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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微笑面对一切的老人
记印尼雅加达华侨成功人士李焕章先生
2019年10月25日
李焕章先生与其夫人合影。
一个人当生活一帆风顺时面带微笑并不难。但哪有在身处逆境遇到苦难、熬煎的时候还能发自内心的面带微笑、好像永远都没有烦心亊似的？你别说，还真有！他就是印尼雅加达华侨成功人士李焕章先生。
李焕章先生今年整整80岁。70年前随父亲从中国安溪县的一个农村来到印尼。当时他只有11岁。由于他是老大，小小年纪就承担起了为父亲分忧的担子。父亲也把他当成了小大人，把一个模大的巴迪布衫印花厂的大权交给了他。这么小一个小孩，连小学都没有念完，一下子来到异国他乡，担起了这么重的担子，可想而知该有多难。印尼语不会，更不会印尼文字，站在那儿的个子只比锅台高点，那么多成年人的员工们能听他吗？这是他爸爸不得不担心的事情。小小的李焕章很有大人的气魄，他拍着自己的小胸脯乐哈哈的对爸说，放心吧爸，不会学呗！他人小志大，一方面钻研印染工艺技术，一方面学习印尼语。为了弄懂德国进口的机器说明书，他还要自学英文。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说不好比不说好。就这样，他用心学，大胆说，一遍不行，说两遍，两遍不行说三遍，至到学会为止。他还把印尼常用语用华语对应编辑成册子，随身携带，有空就学。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他就会了印尼话，并处处与工人们打成一片，特别是对技术上的活，他是入了迷的钻研，废寣忘食用他身上一点也不过份。很快他就掌握了车间的所有程序和关键性技术难题。他成了非常受工人们爱戴和尊重的小大人。
“要想生活对你笑，你就得先对生活微笑。”这是李焕章先生常说的一句话。那是在90年代初，国家对雅加达市区印染企业发出了停产搬迁的通知。这对拥有几百工人的厂子来说，如同天塌下来一样，四台自动化印染机当时是花了大价钱从国外引进的最先进的全新机器。当年为尽快掌握这些机器的先进技术，李焕章先生可是吃了不少苦，带领大家不分昼夜，装了拆，拆了又装，装了一遍又一遍，试了一次又一次，好不容易拿握了，运转平稳了，大把大把赚钱了，现在要拆了，要停了，着实让他心里难受，经济上的损失和感情的难舍是小事，更让李焕章面对压力的是这么多工人要下岗，他们将来怎么办？面对这些突如奇来的困难，李焕章先生习惯了沉着，他说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更何况，这事是关系到，国家环境防止污染的大事，我们可不能拉国家的后腿。他理理思路，笑容可亲的对大家说，多大的困难咱自己克服，印染厂要响应国家号召立即下马！为了使工厂下马、工人不下岗，不给国家就业增加压力，李焕章先生把家底拿岀来又办起了没有污染的服装加工厂、汽车修理厂、和国际贸易等多个企业，使大批面临下岗的职工重新又有了就业的岗位。
工厂停了，企业改了。但李先生心底善良，待人宽厚的风格和胸怀没有变。德道多助，他的事业不仅没有因此受到重创，反而调整船头后，事业蒸蒸日上，越做越大，还相继扩大了厂区和企业规模。他的家址“警察路81号”也成了远近闻名的企业品牌。随着他年龄的增长和企业的扩大，李焕章先生在雅加达成了大家非常敬佩的华族企业家。那一年，他有幸受政府邀请参加了政府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李焕章先生站在为国效力的高度，结合自己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谈了自己的想法，提出“凡事把复杂变简单，精简机构程序，提高办事效率”的建议。他的发言引起了当时政府部门的重视，并在会后特意接见了他，和他做了进一步的深谈。至到今天政府对精简机构、简化程序的工作仍视为改革开放的重中之重。
“人可以变老，但思想不能变老”这是李焕章先生常提醒自己的。他虽然是80岁了，但在赶时髦上他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手机，他总是用最潮的，微信、视频成了伴随他生活的最爱。为了及时了解国情、知晓天下大亊，他在办公室里装了一面电视墙，每天9部电视静音开屏全面浏览，发现重要新闻就重点聆听，生怕漏掉了什么新鲜事。别看李先生年纪大了，但他像年轻人一样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他在工作室里的一个房间放了一张床，每天吃、住都在自己工作岗位上。他一方面放手让年轻人大胆干，鼓励他们敢于接班，善于创新，不要怕犯错误，错了再改嘛；一方面他亲自处处为人表率，退休不退岗，坚持长年在班上。
他的厂区比较大，走路时间长了腿脚会痛 ，他就骑着摩托车到厂区各个工作点亲自检查指导，他把工作当生活，把生活溶入工作，长年坚持，其乐无穷！
李焕章先生在别人眼里是一位既节省又大方的老人。平时里他节俭成习，从不浪费一粒粮食，从不乱花一分钱。他办公室的装修风格别致，时尚潮流，可谁曾知道，那都是他利用工厂拆旧下来的木板、下角料自己设计自己装修的。他平时吃饭总是对呼，不是吃啥有啥，而是有啥吃啥，常常把一些剩饭剩菜用一个小电饭锅热热就算一顿饭了。孩子们都很孝顺，每顿饭都要问他想吃点什么？他总是说：“简单就好，有啥吃啥，您们吃啥我吃啥”。
李焕章有个习惯，那就是从不声张着过生日。每年他的生日，只是悄悄与家人一起吃顿面条就可以了。他说，生日是自己默默纪念父母养育之恩的，不必给亲戚朋友们添麻烦。所以，他的生日总是瞒着大家。有人通过猜年龄想知道他的生日，当年龄猜小了，他说「那是过去」，当年龄猜大了，他说「那是未来」，就是不告诉你自己的生日。多可爱！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家人和孩子，生活要往后看，这样才能知足，工作要往前看，这样才有努力的方向。
说他大方，那可一点不假！他是出了名的大好人！凡是公益事业、集会活动，还有礼尚往来的事，他都是争着参加，别想拉下他！雅加达艺术中心、安溪同乡会舘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个是周六，一个是周日会员们要到一起聚聚，并一起吃个自助餐式的便饭，以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李焕章先生对此总是格外的期待和高兴！你看，每次他总是带着大包小包，又是吃的、又是喝的，还有各种小零食。这个善举他 一做就是十来年。每次只要他一到，大家就围到他的身边吃着喝着，谈天说地拉家常，高兴得不亦乐乎！他常说，大家到一起图的就是个乐哈，自己花点钱没什么，大家高兴就好！就连安溪会舘和VOC会舘的大长桌子和电视机也是他花钱送去的。
李焕章的笑，那是笑到了好像他对什么都满意。他把微笑升华到了人生追求的一种奉献。他胸怀坦荡，心底善良，几十年如一日，从不做昧良心的事。他深知印尼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团结对国家的兴旺发达至关重要。他处处与印尼社会主流群体打成一片，每当看到兄弟民族中有什么困难，能帮，他就主动帮一把，该支持的，他就主动解囊。他的职员和工人中有不少都是土族，一干就是几十年，有的是一家子都在这儿上班，结婚生子过日子，，忠心耿耿，从不跳曹。一次，他的一个土族工人犯了错，很多人都建议辞了他。李先生对人总是爱往长远看，从不一锤定音。他把那个工人叫到跟前问道：“从今天起以后能不能干好？”那工人知道自己错了，老板一句话问得他心里咚咚直䠊，他惭愧的抬起头来向老板表示：我能！，“好，留下吧！”“人可以犯错误，但不可以一直犯错误。”果然，浪子回头金不换，后来那个工人干的很岀色。李先生为了丰富职工们的业余生活，他还拿岀自己的钱按国际标准在自己的大厂房里俢建了一个羽毛球场，免费为工友、职员及周围的朋友们提供打球场所，并为大家免费提供茶水及通讯信号。
季先生就是这样，只要是关系老百姓的事他都特别上心，尽力帮助。上个月他从朋友那里得知，印尼土族的百姓擅长各种手工艺制作，产品精巧别致富有创意和印尼民族的独有特色，深得人们的喜欢。但由于企业规模小，多是家庭小作坊生产，进大商场费用高他们进不起，所以好东西常常没有好销路，经济效益上不去。对这事，李焕章先生一听就上心了。为了帮他们找到销路，他和孩子们商量，把临路的空闲车间清理干净，房棚上又加了一排排的大灯，还吊起一些装饰挡板。就这样，经过多方联动第一次“印尼特色工艺品展销会” 在这里开幕了！由于这里地处繁华，交通、存车比较方便，连续两个周五周六周日的展销会举办得热闹非凡，天天顾客爆满。就在会展结束时，有几个摊位的老板还恋恋不舍，期待着能再有顾客光临。李焕章先生看在眼里，同情在心里，他以喜欢这些产品为借口几乎把这几个摊位剩下的产品全包买了！可以说，50多个摊主老板，个个心花怒放，对这次展销会赞美有加！
印尼是自然灾害多发国。每当他从电视上看到哪里发生了天灾，李先生总是心系灾区，急灾区所急，帮灾区所需，并带头为灾区捐款捐物，奉献爱心。
李先生做了一辈子生意，几乎做什么成什么，业绩增长，事业非凡。很多人想拜他为师讨个经验，他总是微笑着说，哪有什么经验，我只是凭良心做事，从不赚昧良心钱，做生意本该留一点好处叫别人占，留一条道路让别人走。钱这东西，没有不行，太多了也不行，你看有多少大官贵族因为钱“进去了”。他说，钱是水，少的时候自己喝，多了可以全家享用，再多了就要与大家共同分享，否则会淹死的。难怪季先生家常常高朋满堂，印尼的，中国的，还有西方国家的，哪的朋友都有，真是朋友遍天下，赞誉传四方啊！
这篇文章，是我的良心逼我抽空写的。主要是想通过这篇文章告诉我中国的家人和印尼的朋友们，在印尼我有个知己知音的兄长，他的言行举止和胸怀不仅对我影响之大，教育之深，同时，他那张面对一切困难都能微笑的脸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印尼商报 钱忠科）
刘新生忆在印尼“智斗”台“代表处”
——新中国成立70年“大使说”系列报道
2019年10月25日
2004年9月，香港，刘新生在新中国外交五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发言。
1956年7月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刘新生被分配在英语系学习。1958年9月，刘新生被外交部选拔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印尼语，后又被派往印尼大学文学院留学进修，1961年加入外交队伍，并先后在中国驻印尼、印度、菲律宾和文莱使馆工作。
作为外交战线的普通一兵，刘新生在近 40 年的外交生涯中，见证了中印（度）关系从解冻走向正常；在菲律宾政变频发期间，亲临过政府军与叛军荷枪实弹、兵戎相见的现场；在中印尼关系中断23年后，参与了两国复交谈判；其后，作为首任常驻文莱大使，出使富甲一方、礼仪独特的国家，肩负起新建使馆、开拓两国关系的重任。“这些经历至今仍记忆犹新，铭刻心间。”刘新生说。
亲历菲律宾五次军变
1983年8月21日，菲律宾著名政治活动家、反对党领袖贝尼格诺·尼诺伊·阿基诺在马尼拉国际机场惨遭枪杀。阿基诺被枪杀，在菲律宾以及国际社会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成了菲律宾政局发展的转折点。1986年2月，菲律宾人民奋起发动“二月革命”，把统治菲律宾长达20年之久的马科斯独裁政权赶下台，科拉松·阿基诺夫人在人民的拥戴下登上总统宝座。
此后不久，刘新生被派往这个当时亚洲的“热点”国家，也是世界舆论关注的地区任职。在菲律宾工作3年多的时间里，他前后经历了5次军变，其中以1987年8月28日发生的第五次军变(又称“8.28军变”)最甚，其来势之猛，战斗之烈，伤亡之重，差一点让刚刚诞生的阿基诺新政权夭折。一个国家在两三年时间里连续发生5次军变，实属罕见，而作为一名外交官，在驻外使馆工作期间碰上5次军变，想必为数不多。因为曾经身临其境，此次军变，给刘新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7年8月28日凌晨1时30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市和外地几个省份同时枪声大作。曾任菲律宾前国防部长恩里莱的卫队长霍纳桑上校为首的1000余名军人，分头攻打总统府、国防部军营、警察保安司令部、靠近马尼拉国际机场的维拉莫空军基地和政府四号电视台等处要地。
凌晨2点，一位朋友打来电话说：“军人又闹事了!”刘新生接完电话后立即向使馆领导作了口头汇报，并根据使馆领导的指示，与一名同事一起驱车前往总统府，进行“实地考察”，了解情况。只见总统府四周一片漆黑，通往总统府大门那条马路口除有几个行人外，十分冷清。当刘新生驱车靠近总统府时，被躲在暗处全副武装的政府军挡驾，不让前进。只能站在原地不动，好在从远处也能把当时的情形看个大概。此时，总统府周围已布满士兵，旁边还停放着好几辆坦克。刘新生发现，国内新华社和《文汇报》派驻马尼拉的两名记者已捷足先登，在那里进行“阵地采访”。
据刘新生回忆，当时记者的介绍说，当时大约300多名倒挂菲律宾国旗(象征战争)胸章的军变士兵企图攻占总统府，与总统府卫队发生了约20分钟的激烈战斗，两名政府军士兵中弹身亡。因久攻不下，军变士兵开始撤走，邻近的居民对这些后撤士兵高喊“滚回军营去”的口号，但叛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向群众胡乱开枪，并扔手榴弹。顷刻间，10余名无辜百姓当场死亡，数十人受伤。来自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的两名摄影记者按动快门抢拍交火镜头，不幸闪光灯成了瞄准点，他们也倒在血泊中身亡。临近中午，约1000多名军变士兵集中攻打离总府约10公里的阿吉纳尔多军营，并夺占了这座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的大本营。
军变的枪声打响以后，阿基诺总统非常震惊，同时也焦虑不安。他果断派出自己的顾问洛克辛前往警察保安司令部，传达总统“立刻粉碎军变”的命令。下午2时30分，阿基诺总统出现在尚在政府控制下的7号电视台，呼吁人民保持镇静，劝告军变士兵向政府投降，并发出最后通牒：如不投降，政府军将用军事手段严惩叛军。下午5时，一场平叛战斗打响。第二天清晨7时，所有在阿吉纳尔多军营内的叛军残余都向政府军投降。其他几个据点和外省的叛军大多数放下了武器。拉莫斯将军重新进入阿吉纳尔多军营后，向记者宣布，政府军已控制全国局势，历时30小时的叛乱宣告平息。
自1986年2月阿基诺夫人在人民的拥戴下当上总统后，菲律宾局势跌宕起伏，事端不断。仅头3年，就先后发生了5次军事政变，而且军变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摆在一位初登政坛的女总统面前，形势是何等的险恶。阿基诺夫人在拉莫斯将军支持下，平息了5次军变，保住了新生政权。
在印尼智斗台湾“代表处”
1990年7月1日至4日，应时任钱其琛外长的邀请，印尼外长阿拉塔斯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访问结束时，两国外长签署了“中国和印尼复交公报”，最终完成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终于使两国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1990年8月，中印尼复交后，刘新生被任命为中国驻印尼使馆临时代办。离京赴任前，外交部领导交代了两项“政治任务”，一是抵达印尼之后，要设法尽快开馆，正式对外办公；二是要举办 41 周年国庆招待会。
经过双方协商，中国大使馆定于 1990 年9 月27日正式开馆。在开馆仪式上，一面崭新的五星红旗在下榻旅馆二楼阳台的旗杆上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先遣组七位同志在筹备有关开馆事宜的同时，全力以赴准备国庆招待会。
刘新生“因地制宜”在旅馆租用了一个小宴会厅，搞了一个冷餐招待会。晚7时，客人们陆续光临。7时30分，时任印尼国防部长兼代理外长贝尼·穆达尼将军作为主宾在外交部礼宾司总司长陪同下步入宴会厅，在播放中、印尼国歌之后，招待会正式开始。
在穆达尼将军抵达15分钟后，礼宾司总司长通知刘新生，穆迪奥诺国务部长要来出席招待会。礼宾司总司长说，穆迪奥诺国务部长有“两个特点”，一是他除陪同苏哈托总统出访外，本人很少出国访问；二是他很少出席外国使团的国庆招待会的社交活动，今天国务部长亲临中国大使馆国庆招待会是个“例外”。“我一见到穆迪奥诺国务部长，首先转达了钱其琛外长对他的问候，并感谢他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所做出的积极贡献。”刘新生称赞穆迪奥诺国务部长是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路先锋。他谦虚地说，决策者是苏哈托总统，他只不过是做些具体工作。
一个半小时国庆招待会时间已过，但来宾们个个不愿离去。前来出席招待会的除印尼内阁两位“重量级部长”外，还有雅加达特区省长、卫戍司令和外交部一些高级官员。印尼外交部礼宾司一名官员说，“你们招待会出席人数虽不多，但出席的印尼官员规格之高，恐怕在雅加达使团庆祝国庆招待会中也不多见。”
中、印尼两国自 1990年8月8日正式复交的消息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南亚国家引起了巨大反响。新加坡外交部发表声明，欢迎中、印尼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一篇评论中指出，中国和印尼恢复外交关系，随后可能与新加坡建交，其冲击作用，“将不仅是改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将开辟一个合作的新纪元”。与此同时，泰国、菲律宾等国官方人士及舆论界也纷纷发表谈话或评论，欢迎中国与印尼复交。但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恐惧和不安。为阻挠中、印（尼）两关系发展，缩小两国复交后给台湾带来冲击的负面影响，台湾驻雅加达机构精心策划了一起政治事件。
刘新生说，10月10日，“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就在当时中国大使馆所在的“普罗浮屠旅馆”举行大型招待会，庆祝“中华民国”成立 79 周年，企图在我们立足未稳的情况下，给我们一个“下马威”，这是明目张胆的挑衅。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研究，决定先摸清有关情况，然后分头交涉。当我们乘车抵达印尼外交部院内时，发现时任政治司代理总司长阿塔米先生正准备驾车回家，此时我也顾不上必要的外交礼节，一步冲上去拦住阿塔米先生，说明了我们的来意。我向他简要陈述了台湾驻雅加达机构拟于当晚在“普罗浮屠旅馆”举办“双十国庆”招待会情况，并提出了三项要求：一、要旅馆立即撤掉通告牌上的“中华民国”称谓；二、宴会厅内不能悬挂伪“国旗”；三、招待会上不得奏伪“国歌”。阿塔米先生重申，印尼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印尼和台湾只保持民间关系，“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只是一个民间机构，不享有外交地位。他将中国大使馆提出的要求，立即指示有关人员处理此事。
据事后了解，招待会开始前，旅馆值班经理凯马尔先生按照印尼外交部指示，立即找了台湾“代表处”有关人员，宣布了“三不”。台湾“代表处”人员听后十分恼火，并要凯马尔先生出示书面函件。凯马尔先生说，他是奉命执行印尼外交部有关指示，如果招待会主人不理会此事，他将命令旅馆保安人员强行降下台湾伪旗，否则将由招待会主办人承担一切后果。台湾“代表处”人员见凯马尔先生态度十分强硬，看到大势已去，不得不灰溜溜地降下悬挂在宴会厅主席台上的伪旗。这场斗争最后以台湾的失败而告终，驻雅加达“台北经济贸易代表处”真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见证中美外长不寻常的文莱会晤
1995年8月1日，时任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和时任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在文莱会晤。这是在中美关系陷入紧张时期举行的一场特殊的中美外长会晤，引发全世界舆论关注。当时，刘新生作为中国驻文莱大使参与了这次高级会晤前前后后的全过程，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1995年5月22日，美国政府不顾中方坚决反对和多次严正交涉，悍然允许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到美国进行所谓的“私人”“非官方”访问。美国的行动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把两国关系推向危险境地。当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就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提出强烈抗议。同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紧接着，中方宣布推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定6月对美国的访问。一时间，两国副部级以上的高层访问和一些双边磋商戛然停止。
就在中美关系陷入紧张之时，美政府官员也多次表示希望安排高级会晤，修补中美关系，美国选择当年东盟外长会议轮值主席国文莱作为中美外长会晤的地点。刘新生回忆，6月26日，美国驻文莱使馆临时代办科兰凯威茨打电话给我说，他接到美国国务院指示，询问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是否有兴趣在出席即将在文莱举行的东盟有关会议期间会晤克里斯托弗国务卿。我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回答说，我现在还不清楚钱副总理来访的具体日程安排。如果方便的话，请美国大使馆给中国大使馆来个照会，或他本人就此事给我写封信，以便我向中国外交部报告。
6月28日，科兰凯威茨代办根据我的要求，致函给我。来函最后说，美方期待着中方的回复。为体现对美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策略，我馆于7月20日按照外交部指示通知美国使馆，中方同意在文莱东盟有关会议期间举行中美两国外长会晤，时间为8月1日下午5时至7时，地点在文莱国际会议中心一个中性会客室或中方会客室。后经过反复交涉和多次协商，中美双方最终就两国外长会晤日期和地点达成协议。
8月1日下午，两国外长进行了正式会晤。两国外长文莱会晤达成一致，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彼得·塔尔诺夫于8月底来华，与李肇星副外长就改善中美关系问题进行磋商。根据克林顿总统的授权，塔尔诺夫向中方通报了美方今后对台湾当局领导人访问将采取的若干措施，其内容为，首先，这类访问必须是私人的、非官方的，只能是为个人目的，不能具有任何政治目的；其次，这类访问不仅要避免实质性的官方性质，也要避免可能被人认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礼节性和标志性；第三，这类访问是很少的，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并且是“个案处理”。考虑塔尔诺夫的通报基本上回应和解决了中方的严重关切。于是，中央决定逐步恢复中美间的高层往来。
同年10月，江泽民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大会后，中美两国元首在纽约林肯中心进行会晤，就加强和发展中美关系达成战略共识。这次会晤取得了积极成果，为日后中美关系恢复和发展铺平了道路。此后，中美两国高层互访和政治磋商逐步恢复。至此，围绕李登辉访美问题与美国进行的斗争基本上告一段落。
“无悔外交人生”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刘新生深切体会到，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外交官很不容易，需要具备全面的素质：一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饱满的爱国热情，铭记“外交工作是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二要有严谨的工作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铭记“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和“外交无小事”；三要具备扎实的调研功力和善于交友，铭记“调研是外交工作的基础”和“了解别人，宣传自己”是外交官必备的特长；四要培育全面的知识结构和良好的人格修养，铭记“在知识面前,你永远是小学生”；五要有甘于奉献和勇于进取的精神，铭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回想这几十年走过的道路，刘新生感到聊以慰藉的是，终身是热爱外交事业的，也是忠于职守的。由于几十年中多数时间任职国外，在家庭生活中，对自己的父母与子女疏于照顾，这是他深感遗憾与愧疚之处。他说，“如果我有第二次生命，还要义无反悔地选择外交事业。那时，我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同时也能对家庭和家人有更多的投入。”
刘新生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外交部成立70周年，可谓‘双喜临门’。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外交也开始谱写新的篇章。70年来，中国认真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捍卫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深得人心，全世界都重视中国，中国的外交使节到处受人欢迎和尊敬，我有幸作为新中国外交队伍中的一员曾分享到了这种幸福和光荣。”（人民网 贾文婷、杨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