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印尼华人有关的政策法规

这是一位热心读者的投稿,作者网名“赤道的农民”,是一位在印尼学习工作过多年的朋友。本文是对维基百科上有关印尼华人政策相关的文章的翻译,译者忠实的再现原文,没有添加任何观点和色彩。通过此文,可对独立后印尼政府对华人政策及其演变有一个相对中立的还原和了解。

与印尼华人有关的政策法规

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指令来影响印尼华人以及生活在印尼的中国人的生活。这些法律针对华人制定,带有排华的色彩。后来,这些法律几经变更,其中,大多数政策在瓦希德总统时代被废除。


1950-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印度尼西亚政府推出了一项计划-奔腾计划,也叫堡垒计划,规定只有土著印度尼西亚人 (原住民) 获准进口某些被列为 “堡垒” 的物品。该计划催生出 “阿里巴巴” 一词, 指的是印尼华族商人与有政府背景的印尼原住民商人之间的一种秘密商业合作。

1959年10号总统令-PP No. 10

限制非原住民的印尼人在偏远地区从事贸易活动,要求他们在1960年1月以前将贸易转给印尼原住民,或者是把生意迁移到大城市。这个规定获得了苏加诺总统的许可。

这个规定引起了争议,并导致西爪哇地区的一些暴动和伤亡,促使当时很多印尼华人返回中国。虽然法令只是说要求非原住民的印尼人不得从事贸易活动或者只能在城市从事贸易活动,但是受影响最多的的确是印尼华人或者生活在印尼的中国人。据当时记载,合计86,690的贸易小商贩中,华人占了90%之多。

背景

1945年,印尼独立后,印尼原住民欢呼雀跃,原住民对外资公司的接管活动盛极一时,也被称作“反荷情绪”运动。其中,有一家荷兰皇家轮船公司,主营从荷兰到印尼的海洋运输。一个名为“马亨”的劳动组织,之后发展成一个政党,接管了这家荷兰公司。石油行业,很多自称“石油战士”的工人也接管了石油公司。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印尼政府意识到,这些没有技术和经验,也没有充足资金的印尼原住民,是无法和国外资本以及印尼华人资本去竞争的。(独立以前,华族受益于殖民时期的诸多条例,在经商方面有更多的便利)。这些被接管的公司不可避免的遭受了亏损,迫使印尼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在荷兰的哥本哈根,召开了一次著名的“圆桌会议”,印尼和荷兰两国签订了一项协议,协议规定:印尼政府将所有被查封的资产返还给先前的所有者。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和帮助原住民,印尼政府有权颁布法令,维护国家利益,保护脆弱的国民经济。

1956年3月19日,泗水召开印尼进口商大会,Asaat Datuk Mudo做活动开幕致辞,他说:华族商人垄断了整个市场,印尼本土商人根本没有办法参与。最后他指出,现在,是时候出台措施来保护印尼本土商人的利益。

“中国人是一群排外的团体,其他人根本没办法进入,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他们几乎垄断了整个商业市场。”

Asaat Datuk Mudo的这番言论,成了“阿萨运动”,也叫“亲印运动”的开端。之后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政策被颁布出来,其中,就包括后来的“1959年10号总统令”。

在1950年代,基本所有的零售小摊都是由中国人或者是印尼华人经营,从日用百货店,五金商店,以及各种餐馆。 Alwi Sahab,一个巴达维文化研究学者曾说:在他年轻的时候,雅加达市中心的kwitang一带,做生意的人全部是中国人或者是印尼华人。

“如果你以为巴东菜馆或者其他的餐馆是像今天这样,那你就错了,当时这些餐厅都是中国人在经营”

执行,抗议和反对活动

2009年,《时代周刊》出版的一份调查,指出,这个法令影响了86,690外国商贩的生意(其中有90%是华人)。但是,印尼另外一份报刊-《Waspada Daily》,根据该报刊在1960年代报道的数据,只有25000左右的外国商贩受到影响,两组数据相差较大。

该法令涉及的整治行动,只是对于财产的征收(必须上交并充公到合作社组织),关系到财产所有人对其所拥有财产,面临罚款和强制重新分配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有些地区也确实发生了暴力冲突(主要是西爪哇的Cimahi和Cibadak地区)。

在有些地区,军队出面,暴力执法。有两位华人妇女被枪射死,引起了西爪哇Cimahi地区的暴乱。当地华人不得不放弃他们自己的财产和家园。但是,在全国范围来看,这项法令执行的还是相对平稳的,比如在万隆和棉兰,很多商人把货架中的商品清空,秘密囤积到仓库,借此来逃脱这项法令的执行,这就直接导致了当地食品类货物价格上涨。针对这个情况,政府发出了价格调整的指令。

根据一项总检察长的特别指示,有些地区,例如北苏门答腊地区,特此成立了经济监督队,职责就是稳定市场价格,对于阻碍政府粮食供给的行为,需要采取适当措施。在北苏门答腊地区,仅棉兰一地,经济监督队清空了200多处囤积粮食的秘密仓库,有商人因此被关监禁。

这项法令旨在拯救和帮助印尼的国家经济,但是中国和印尼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却因此变得紧张。当时的印尼国务部长德里奥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进行了一次会面,中国主张重新审订该法令,不合理的条款需要被否决。后来,在国会听证会上,印尼国务部长德里奥重申,该法令不存在反华的意图,该法令只是印尼经济国有化和社会化的一个开始,是印尼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作为印尼经济国有化的组成部分,第10号总统令规定:在首都、大城市以外地区,由外国人经营的商铺需要关闭,不得再从事商业和贸易活动,但现有财产不受该政策影响。所有外籍人士需要最迟于1960年1月1日关闭不符合规定的生意,商贸活动的物资上交合作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即表达出了不满,1959年12月10日,北京广播电台发出了欢迎回家的声援活动,号召海外华人回到祖国母亲怀抱。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也开始在雅加达登记有意愿回到中国的人员。其中有19万9千提出了申请,但是只有10万2千人成功登上了中方政府派出的安置船。

后来,当时的周恩来总理和苏加诺总统进行了一次会面,中国政府和印尼政府的关系才得以缓和。

支持和反对


来自西苏门答腊省巴东安达拉斯大学的Mestika Zed说道:Asaat Datuk Mudo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基于现实情况采取行动。独立以后,原住民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且得不到保护。在荷兰殖民时期,华人的经济状况就比印尼原住民好一些。独立以后,原住民接管了大,中,小各种规模的印尼经济体。马来西亚在独立以后也曾面临同样的状况,Asaat的观点之后也影响了后来马来西亚一些经济政策。

从历史的角度看,印尼独立初期,华人总被以怀疑的眼光对待,而且在华人内部,也是分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亲荷派”、“亲中派”、“亲印尼民族主义派”。印尼华人也认为,他们需要接受同化,或者变得更加的属地化,希望通过宗教信仰或者加入穆斯林组织来更加亲近印尼当地人。Hamka就是一例,他创造条件和机会,让印尼华人能够去参与并证明自己是良好的印尼公民。在印尼民族主义运动期间,也有很多华人和印尼原住民开展了成功的合作。有很多的华族知名人士通过努力,让印尼华人更好的融入印尼,成为真正的印尼人。叶添兴,印尼华人律师,因印尼民族主义理想运动而闻名。1954年,他创立了国籍协商(Baperki),该机构致力于使印尼华人有意愿成为印尼籍公民,尤其是那些亲荷兰政府和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印尼籍华人。该机构也对1958年印尼国籍法的提议有所贡献,该法从1960年初开始执行。其中一些带有歧视性的条款也是政府在政策上分而治之的一种尝试。

廖建裕,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印尼华裔教授,他说:无论是堡垒计划,还是第10号总统令,都是印尼反华运动的开始。在荷兰殖民时期,印尼华人大部分都是零售商贩,印尼独立以后,状况尤甚。印尼原住民自认为经济上竞争不过华人,所以,倾向于政府颁布政策来约束华人,借此提高自己的经济地位。

1966年第127号内阁决议


规定印尼华人需要使用听起来像印尼语的名字。这被看作是反华政策的一部分。在华人社团中引起了强烈不满。但是,很多人还是通过各种办法巧妙规避着政府的这种法律上的约束。比如说,很多谭姓(tan)的中国人,就没有完全舍弃tan的拼音组成,而只是在名字前后做了改动,改成sutanto,进而就成为了听起来像印尼语的新名字。

1967年第240号总统令

强制推行同化政策,支持之前的1966年第127号内阁决议,要求印尼华人使用听起来像印尼语的名字。

1967年第14号总统指令

对包括中国的宗教、信仰在内的中华文化和传统活动做出了禁止,包括禁止使用中国汉字。虽然没有关于中文名字的具体规定,但是强烈建议印尼华人不使用汉语名字。(后来,瓦希德总统在2000年废除了这项指令,2002年,梅加瓦蒂总统继续支持这项命令,并且规定中国春节为印尼国家法定假日。)

1967


制约华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法律法规在苏哈托总统上台后的新秩序时代空前严厉。苏哈托总统对印尼华人施行坚定的同化政策。1967年,在“处理华人问题的基本方针”中,以及其他的规定中,仅仅一家华文报纸被允许继续出版,华人的传统宗教活动仅被允许在家开展,华文学校被关闭,华文出版物不得在公共场所出现,华人要使用听起来像印尼语的名字。1998年,随着苏哈托总统的倒台,这些法律法规也都随之被废除了。

1967年第6号内阁通知

1967年6月28日发出的这项通知中,议论焦点之一就是有关印尼华人的称呼的用词选择。其中,提到1945年宪法第26条,用中华“tionghoa”指代华人。1948年,印尼共产党在在他的官方文件中也用“中华”一词。1967年的这份内阁通知中,采用“cina”指代华人,多过使用“tionghoa”或“tiongkok”指代华人。

这份内阁通知的内容具体如下:

1、除了使用逐渐被官方,以及大众所接受的支那(“Cina”)称呼中国人,现在,我们现在经常还听到用中华(“Tionghoa/Tiongkok)称呼中国人,

2、无论是从政治形态,或者从历史渊源来看,中华这样的称呼对印尼人民来说,尤其是政治心理方面,有比较负面的意义。但是支那(“Cina”)的称呼就仅仅只是一个指代名词而已,表示来自中国。以上称呼,无论使用哪一种,大部分群众都很难完全不受情绪和感情方面的影响。

3、从历史角度看,支那(“Cina”)的确是自古就有的称呼,现在也普遍被印尼大众所使用。

4、抛开感情色彩或者政治目的,我们用支那(“Cina”)这一称呼是印尼大众自己选择且广泛使用的

5、所以,为了使得沟通统一,有效,避免双重理解,无论是大众和军方,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我们都希望支那(“Cina”)这个词能够继续被采纳使用,而放弃使用中华(“Tionghoa/Tiongkok)

例外情况

禁止使用华文也有一些特殊情况。中医传统药方的说明,就是一处例外。

现在的情况

瓦希德总统上台以后,废除了关于汉语言和汉文化的限制性规定。中国新年被列为国家法定假日。今天,印尼华人享有和其他族群相同的权利。印尼华人可以开展汉文化相关活动,自由使用汉语。美都新闻台(metro TV)用中文播放的新闻节目。开办汉语学校也是被允许的。很多学校也将汉语列为选修课程。

资料来源:

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gislation_on_Chinese_Indonesians#Presidential_Regulation_10_of_1959

2.

https://id.wikisource.org/wiki/Surat_Edaran_Presidium_Kabinet_Ampera_Nomor_06_Tahun_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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