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VS印尼 2.0：民主是个好东西么？

印尼和巴基斯坦是目前世界上第一、第二大穆斯林国家。两国历史发展轨迹类似，都是二战后新成立的前殖民地国家。立国初期，与由土著革命者统治、互联互通水平低下、宗教和民族多元的千岛之国印尼相比，巴基斯坦发展基础更好，拥有英国殖民政府留下的完善文官和军队系统，全国人口集中于印度河流域的千里沃野，国民都是真主安拉的忠实信徒，将巴基斯坦当作他们的应许之地。但经过60余年发展，现实却是印尼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各方面发展都优于巴基斯坦。

支离破碎的“千岛之国”印尼

坐拥整个印度河流域千里沃野的巴基斯坦

是在多元中寻求统一，还是在统一中放大差异？

政治方面。印尼目前虽也存在宗教保守主义、裙带主义和政治腐败等问题，但总体而言国家统一，政局稳定，民主政治逐步步上正轨，政府与军队、中央与地方、世俗与宗教关系较为融洽，国民对印尼共和国的身份认同和民族自豪感较高，国际上在东盟框架下与周边国家发展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巴基斯坦则乏善可陈，常年陷入军事政变、政党斗争和街头政治的恶性周期循环，中央与地方龃龉不断，宗教势力肆无忌惮干预政治，国民对国家认同不如对民族和宗教身份的认同，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泛滥，安全形势极其复杂，国际上与邻国世仇印度、阿富汗关系紧张。

紧跟互联网新经济潮流的印尼已拥有四家独角兽企业

身着绿色制服的“Gojek狗接客”已成为印尼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标志

经济方面。印尼目前是表现亮眼的东亚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常年保持5%以上，并在发展互联网新经济、出口加工制造业等方面成绩斐然；巴基斯坦仍是个典型农业国，只有棉毛纺织等低端制造业，国民经济陷在低增长、高通胀、高失业率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巴政府弱势，财政收入汲取能力低下，有限的财政支出半数以上用于偿还外债和国防，无法学习老大哥中国走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之路；安全形势太差，对国外投资缺乏吸引力，虽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却无法学习印度、越南、孟加拉、缅甸、柬埔寨等其他亚洲穷兄弟，依靠发展出口制造业加入“7%高增长俱乐部”。

巴基斯坦预算支出分配，经常性支出中，偿债和国防事务开支合计占比超过七成，相比之下发展支出少得可怜

民族关系方面。印尼和巴基斯坦都是二战后新创造出来的多民族国家，都面临维护国家统一和整合国民身份认同的难题。印尼拥有上万个岛屿、数百个大小民族，但其中爪哇族、巽他族聚居的爪哇岛占印尼总人口近60%，这两个民族构成了印尼的主体民族。其他民族规模都较小，无法对爪哇族和巽他族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印尼建国后虽也出现了亚齐省、东帝汶和巴布亚岛的独立运动，但总体规模较小，未对印尼的国家统一构成挑战。

印尼国徽的国家格言Bhinneka Tunggal Ika，英文译为“Unity in Diversity”，中文译为“殊途同归”

巴基斯坦民族构成则比较复杂，立国之初有孟加拉、旁遮普、信德、普什图、俾路支等民族，分别聚居在巴国内对应的五个省份孟加拉省、旁遮普省、信德省、西北边省、俾路支省，各民族在其聚居省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从印度迁移过来的穆斯林移民则在卡拉奇等大城市聚居，成为巴国内第五大民族穆哈吉尔人（Muhajir）。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巴议会各政党也都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缺乏全国代表性，倾向于维护本省本民族的利益，导致各省各民族间的割裂对立和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这种割裂对立的高潮是1971年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为孟加拉国。虽然目前巴基斯坦形成了以旁遮普族占主导地位的民族关系格局，其国家统一仍面临俾路支省和开普省等地的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的威胁。

宗教方面。虽然伊斯兰教在印尼和巴基斯坦都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但两国政府在处理宗教与政治关系上采取了截然相反的做法。伊斯兰教传入印尼大约在十五、十六世纪，时间较晚，与当地流行上千年的印度教和佛教实现了较好的融合，使印尼社会变得世俗多元、温和包容。为整合这个宗教多元的国家，印尼建国后并没有以伊斯兰教为国教，而是奉行多元统一的原则，在民族主义而非伊斯兰基础上建立印尼共和国。印尼历届政府都由民族主义领导人控制，都竭力压制伊斯兰在国家政治生活领域的影响。这使得伊斯兰的影响力仅局限在宗教领域，确保了印尼社会的世俗性、多样性，也确保了其他宗教信徒对印尼共和国的身份认同。

巴基斯坦在波斯语中的意思是“纯洁的国度”

伊斯兰教传入巴基斯坦大约在七世纪后期，历史比较久远，影响较为深刻，基本清除了印度教和佛教在当地的影响。伊斯兰教是巴基斯坦立国之基，也是整合巴各民族及地区的主要身份认同，其1947年与印度分治目的就是要为南亚次大陆的穆斯林们建立一个“纯洁的国度”。巴是世界上首个伊斯兰共和国，以伊斯兰为国教，实行伊斯兰法，以伊斯兰命名国家首都，征收天课税。伊斯兰的身份认同建国后被历届政府持续强化，成为绝对主导的意识形态，渗透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历任巴基斯坦政府，无论是民选还是军政府，都积极推动国家伊斯兰化，讨好国内宗教势力。其结果就是，民众对于伊斯兰教的身份认同要远高于对国家的身份认同。

建国七十年来，印尼先是依靠军政府的铁腕手段压制地方分离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后来在民主化后则赋予地方省份更大的自治权，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地方自主权上取得了较好的平衡，也提升了全体国民对印尼共和国的身份认同和民族自豪感。而巴基斯坦历届政府试图用伊斯兰信仰强化国民的身份认同，在应对地方分离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上进退失据，整个国家被军队、政党、家族、部落、宗教、地主、资本家等各种势力条块分割，政令无法实现统一，有国家统一之名，无国家统一之实。

是要民主制下的政治正确，还是要威权制下的繁荣发展？

印尼和巴基斯坦都是二战后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在亨廷顿所说的第二波民主化浪潮中都选择了民主政体。但对于这些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缺乏强大公民社会和健全法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并未带来期待中的社会公平和经济繁荣，反而使国家政治沦为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舞台，其结果是国家常年陷入军事政变、政党斗争和街头政治的恶性周期循环。

自由民主并没有引导发展中国家走上繁荣富强之路

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论述在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嫁接西方民主制度水土不服的最经典著作

此外，由于这些国家未经过广泛的社会革命，普通民众仍依附于地主、资本家、宗族、部落、教派等各种传统势力，缺乏独立的政治身份和地位。“人民自上而下被分隔为省、部落、宗族、种姓和次种姓，选举变成了部落或宗族首领间的谈判，不同宗族或部落联盟间的轮流坐庄。国家的主要政党事实上就是家族崇拜，它以一个王朝式的偶像为核心，党的领袖就是整个党本身”（穆沙拉夫《在火线上》）。民主选举沦为少数精英们的政治游戏，拥有广泛资源的各式政治家族趁势崛起。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印尼的苏哈托家族、苏加诺家族，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谢里夫家族，印度的甘地家族等。英迪拉·甘地、贝·布托、梅加瓦蒂·苏加诺、谢赫·哈西娜能在女性地位低下的印度教和穆斯林国家中都脱颖而出成为国家元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身后庞大的政治家族势力的支持。

先后担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及女儿英迪拉·甘地

印尼前总统、国父苏佳诺女儿梅加瓦蒂目前仍然是执政党斗争民主党的党魁，佐科幕后的“造王者”，其女儿布安刚刚新任印尼国会议长

继承父亲阿里·布托遗志先后两次担任巴基斯坦总理的贝·布托，其在自传中把自己称作东方的女儿，实际上是个完全西化的牛津高材生。贝·布托被刺后，其夫扎尔达里承其遗嘱担任巴基斯坦总统，其年仅19岁的儿子比拉瓦尔则成为人民党主席

在这些新独立国家中，只有一股独立于传统政治势力之外的成建制新势力，那就是军队。民主政治往往使国家陷入混乱，拥有较高专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军队则趁势接管国家政权，为国家带来亟需的稳定与秩序。印尼和巴基斯坦历史上都出现了军事强人接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局面，不同的是二者军政府执政时间长短不一，二者最后的发展结局也不一样。

二战以来，对于亚洲地区人口稠密的新兴国家来说，实现经济腾飞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利用本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吸引美西方的投资和技术，发展出口加工制造业，从产业链底端缓慢往上爬升，最终跻身产业链高端，并最终成为资本和技术的输出国。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 “亚洲四小龙”，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 “亚洲四小虎”，后来居上的“世界工厂”中国，以及最近表现亮眼的7%高增长俱乐部国家，走的都是这同一条路。而观察这些实现经济奇迹的新兴国家发展轨迹，一个鲜明的共同之处是初期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长期执政，提供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并采取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从而吸引了国际资本的大量涌入，拉动了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

雁阵模式所代表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仍然是亚洲新兴国家腾飞的主要路径，只不过现在头雁变成了中国

印尼走的就是这条路。65年政变上台的苏哈托统治印尼长达30余年，其建立的“新秩序”政权保障了印尼国内的统一、稳定和秩序。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苏哈托政府的重商主义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进入印尼，为印尼70-90年代的经济腾飞打下坚实基础。苏哈托执政期间，印尼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7%。经过二十余年的长足发展，印尼在九十年代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首都雅加达成为东南亚最大城市，印尼国内也诞生了林绍良等一大批超级富豪，更重要的是印尼在发展出口加工制造业的过程中初步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为其国民经济提供了基本的造血机制。此外，苏哈托政府的铁腕统治也打击了各地的分离主义势力，维护了新独立国家的内部统一，将对印尼共和国的身份认同牢牢烙印在印尼几代年轻人的心里。

为印尼带来30年政治稳定的苏哈托“新秩序”

苏哈托政府留下的这些遗产为进入新世纪后的印尼民主化转型奠定了较好的基础。继任的哈比比、瓦希德和梅加瓦蒂任上开始了全国的大和解，进行了相应的政治改革，赋予地方更多的自治权和民众更多的自由权。在经历了大约十年左右的混乱后，以苏西洛成为首位普选产生的总统为标志，印尼民主政治逐步步入正轨。到今年平民总统佐科今年实现连任为标志，可以说印尼民主政治已进入成熟期，国内经济也呈现欣欣向荣的状态。

自在随性的佐科新政府内阁是其民主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

相比之下，巴基斯坦运气却比较差，建国七十余年，至今没有获得一次超过十年的政治稳定期，发展机遇期一次次被军事政变、政党内斗、边境战争、恐怖主义、街头运动所打断。民选政府时期，各政党如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至今只有一任民选政府顺利完成五年任期。巴军方虽数次上台接管政权，但时间却都不长，无法像苏哈托政府一样长期执政。58年政变上台的阿尤布·汗政府维持了11年， 77年上台的齐亚·哈克政府维持了11年，99年上台的穆沙拉夫政府则维持了9年。

巴基斯坦三任执政时间较长的军政府领导人阿尤布·汗、齐亚·哈克和穆沙拉夫

军政府为巴国内提供了难得的秩序和稳定，阿尤布·汗、齐亚·哈克和穆沙拉夫执政时期都是巴国内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从建国以来历年经济增长数据可以看出，每当在军政府执政期间，巴国内政局稳定的背景下，巴年经济增长可以达到7-10%的增速；而在民选政府执政期间，各政党忙于政争内斗，巴年经济增长率仅为3-5%。但军政府后期往往由于过度介入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同样滋生了严重的腐败，最后在政党和宗教势力的联合攻击下被迫下台。

与稳定高效却合法性不足的军政府相比，巴历任民选政府除了符合民主制度的政治正确外，执政业绩并不如人意。1988年至1999年是巴历史上民选政府执政较长的一段时间，是巴基斯坦政坛两大传统政党人民党和穆盟（谢）双雄争霸格局的黄金时期，贝·布托和谢里夫先后梅开二度上台执政，但无一不是在执政后不久就陷入与军方、宗教势力和反对党的恶性政治斗争及无休止的街头运动漩涡之中，最后在军事政变中结束短暂的恶性循环。

巴基斯坦像极了克雷洛夫寓言故事《天鹅、梭子鱼和虾》中那辆满载货物的车，军队、政党、宗教就是天鹅、梭子鱼和虾。

巴基斯坦之所以陷入军政府和民选政府轮番上台的恶性循环，主要原因一是巴受英国民主政治影响较深，民主理念深入人心，军人长期执政缺乏合法性，巴军队整体也希望保持自身专业性避免过度介入政治，军事强人执政后期迫于内外压力被迫还政于民；二是巴国内政治势力构成极其复杂，大地主、大资本、宗族、教派、民族等各利益集团诉求各不相同甚至是尖锐对立，无论是人民党的左倾伊斯兰社会主义，还是穆盟（谢）的右倾私有化政策，无论是齐亚·哈克时期的全盘伊斯兰化，还是穆沙拉夫时期的世俗化政策，都会遭到部分利益集团的反对；三是巴基斯坦地缘政治环境极其恶劣，军政府面临极大的外部压力，自带强硬属性的军政府往往希望通过外部战争提升自身合法性，却往往因战争结果不理想反而丧失自身执政合法性。

东有世仇印度

西有“帝国坟场”阿富汗和什叶派大本营“伊朗”

北有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

巴基斯坦的周边地理和战略环境都极其恶劣

巴基斯坦国土狭长，缺乏战略纵深，右有强敌世仇印度，左有帝国坟场阿富汗，建国以来历次难得的发展机遇都被边境战争和冲突所打断。1947年至1971年期间与印度发生三次边境战争，阿尤布和叶海亚两位军事强人被迫下野，东巴独立建国成为今天的孟加拉国；80年代，另一位军事强人齐亚·哈克在美中两国支持下全面介入阿富汗对苏联圣战，获得大量援助同时，也将阿巴边境变成国际恐怖主义大本营，遗祸至今；2000年以后，又一位有望为巴带来急需的政治稳定环境的军事强人穆沙拉夫，9·11后被迫加入美对阿反恐战争，得罪巴国内保守派宗教势力和广大穆斯林群众，最终在宗教和政党势力合围下被迫下台流亡海外。

08年穆沙拉夫下台后，人民党和穆盟（谢）两党相争的格局得以恢复，但两党背后的政治家族布托家族和谢里夫家族都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场。贝·布托遇刺后，其夫扎尔达里贪腐传闻臭名远扬，在任总统期间除了恢复议会民主制下总理的权威外，经济建设无甚建树，担任人民党党主席的其子比拉瓦尔还不到30岁。谢里夫2017年因巴拿马文件腐败丑闻曝光后被弹劾下台入狱，其弟夏巴兹也受到波及大选失利，其女玛利亚姆也因腐败入狱，谢里夫家族同样陷入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巴基斯坦两大政治家族都在走向低谷。

前板球明星、现任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魅力有余，治国理政经验不足

2018年，厌倦了穆盟（谢）和人民党互相倾轧的巴基斯坦人民选择了伊姆兰·汗领导的正义运动党上台执政，该党也得到了军方的支持。但至今执政已超过一年，该党发展经济成绩乏善可陈，反倒是不断清算穆盟（谢）和人民党领导人，导致后二者与伊斯兰政党走向联合，共同发起反对正义运动党政府的政治运动，使巴继续深陷街头政治的泥潭。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当各政党斗地不可开交，以至于影响巴国内政局稳定时，忧心忡忡的巴军方领导人又要上台接管政权，开始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民主是个好东西么？

回到标题里的问题，民主是个好东西么？当然。我仍然认同俞可平先生的观点，“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民主是弊端最少的一种。”但正如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论述的，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行，必须有相应的社会民情，需有全面的身份平等、公民自我管理的自治精神和对法治的绝对尊重。美国之所以能成为民主制的典范，根源在于其移民社会带来的全面的社会平等，以及英国殖民者带来的乡镇自治和法治传统。

反观大部分二战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当前很多很多实行民主制的发展中国家，远未实现基本的身份平等和人身自由，民众附属于宗族、部落、民族、教派、种姓等各种利益集团。民主制赋予民众看似美好的自由权利往往沦为各种政治势力争权夺利的筹码和工具，而其亟需的人身安全、就业机会和社会福利却难以得到保障和提升。在这些国家，民主制带来的不是公平正义和繁荣发展，而是腐败低效、社会混乱和无休止的街头运动。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最好的结果是现代化和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军队或是列宁式政党接管政权，建立某种威权政体，带来政治稳定的同时坚定奉行对外开放政策；最坏的结果则是被某些野心勃勃的少壮派军官或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攫取政权，或将国内引向内战，或实现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

威权政体虽然不符合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却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亟需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威权领导人能够顶住西方舆论和国内反对派压力，管住家人和属下，坚定走发展出口加工制造业的对外开放之路，经济崛起将指日可待。

当然，问题是大部分威权领导人及其继任者都无法保持对国家的持久激情，最终都会陷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只有如毛主席所说，走出一条“民主的新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才能走出这周期律。印尼在经历过三十余年的威权政治后，最终在本世纪初用了十余年时间逐步步入民主政治的正轨，殊为不易。而巴基斯坦则仍然陷在政党斗争、街头政治和军事政变的恶性循环里看不到出坑的希望，这也更凸显了印尼政治转型成功的难能可贵。

这也是我从心里更加偏爱印尼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