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在印尼的演讲让他决定回国 ​回国船上连甲板都坐满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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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在印尼的演讲让他决定回国 

回国船上连甲板都坐满了人

POSTED ON 09/27/2019 

BY 和平日报


和平日报, 9月27日,我叫梁云辉,生于1932年,客家人,祖籍广东梅县。我出生在荷兰,3岁时母亲病逝,后随父亲、兄姐迁往荷属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定居,跟随大姐成长。在雅加达,我从小学顺利读到高中,但高中毕业后却无法进入印尼大学上学,主要是因为当时印尼高校利用各种政策条例拒收华人子弟。这使我初步萌发了回祖国的念头。


“中国”一词是慢慢在我脑海里浮现的。幼小时,家中主要说客家话,外出则说印尼语。渐渐地,我感觉到自己与当地土著的不同。雅加达城市主要以华人居多,当时华人大多是荷兰籍,与政府相安,但华人与当地土著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张。时常会有土著聚集抢劫华人。原本,我只感觉我们与土著只是经济地位的不同。不过,1942年日本占领印尼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人利用华人认同荷兰统治来挑拨华人与土著本就紧张的关系,逮捕杀害抗日华侨,并扶持土著对华人进行迫害。


当时,华人走在路上,看到日本兵必须要鞠躬,小孩也不例外,不从即打。有一次,年幼的我与同学课后去爬树摘椰子,我爬上树后,突然有两个日本兵跑来举起枪对着我一阵乱嚎。受到惊吓的我,从树上滑落,双腿被树皮擦破,满身是血。我爬起后赶紧与同学排队站好给日本兵行礼。日本兵翻了我们书包,又对我们一一打了耳光后离去。后来我才知道,附近有日本兵营,爬上树的我被他们误认为是间谍。

 

没有国就没有家,国家落后,在海外的华人自然要受到欺凌。当时,我虽年少,但心中已经慢慢体会到了祖国强盛与否与每个海外华人的荣辱休戚相关。虽然,当时祖国积贫积弱,但华人华侨群体依然很热爱祖国。抗日战争期间,印尼华人华侨经常组织捐款支持国难当头的祖国抗日,我们全家每次也都捐款。另外,还有邻居以及众多南洋华侨集体回国参军,保家卫国。虽然印尼华人大都是荷兰籍,但我们依然都是中国人。


我会说国语,高中毕业后,经人介绍,我离开雅加达前往芝马墟,在华侨开办的巨港第四小学任教5年。后来,我加入新青年爱国团体,经常在各地组织爱国宣传活动。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后,我的爱国热情达到了高潮。同年9月,雅加达举办了印尼国际博览会,我和家人参观了“中国三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中国三馆”就像天安门一样,在整个会展中是最亮眼的,所有前往观展的华人都争先在中国馆前面拍照留念。


1955年,万隆会议在雅加达召开。当时家兄参加接待工作,有幸近距离聆听了周恩来总理对华人华侨的演讲。家兄随即拍下现场的珍贵照片,并送我一张,我珍藏至今。家兄告诉我,周总理在演讲中说到希望爱国华侨回来建设新中国。在外生活了20多年,虽然生活优越却始终没有归属感,周总理的一番话让我有了依托,我一心想回到祖国,进入大学学习并报效国家。这一想法得到了家父和兄姐们的大力支持。于是,我不顾学校校长和师生们的挽留,带足了回国求学的资金和用品,于1957年下半年回到了祖国。

 

和我一样带着建设新中国热情的人很多,回国的船上,就连甲板上都坐满了人。我们一路途经香港辗转到达广州。在广州的接待人员先安排我们几个学生到补习学校学习,准备考大学。但当年的高考已经结束,我们只能等待第二年的考试。而广州的补校却无法继续安排,我们只好调到北京的华侨补习学校高复班。


到了首都北京后,我大开眼界。更幸运的是,我正好赶上国庆节,当地侨联安排我们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国庆大游行。跟随着学生队伍,我经过了天安门广场,见到了彭德怀元帅,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感觉到了气势雄壮的祖国是多么的美好。


因为我有一定的外语基础,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复习,我考上四川大学英语系,实现了我回国的最初愿望。在川大读书期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有部队领导到我们学校招聘临时英文翻译,我被抽取到。在由部队老师带队到达地方后,我担任了部分俘虏鉴别的翻译工作。几周的工作非常忙碌充实,我学到了不少,也让自己的专业能力得到了一次锻炼。


从川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在国外时,我对祖国的印象除了老家梅县就是上海。印尼当地生产的商品,有些还被冠以上海品牌。初到上海,我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局英训班教了2年英语课,之后又分配到上海机床厂工作。后来,我又调到磨研所情报室从事翻译工作。


改革开放初期,我所在的磨研所有好几个翻译人员都跳槽到了外单位工作。我在上海的同行同学也劝我尽快离开工作繁重、工资又低的国企单位。不过,我想的是,国家培养我完成了大学学业,现在是改革开放初期,单位机床、工具、液压、磨床等进出口任务很繁重,需要大量翻译人员。


经过慎重考虑,我拒绝了外单位的高薪聘用,决定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做好进出口翻译工作。1992年,我退休后因单位工作需要又继续留用了10年。之后,我又改为在家继续工作,碰到单位有急件需要翻译,我都不计报酬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单位的年轻翻译人员也经常上家里来求教工作,我都一一帮助解决。一直到2010年,78岁的我,才算是真正“退休”。(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曹飞 整理 )



(文内图由受访者提供;感谢梁云辉妻子韩英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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