孙雄（1936-2007）三宝垄地产商、福清籍侨领。图为1980年代中年时期的许孙雄先生。
2000年，许孙雄夫妇（右一、二）、何传秋夫妇（左二、三）与福清海外华人“大家长”林绍良夫妇在家乡合影。左一系雅加达福清公会理事会主席韩金福，他刚从中国来印尼时也在三宝垄打拼了十几年。
这时候，一位今天没到场的著名侨领——何隆朝先生，成了大家议论的焦点
何隆朝身材高大，口才好，风度翩翩。如今虽年逾古稀，依然衣着笔挺，举手投足，俨然外交家风范，所以，海内外福清人，只要与之相熟，皆尊称其为“大使”。 我曾在几次公众聚会的场合有幸见过这位“大使”先生，果然是神采奕奕，气势不凡。
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何隆朝就做过三宝垄市中华总会的主席。1955年周总理率团出席万隆会议，当时年仅27岁的隆朝奉印尼中华总会之命，担任了中方与印尼宪兵团之间的联络官，为中国代表团安全保卫工作立下汗马功劳，经周总理亲自邀请回国观光，还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后因印尼政局巨变，华总被迫关闭，凡是做过侨总主席的侨领非捕即杀，或纷纷潜逃，亡命他乡，但何隆朝却奇迹般地躲过一劫，并且与历届印尼及中国高官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故始终在当地侨界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何先生近年来深居简出，一般不再轻易会见国内到访人士，一旦出来接待，便会令对方感到很有面子。比如前不久，广东省一个汉语专家代表团访问三宝垄，何在当地客家同乡会的请求下会见了这个代表团，回国后该团就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说：“著名侨领何隆朝先生亲自出面接待我们，充分表明当地华人社团对我们此次访问活动的高度重视。”
何隆朝先生是印尼宝利集团塑料公司的董事长，也曾经开过私人银行，他当然也是福清世联会的常务副主席之一。何先生一生钟爱的夫人去年过世了，这使他万分悲痛，长时间郁郁寡欢。传秋等几位乡亲见此情景，就想办法拉他一起来参加“百灵家厅”的午餐会。同乡亲友，说说笑笑，何先生的情绪好起来。他一高兴，每次来都抢着买单。传秋几个便笑道：这样请你吃饭，我们岂不是太划算了么？
何隆朝先生生前与中爪哇省总警长在一起交谈。
晚年的何隆朝先生再次被新成立的三宝垄中华联合总会推举为首届总主席。这是他与老友、该会副总主席李伯图先生。
今天中午，何先生没来。众人说到他，都觉得作为本地侨界首屈一指的领袖人物，隆朝目前服务社会的干劲和斗志有些衰退。有必要进一步动员他老人家振奋精神，出面组织成立三宝垄华人总会。
前几天为这件事，快人快语的许孙雄先生曾当面力劝何先生出山挑起总会主席重任，见其多有推辞，忍不住大叫：“亲家呀（何的二女婿系许的本家侄儿，许因此称何为亲家）！你为什么推三推四？你德高望重，对不对！你有能力，对不对！这是大家公认的嘛！你如果一定不肯出面，就是三宝垄的千古罪人。”
面对这位不管轻重、口无遮拦，却一腔热情、肝胆相照的侨领同仁，何老先生既无奈又感动。他说：无论如何，也要让我再好好考虑一下嘛。
此时，许先生又把他前几天对老何哇哇大叫的一番话叙述了一遍。
“我是好意，对不对！”
“那当然，那当然，此言虽重，但出于公心。老何一定会出来的，他不会辜负我们的期望。”
在座的乡亲纷纷表示理解。大家就这件事又聊了一会儿，话题突然转向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中国的政治问题。
吴孝忠先生问我：前几年我回中国，发现到处都在学江总的“三个代表”，这几年回国，各地又在落实胡总的科学发展观。什么是“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呢？ 不等我接话，许先生便大叫起来：“小丁，先不要讲，看他们谁能答上来！”大家面面相觑，谁也答不出来。我忙打圆场：“各位几十年在南洋印尼，哪能对国内的政治理念知道那么多呢。”
许先生得意地眯起眼睛，大声宣布：“我 知道，我知道！”接着，便准确无误地一口气背诵了“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的有关内容。
“哎呀！你可真了不起！”我连声赞叹，其它几位先生也向他投以敬佩的目光。许先生更得意了，像考了满分的小学生 一样骄傲地昂起头，嘴里嚷嚷着：“怎么样！怎么样！我博览群书嘛！这是利国利民政治问题，我怎么会不关心……”
其二，是解决一个摆在眼前的具体问题。
平生以打麻将为职业的何可富先生病了，检查结果据说是癌症，要治病需花一大笔钱，老人恐怕无力承担。大家经过讨论，一致同意许先生的提议：搞一个特殊的股份制，由在座各位每人集资，保证他到雅加达住院治疗。总之，他看病的钱大家包了。
乡亲们这一番表态，把可富老人家感动得嘴巴张得老大，但什么也没说。
终于到了散席的时候
已是下午两三点钟，除这桌客人之外，“百灵家厅”早就没有了其它顾客。
大厅里，几位端茶上菜的华裔小姐和一位年纪较大的印尼女领班站成一排，每个人都眨着乌黑晶亮的大眼睛微笑着说：“散奔尊吧。”（印尼话：再见的意思）她们天天侍候这批客人吃饭聊天，就像家人一样熟悉，而且每个人都能拿到一两万盾的小费，打心里喜欢这样的食客。她们都不会说中国话，当然更听不懂这几位华侨讲的福清土话，她们只知道这些客人明天还会再来“百灵家厅”聚会，喝茶、吃饭，尽兴而散。
明天，又将有什么故事呢？
后记：
这篇文章是我2001年写的，从此和印尼结下不解之缘。不知不觉，十七八年过去了。光阴荏苒，岁月无情！ “百灵家厅”午餐会的这批常客，现如今十去七八，折损大半，或与世长辞，或远走高飞，或卧病在床……纷纷谢幕离场。这酒楼景物依旧，食客却已物是人非，曾经红红火火的午餐会再也不复当年景象。正所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最先告别人世的是何可富老人，紧接着，何可兴（另一位未写入本文的福清华侨）、张珠、许孙雄、何隆朝等几位前辈也相继作古，吴孝忠先生后来担任过两届三宝垄福清公会主席和中华联合总会主席，功成名就之后，身体日渐衰弱，2018年春节突然中风，至今在新加坡养病不曾回来。最年轻的何心文先生2005年与妻子离异，便毅然带着两个儿子回到祖国，定居福州，又先后创办了燕归来食品有限公司和融道企业集团，事业和婚姻均梅开二度，仍在商场大显神通。
那伙人里，目前偶尔还去百灵家厅酒楼请客吃饭的，只剩下何传秋先生一个人了。传秋年近八旬，过去挺拔的身板明显有些弯了，但还是精神矍铄，气色很好。有朋友来访，慷慨大方的何传秋兴致和热情不减当年，“百灵家厅”仍是他请客的地方。他自己吃不了多少，喜欢看别人吃，别人吃得越多，他越开心。
2015年中秋节，传秋照列在百灵家厅摆下几桌酒席，请来二三十个福清乡亲前来聚会，现在来赴宴的这些人，大多都是这一二十年从家乡来的新侨晚辈，有人从自己家里带了一箱红酒，前来与伙伴斗酒。我的一位同行好友张文喜——时任《国际日报》驻中爪哇特派记者，也被邀请参加。席间，文喜油然想起多年前我和他一起来印尼时，写的这篇《“百灵家厅”的午餐会》，不禁感慨千万。于是拍了几张现场照片，用微信发给当时回国休假的我。我看了照片，倍感亲切。便有感而发，改编了一首五言诗，发给文喜，请他朗诵为大家助兴：
潮平南海阔，风正一帆悬。
浪静千岛国，中印共婵娟。
月出普吉山，皎皎彩云间。
玉融众侨贤，垄川谱新篇。
广种友谊花，处处结亲缘。
官民齐声赞，佳音喜频传。
携手谋双赢，谈笑凯歌还。
大家听了，喝几声彩，酒兴更浓，豪情大发，推杯换盏，闹到当晚10点半，尽欢而散。此为后话。
（本期封面图片说明：百灵家厅酒楼门前的合影，大约拍摄于2004年。前排左一系何传秋先生、左二为何可兴（已故）、左三为夏昌鋆先生，他是酒楼食客中的长者，现已96岁。中间那位年轻人即为何心文，前排右三系吴孝忠，右一系笔者原在国内报社的同事好友张文喜，后排左三系笔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