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
那些豪门大户， 最常见的兴衰过程就是：“上一辈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下一辈老成守旧，艰难维持，再下一辈坐吃山空，家道中落。”
历史起起伏伏，风云变幻，普天之下，海外华人的家族也大多如此。
但凡事没有绝对的。
在印尼，就有这样一个被称为“一门鼎盛昭青史，五代兴旺仍辉煌”的家族，打破了这个魔咒。
本文今天要讲的，就是印尼地产界旗舰式企业——全宝集团（即苏玛列贡公司Summarecongroup）掌门人梁世桢 (Soetjipto Nagaria)及其先辈的故事。
印尼出版的英文财经杂志《环球亚洲》杂志评述梁世桢的全宝集团称：该集团作为闻名遐迩的上市公司，曾是改变雅加达和周围地区面貌的主要力量。它在雅加达郊外发展大规模的住宅区。在勿加西，该集团兴建780间房屋，计划兴建另外3,200间房屋和6,000间公寓。全宝集团集团同时也放眼在巴厘岛和苏拉威西的 望加锡的产业发展。
全宝集团（苏玛列贡公司Summarecongroup）开发的南丹格朗市塞尔蓬（Serpong）新区夜景。
近年来，梁氏还在西爪哇首府万隆投资开发了一座“科学小镇”，并在小镇内免费提供一万平米地皮给其母校万隆工学院建造学生公寓。
按照梁世桢的构想，“这种实现双赢的合作”，将使其成为一个引领印尼高科技发展的创业园区的典范。
除了具有房地产大佬的身份，梁世桢和夫人李丽英女士在社会上广受赞誉的，是他们多年来矢志不移兴学重教，传播儒家思想的不懈努力与煌煌业绩。
上个月，经印尼“广联”秘书长杨健昌联系，笔者与梁世桢先生和他夫人李丽英女士见面采访之前，在网上做了一点功课，发现这是一个传承百年而长盛不衰的华人家族，其历史之悠久，家世之显赫，在爪哇岛上无人能出其右。
2010年，印尼老报人李卓辉先生编着的《七代联辉: 梁世桢家族创业兴学风雨历程》图书封面。
高祖梁采臣 海外创业开先河
广东梅县松口古镇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历史上曾一度繁华，由于便捷的水路交通，这里成为客家人下南洋的第一站。
在松口大力村下良岗（松口中学附近），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客家围龙屋“承德楼”。从清朝嘉庆年间至今，承德楼梁氏家族的五代侨商，均对中国革命和家乡建设做出过巨大贡献，五代创业发家，五代兴学育才，于近代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承德楼家族的一世祖名叫梁采臣，是本文主人公梁世桢的高祖。
梁采臣属于松口较早来印尼爪哇岛的开拓者之一，他原本在惠州三多祝经营粮食生意，却怀抱四方之志，不顾满清朝廷不准出国的禁令，于1830年乘“大眼鸡”木帆船漂洋过海，来到荷兰管辖的殖民地东印度巴达维亚（雅加达）经商。梁采臣在巴城创设“南茂商号”，专营土产、杂货、五金，而1830年正值印尼土著抵抗荷兰人严苛税赋的帝伯尼哥罗战役结束，百业待兴。华侨商人趁机发展，梁采臣的生意于是蒸蒸日上。
梅州松口是一个拥有1200年历史的古镇，保存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
因地处闽粤要冲，旧时水路发达，松口镇也成为明末清初闽粤赣地区客家人出南洋的首站。
经过勤苦经营，梁采臣致富还乡，新建大屋“蔼吉堂”，并捐资家乡创办“敬斋学堂”（以他父亲梁敬斋为名），培育乡村子弟，乡民口碑称颂，由此开启了梁家世代为教育事业奉献的序幕。
20世纪20年代，敬斋学堂改名“集育学校”，建国后合并于新民小学。
此为后话。
曾祖梁映堂 乃印尼中华会馆及华校先驱
1848年，梁采臣的长子梁映堂出生于荷属巴达维亚，5岁时，回家乡松口接受完整的儒家道德和客家文化教育。1864 年爆发太平天国之乱，16岁的梁映堂重返巴达维亚，在父亲的“南茂商栈”当学徒。
第二年，一批参与太平天国的残兵败将，逃避海外，有些跟着货船流亡到巴达维亚，侨民激增，再加上荷印当局于1870年实行自由经济，工商业蓬勃发展，南茂商栈也随之大发，财源滚滚，生意兴隆。
1875年，梁映堂从父亲手上接管经营南茂商栈，当时已是巴城举足轻重的华商。他为扩大营业，再创“德瑞商栈”，多财善贾，大振家声。尤喜协助同侨同行发展事业，打下牢固基础。
清光绪年间，梁映堂声名卓著，被侨商推选为巴达维亚中华商会会长，全力为侨商服务。荷印政府将有关华侨事务借重华侨领袖相助为理，梁映堂于1905年被荷兰东印度殖民政府委任为“雷珍纳”官职， 1913年擢升为巴城“甲必丹”（荷兰语“kapitein”的南方汉语音译，本意为“首领”，系彼时华人官员的最高头衔）。
梁映堂，字辉运，广东梅州松口大力村人。梁密庵之父、梁锡佑之祖父、梁世桢之曾祖父。
梁映堂当上巴城中华商会会长和“甲必丹”之后，办理侨胞事务，勤政爱护侨，排难解纷，恤老济贫，不一而足，侨胞均多受惠。当时，以华侨与阿拉伯侨民情感有隔阂，每有斗殴之事，甚至聚众械斗。梁映堂乃游说阿拉伯侨民之“甲必丹”，痛陈利害，极力调停，对方亦感悟，双方侨民遂言归于好，两族各安其业。为改变华人在荷印所处的文化与社会环境，梁映堂联合潘景赫等侨社俊彦20位先贤，于1900年3月在巴达维亚的八帝贯路成立中华会馆，再以中华会馆之力，推动孔子学说，弘扬儒家文化，移风易俗。
翌年三月，中华会馆中华学校诞生，以国语开展教学，学习孔子学说，培育知书达礼、明辨是非善恶、掌握时代知识技能的华人子弟，以治家立业。
这间诞生于巴城八帝贯的“中华学堂”(后改称为“八华学校”)，乃荷印时代爪哇岛第一间华语学校。
1903年，维新领袖康有为因“戊戌变法”失败，为躲避清廷追捕，辗转南来抵达巴城，受到梁映堂等华社贤达迎接。康有为力陈维新之说，并涉及华侨教育事宜，还于当年9月20日访问中华学堂，欣然题写“冠冕南极；砥柱中流”楹联镌刻于校门。
1901年由梁映堂等华侨先贤集资兴建的巴城（今雅加达）八帝贯“中华学堂”，是印尼最早的华侨学校。
1907年，清朝两江总督端方在南京开设“暨南学堂”（广州暨南大学前身），招收爪哇岛中华学堂毕业生前往留学深造。梁映堂遂以中华会馆副会长身份领导“遴选委员会”，负责考选来自印尼各地的第一批21名华侨学生，回国前往暨南学堂留学。
1908年10月5日，梁映堂由巴城亲送中华学堂第二批毕业生38人至南京入学，此事在侨社传为美谈。
晚清名士丘逢甲(梅州蕉岭人)为此题诗曰：
祖国归航率岛民，养成豪杰共维新。他年编入文明史，此是当时领导人。
梁映堂在巴城商界运筹有策，事业辉煌，鼎力襄助文教事业。他不但为巴城中华学堂捐助办学经费，还应荷印当局邀请，为筹建万隆大学工学院出任“筹建委员会”的13名委员之一，负责筹款50万大洋。
晚年的梁映堂回到原乡梅县松口颐养天年，并于1908年开始设计建造梁氏祖屋“承德楼”。
梁映堂在梅县松口老家修建的“承德楼”，现已成为当地的一个旅游景点。
这是一座三堂四横一杂屋连成一体的两层围龙屋，占地约10000平方米，历时十年建成。承德楼内设48厅、18个天井、108个房间，雕梁画栋、色彩鲜明，宏伟壮观。
该建筑融合了客家与欧洲地区建筑特色，颇为独特。梁映堂命人在承德楼大门两旁刻上“继承勿替，道德是崇”八个大字作为家训，并立下庭训：“屋要做靓，儿孙才愿回家；田不可买，儿孙才需外出”。
承德楼大门。
正是承德楼的庭训家规，让梁氏后人在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传统文化和伦理教化的熏陶，仁风品德和处世哲学得以代代相传。
祖父梁密庵 力助孙中山
梁密庵(1880—1940年)，梁映堂之长子。年青时随父亲在巴城经商，温文儒雅，广交社会贤达，有古代孟尝君之风。
1905年前后，孙中山到南洋各地宣传革命，号召国人以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建设共和为使命。梁密庵积极响应中山先生“驱逐鞑虏、推翻满清、建立共和、成立民国”之革命纲领，在巴城与同仁创设寄南社，出任社长。后经侨贤谢良牧、梁鸣发等革命先进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不久，寄南社改为华侨书报社，社员扩大为一百多人，实为中国同盟会在巴城的联络处。
梁密庵身为巴城华侨书报社社长，积极在印尼各地发展华侨书报社五十二处，会员多达数万名，大力推动中华文化，并发动华侨募集捐款资助祖国革命。
梁密庵（1880—1940），出生于荷印巴达维亚，祖籍广东梅县，梁世桢之祖父。
据新加坡学者颜清煌研究的资料记载：从1908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南洋华人社会是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活动的中心。其中由梁密庵等领导的印尼华侨书报社捐献给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经费几乎占总数的30%-40%。
当时孙中山为巴城华侨书报社亲笔题签，并亲书“努力进前”四个大字立轴嘉勉。
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的国学大师，也是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章太炎先生，后来南渡来到巴城访问华侨书报社，受到社长梁密庵等同仁的热情款待。当章太炎在此见到孙中山为“华侨书报社”的题书，不禁肃立良久，长揖泪下。因其时袁世凯窃国，国父孙中山题书在祖国多被摧毁。
梁密庵在父亲回乡养老之时继承父业，扩展业务，加设德瑞栈，广购房地产，名震一时。不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船舶交通便利，欧美货物源源不绝而来，巴城房地产及商品等大幅跌价。梁密庵之商务亦深受影响，不得不采取行动整顿收缩。
1923年，梁密庵决定返回梅县松口家乡，专门料理侨汇业务，而印尼所经营各项业务则交给长子梁锡佑接班复兴。
1910年，中国同盟会香港总部筹划新军起义，急需经费。梁密庵闻讯，即把华侨书报社筹集的港币五万元通过银行汇回香港，汇票由梁鸣九带往香港。但他所乘轮船在海上遇险，梁鸣九葬身鱼腹，汇票亦告消失。梁密庵获悉噩耗后几经波折，才领回汇款，旋即派遣巴城义成学校刘子芬老师专送五万港元汇票回国，资助广州义军起义费用。
1911年4月中国同盟会发动广州起义前夕，起义指挥部需巨款急用。巴城华侨书报社全体同仁四处募捐但已来不及。对此十万火急之形势，梁密庵毅然将父亲梁映堂在银行所存十万银元之巨款提取，应急支持革命党人的广州起义。
其时，他担心父亲责怪便出走星洲。然而，梁映堂知悉儿子出走原因后，却对儿子为国为民的义举深表赞同，当即让友人到星洲携带梁密庵返回巴城。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为嘉奖梁密庵踊跃输将、鼎力支持辛亥革命的卓越功勋，在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初一日颁发旌义状，以褒扬之。
孙中山先生颁发给梁密庵的旌义状。
1918年，国父孙中山到梅县松口视察，梁密庵等以中国国民党党员身份欢迎，中山先生曾亲临梁密庵之承德楼欢叙。
抗日战争时期，国光中学内迁，梁密庵不但将承德楼无偿提供给国光中学、松口中学作校舍，直至1986年才陆续迁出，历时半个多世纪；还热心出钱出力，为家乡培育人才的教育事业贡献良多。
1940年，梁密庵在印尼雅加达病逝，终年61岁。
梅县松口家乡民众为纪念他对辛亥革命所做的功绩，于1941年在松口中山公园内建造一座密庵亭，将国父孙中山的“旌义状”及民国政府领导人蒋介石、林森、于右任、陈立夫、何应钦、戴季陶等题词镶嵌于内，以流芳百世，光耀千秋。
梅县松口中山公园密庵亭。
父亲梁锡佑： 深受蒋介石器重的爱国侨领
梁锡佑先生系梁映堂之长孙、梁密庵之长子、梁世桢之父。1923年，梁锡佑年甫弱冠，正在广州岭南大学肆业之时，奉父命南渡巴城，协助经营设在大南门之德瑞货栈业务。后来在原址组织润发公司，经营建筑材料及五金业，旋复在宁高洛开设协益米厂，同时组织影片公司兼营戏院业务。
事业发达，梁锡佑便以余力参与社会活动，30岁时，被选为巴达维亚中华商会董事，同时任荷印华侨促进委员会委员，华侨书报社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义平学校董事兼学务委员。当时中国战事连连，北伐后又抗日，两役他都出钱出力。
1937年，抗战军兴，梁锡佑出任巴城《天声日报》副社长，殚精竭虑，在报纸上大力宣传抗日义举，号召广大华侨华人捐钱捐物支持祖国抗战。
1942年3月，日寇南侵，巴城沦陷，梁锡佑与印尼各地五百多名侨领被日寇逮捕，关进西爪哇芝马墟“国际集中营”达三年半之久，备受摧残，直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才获自由。
梁世桢之父梁锡佑先生。
二战结束后，梁锡佑重新恢复“润发公司”商务，并设立“隆发汇兑庄”，使中断多年的侨汇复原，协助华侨汇款回国资助家乡亲属。
他在商务之余，继续全力参与侨团和中华文化教育工作，先后出任雅加达中华总会常务理事、《天声日报》董事、《自由报》董事。并于1950年、1952年两度出任雅加达中华商会理事长，热心倡办侨校和雅加达的各项公益事业，不遗余力。
1952年和1966年，作为深得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器重的海外侨领，梁锡佑先后两次前往台北晋见蒋公。蒋介石对其勉励有加。
1975年，梁锡佑在雅加达举行七秩晋—暨德配潘淑容双寿华诞庆典，蒋介石等台湾政要纷纷题词祝贺。
印尼独立后，由于政治因素，梁锡佑曾三次被印尼当局逮捕囚禁，备受折磨。1965年，他将“润发公司”业务交由儿子世桢、世誉主持，自己则留居香港，从事国际贸易。期间，梁锡佑先后在台湾成立“泉通有限公司”和香港“万顺企业公司”，代理玻璃、水泥、钢材和水管等各家产品，业务精进。
梁锡佑先生毛笔手迹。（网络照片）
1968年，印尼政府允许私人开办“民族特种学校”，可以教授一课华文。热心教育的梁锡佑当即与丘成绍等贤达在干冬圩创办“崇德民族特种学校”鼎力捐助经费。梁锡佑在事业有成之时，不但全力为巴城侨团的成立、发展和社会文化、教育等公益事业行仁乐善，捐资赠物；还情系故园，为梅州家乡的各项事业慷慨解囊，捐资修桥筑路，为兴建梅江河上的松口梅东桥鼎力资助巨款；并先后为梅州市梅县区松口中学母校捐建教师宿舍及校门。
1990年，梁锡佑先生在雅加达逝世，享年87岁。
1955年梁錫佑夫妇与子女们的合影。后左一是当年15岁的梁世桢。
梁世桢和他的全宝集团
世代海外创业，却对故国家园满门忠烈，重视教育一脉相承的梁氏，其家族的旗帜传到第五代梁世桢肩头时，名垂青史的声望并没有结束，反而愈发闪出耀眼的光芒。
作为印尼排名前五位的开发商巨头，梁世桢的辉煌首先表现在房地产领域。
梁世桢与印尼官员在地产项目发布会上。
2019年6月21日，印尼《商报》头版头条的报道披露：
梁世桢领导的全宝集团（Summarecon Agung）公司拟定指标，本年度营销额为4兆盾（约合3.53亿美元），有赖于在6个地区的房地产项目，包括Kelapa Gading、塞尔蓬（Serpong）、勿加西（Bekasi）、加拉横（Karawang）、万隆（Bandung）和锡江（Makassar）。
该公司在雅加达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宣布：过去的2018年，即使受到印尼宏观经济困难状况的影响，集团的收入总额仍然达5兆6000亿盾之多，比2017年同期下降0.4%，但净利达6906亿盾，比2017年同期增长30%……
在雅加达，没有人不知道“格拉巴哥嘎丁”（Kelapa Gading），翻译成中文就是椰风新城。这座名气很大的卫星城镇，是八十年代在沼泽地上发展起来，总面积超过500万平米，街道宽阔，高楼林立，繁华整齐。社区功能齐备，常住人口20多万，相当于一个标准的现代化中小城市。梁世桢和他创办的全宝集团，便是这座新城最主要的开发商。
颇具现代化气派的雅加达椰风新城。
说的更具体一点，该集团在椰风新城销售的房屋及店铺约有3万户左右，其店铺有3000家左右，占整个新城开发规模的七成以上。
全宝还拥有出租物业“椰风购物广场”，面积17万平方米、万豪购物商场面积6万平方米，另有一个占地4万平方米的俱乐部。
由于全宝集团为雅加达的城市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梁世桢曾先后荣获雅加达省长颁发的“椰风新城开拓有功奖”及雅加达房地产协会颁发“房地产业对社会有贡献奖”。这是掌舵人梁世桢为全宝集团写下的光辉一页。
2017年9月11日，全宝集团（Sumarecon）总裁梁世桢（左）与印邸房地（Intiland）集团总裁吴端华（中），以及Pakuwon集团总裁郑兴来等三位华人企业家，因房地产领域的非凡成就，荣获印尼国家储蓄银行颁发的“终生成就奖”。
除此之外，位于万丹省唐格郎市的另一个大名鼎鼎的万豪新村，以及前文提到的其他地区的若干地产新城，也都是全宝集团成功开发的标志性项目。
一个老板和他的企业，一旦达到这个级别，受到媒体及方方面面的追捧关注就成为必然。即使是以沉默寡言，低调著称的梁世桢也不例外。打开印尼文网站，有关梁世桢和全宝集团的报道数不胜，笔者翻译归纳的这篇访问记，或可解读其成功“秘诀”。
• 兑现承诺是最基本的底线
作为企业家，他的法律义务是赢得包括商业伙伴和消费者在内的各个群体的信任。你如何做？最基本的底线：承诺。
梁世桢坚持了这一观点。
每个房地产开发商当然都熟悉截止日期的名称。因此，如果项目延迟，则是非法的。
通过恪守承诺，消费者也相信我们是坚定守信的人。这就是全宝集团值得信赖的原因。
• 必须具有可以被模仿的榜样
只要某人或人物确实令人鼓舞，将某人偶像化肯定是没有错的。那么，梁世桢的偶像是谁？
显然，他的偶像是一家公司，而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字。这些公司是澳大利亚的Mirvac和香港的新鸿基。两家公司也是房地产公司，但规模比全宝更大。
为什么两家公司被梁先生视为偶像？事实证明，由于这两家公司的产品在推出时总是需求旺盛。即使在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Mirvac和新鸿基的产品仍然有旺盛需求。
•不要过度经营业务
在印尼评级机构（ Pefindo ）中，全宝公司在2017年获得A +评级。Pefindo是一家官方机构，控制所有发行债券的公司债券。当评级为A或A +时，则表明该公司的财务管理享有良好声誉。
2010年，全宝集团甚至被评为全印尼唯一获得A评级的房地产公司。
• 选择零投诉的合作伙伴
谁是开发商的合作伙伴？当然是承包商。
全宝销售的房屋投诉为零或最少。他们承认要获得这样的东西并不容易。
梁世桢的公司甚至必须向与之成功合作的承包商提供奖励奖金。
但是他们得到了什么？什么损失？显然不是。实际上，客户满意度更高。
• 必须发展企业文化
不仅要维护声誉，还必须发展公司的文化以及人力资源。
这就是梁世桢在他的公司中所做的。他曾说过全宝具有所有员工必须遵守的标准规则。本质上，它使公司中的每个人都可以调音。
全宝的企业文化也相当严格。与客户或供应商的隐身金钱（私下佣金）有关的任何事情都绝对不能容忍。
无论如何，要明白什么是真正可以监管的。
这就是梁世桢领导的全宝集团（Summarecon）商业成功的五个秘诀。
对于刚开始创业的人来说，第一点和第二点似乎是最重要的事情。在企业运营并获利之后，将重点放在第三和第四点上。
然后，当您已经有很多员工时，请集中精力从事第五项工作。
地产巨人的教育情结
1940年出生的梁世桢，小学到高中一直在雅加达的“八华学校”就读，后考入其曾祖父参与创办的“万隆工学院”化工专业深造，于1964年毕业。起初是在父亲的建材公司工作，初展才华。
年轻时代的梁世桢和印尼官员在一起。（电视画面截图）
1970年起，他开始涉足房地产业，先做专门出租给外国人居住的“别墅”，当时有很多外商来印尼投资兴业，天时地利，供不应求。曾创下一天卖出180多幢别墅、甚至一天卖出200多幢别墅的纪录。
1970年代的梁世桢和公司同仁出席一个房地产项目的开工典礼。（电视画面截图）
1975年，他创立“全宝公司”，开始转向做小型住宅，销售对象是本地人。尔后，业务拓展，直至开发了一座又一座欣欣向荣的卫星城镇。
梁世桢身高1米83，与乃父一样，具有电影明星一般高大俊朗的外表。他的性格和蔼稳重，笑容亲切，其夫人李丽英也是一位身材高挑、端庄秀的大家闺秀。
这对高颜值的夫妇都具有明星般的气质与风度。
梁李两家在印尼原本是世交，但是因为李丽英从小被送去台湾读书，所以他们小时候并没有见过，六十年代梁世桢有一次跟随父亲到香港，李丽英也和父母一起到了香港，两人在船上第一次见面，“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金童玉女缔结姻缘，李丽英由此成为丈夫事业上最亲密的助手。
他们的两个儿子梁中源、梁龙源，也都继承了家族“高富帅”的基因。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形象皆如此出众，让人除了赞叹，还是赞叹！
梁世桢夫妇与两个儿子梁中源、梁龙源。
还有一件比较奇妙的事情：梁世桢当年在八华学校和万隆工学院读书时，并不知道这两所赫赫有名的学校，都是自己的曾祖父梁映堂先生参与创办的。父亲梁锡佑生前也没有对他说过。半个世纪之后，有人从八华遗址的建校石碑，以及一份荷兰殖民时代的旧报纸上，看到了梁映堂的名字，才把这个迟来的消息告诉给梁世桢。
“这应该就是祖宗有灵，让我了解这个历史，从而为八华复校和教育事业做一点事情吧。”
梁氏夫妇近影。
2007年，梁世桢和八华校友总会发起复办八华学校的倡议，获得侨界热烈响应。为重建八华，梁世桢的全宝集团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决定在35000平方米的土地上建校。2008年1月奠基开工，短短半年，就建成了可容纳255名幼儿班和一年级学员的校舍。
这个印尼华教史上第一所开设中文、英文、印尼文的三语平民化学校， 终于在诞生107年、被迫封闭42年后重见光辉，再次投入培育华人子弟的行列。
2 0 0 9 年第二期工程扩充校舍（幼儿园和小学）招生共1300名，2010年接受2400名幼儿、小学和初中和高中学生，至第二期工程结束，学生已达到2500余名，目前成为印尼最具规模的华人学校。按照规划，到2015年，正在进行的八华学校第三、四期工程全部完成后，将可容纳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生1万名。
梁世桢捐建的八华学校梁錫佑纪念大楼外景。
上述事例，无疑是梁世桢家族“兴学重教，道德是崇”新时代的生动再现。
最后，再讲两个采访梁世桢和李丽英夫妇的小细节，作为本文的结尾。
作为一个普通的写作者，我对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总是满怀钦佩。特别是查阅了有关梁世桢家族大量的史料之后，更对其产生由衷的敬意。此次采访，广联秘书长杨健昌先生帮忙约定了与梁氏夫妇见面的日期后，梁夫人提前一天专门发信息给他：
“健昌兄，世桢要我问一下，明天你和丁先生来公司见面，他要穿什么衣服比较合适？西装，或印尼巴迪可以吗？你看丁先生主要想了解哪方面的事情，我们还需要做好什么准备？请告知。谢谢！”
杨健昌给我看了上述信息，不禁令我大为感慨：像梁先生这样一位出身名门望族的长者，事业成就如此骄人，面对一个平凡晚辈的来访，仍然能考虑到如此周到细致。这使我想起不知谁说过的一句话——不平凡的人物之所以不平凡，靠的都是钱以外的能力，他们从芸芸众生里把自己越做越强大。
那天，我在全宝公司大厦会客室见到的梁世桢先生，穿西装打领带，着装一丝不苟。但是他和夫人李丽英女士采访过程中给我的印象，却是朴实无华，坦诚而亲切。梁先生有问必答，谈了很多。
老实说，我本来很好奇，特别想问一个问题：梁家日常到底实行着怎样的家规家训，才使到这个家族历经百年长盛不衰？
后来我感觉不必再问，上述细节就是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