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水有个巴翁哥—— 一位印尼华人的奇闻轶事

非常时期,“冠毒”猖獗。全国人民都闷在家里,闷闷不乐。

要不,就看看下面这位印尼华人朋友的故事解解闷吧!

——本文题记

我眼中的巴翁哥——“王先生哥”

这十几年,因为采访写作的缘故,我从中国到印尼,奔波往返,跑了不少地方,接触过各式人物。本书主人公王钦辉,是我遇见的最特别的一位。

在泗水,王钦辉这个名字,只是偶尔在中文报纸上出现,当地人习惯按印尼方式叫他“巴翁”( Pak Ong),更多人管他叫“巴翁哥”( Pakwong ko)。

在印尼文里,Pak(巴)是先生,翁(Ong抑或wong)则是王姓的印尼文叫法,巴翁就是王先生,而“巴翁哥”,如果直译成中文,就是“王先生哥”。

王乃中国人的大姓,泗水姓王的华人也不少,不过,我并未听到有别的王姓朋友被人唤做巴翁哥——“王先生哥”。这当然是一个尊称,似乎属于王钦辉的专用名字,华人、印尼人、男女老少,朋友或不大熟悉的人,包括很多酒店餐厅的招待员小姐,都这么叫他:呀!——巴翁哥,你好吗?——听起来是那么亲切、自然,也很柔和。

我回到雅加达,他的第三个女儿有事打电话给我,开口便自报家门:“哈罗!丁先生吗?我是巴翁哥的女儿……”呵呵!你们看,女儿也对旁人也称呼老爸为巴翁哥,这让我觉得印尼华人挺有趣的。

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钦辉外表雄阔,生有异相,虎虎生威,容貌好像古代将军”。但这样的描述,似乎有些笼统,并不能使他的形象跃然纸上,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用怎样的文字表达,才能更加传神。

这么说吧,这位巴翁哥,绝对属于那种叫人一眼难忘的人!凡是见过他的,哪怕只是一面之缘,也无不对其印象深刻。这主要缘于他那非同寻常的体型和长相。

我在泗水采访,每天坐着巴翁哥那辆黑色房车,在市区转来转去,差不多逛遍了这个大都市的高级酒店、商业大厦(SHOPPING MALL),也跟着吃了各式有名的菜馆。

巴翁哥是个美食家,尤其喜欢请人吃饭。老实说,和他一起吃饭是一种莫大的享受!饭菜好不好吃倒是其次,主要是他吃饭的表情非常感人。巴翁哥每次用餐都兴致勃勃,一旦开吃,立马脸色红润,眉目也疏朗开来,鼻翼上渗出些许细密的汗珠,宽阔的嘴巴很舒服地上下嚼动,不紧不慢,很有节奏感,那种愉快和惬意,会让一旁的人不由自主受到感染,也跟着胃口大开。

我发现在很多公众场合,每次都有不少人认识这位巴翁哥,笑眯眯地和他打招呼。那些人认识巴翁哥,多半是因为他胖胖的与众不同的形象。其实巴翁哥与他们其实并不熟悉。

巴翁哥原本中等偏上的个头,可是因为体态肥硕,腰长八围,就显得相当魁梧。他的体重大约300斤左右,当然很胖,但是胖的和谐,沉稳从容,给人的感觉是就该这么胖,如果瘦了便不好看。因为身宽体胖,又上了年纪,巴翁哥走起路来永远是缓步徐行,不慌不忙,好像一座小山在慢慢移动。

这世上大部分人,一生平淡无奇,生活像一杯白开水,寡淡无味,却安安稳稳过了几十年,最后寿终正寝,很快被人遗忘,没有留下任何话题。

也有一些人,他们的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跌宕起伏,曲折复杂,他们丰富多彩的经历变成了有趣的历史,被记载下来,亦真亦幻,悲喜交加,每每令人津津乐道,成为传奇。

下面我就讲讲这位巴翁哥的故事。

2000年的巴翁哥王钦辉与夫人林梦卿。

 “天籁之音”以及与头号大喇嘛的奇遇

从1975年至今,巴翁哥曾经多次听到过“天籁之音”。

第一次是在他母亲的葬礼上,当妈妈的灵柩被吊入墓穴正在埋土之时,站在旁边哭泣流泪的巴翁哥突然听到天空传来一阵音乐,美妙轻灵,神圣庄严,胜过人间任何乐团的演奏。“这段音乐大约持续了一两分钟,我抬头看天,明明是从空中传来,却找不到声音来自何方。我看到墓地四周有好几个人,也和我一样抬头仰望,脸上都是惊奇的表情,想必他们也听到了这段仙乐。”

这种“天籁之音”巴翁哥后来又听到过两次,一次是在台湾与朋友一起去一个风景名胜登山拜庙的途中,还有一次是在美国,进入一间酒店大堂正在办入住手续的时候。“我确信那音乐是天籁,因为很奇妙的声音,当时大厅里没有人演奏,我问了服务生,酒店也没有播放音乐,真的很奇妙,我印象特别深。肯定不是幻听。

据笔者在网上查询的媒体报道,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曾听到过从空中传来的神秘音乐。而科学家对此的解释莫衷一是,有人说闪电、极光和辐射带,都可以产生神秘怪异的声响。甚至有基督徒认为那是耶稣再度降临世界的征兆,它们听起来好似科幻影片的背景音乐,但没有那种解释令人感到信服。也有人为此写下美丽的诗文。

《你听,这天籁之音》

啊!是什么乐曲?

这样和谐这样美丽!

这乐曲如此地有力,

惹得我激动不已!

这乐曲如此地神秘,

不知道来自哪里。

这曲子温柔甜蜜,

徐徐流进我的记忆.

生命还从不曾遇到过

这般美妙的信息!

这音乐,时而温情低语,

时而如诉如泣。

乐曲缠绵地倾诉着,

月光般不绝如缕。

我全神贯注地听着,

禁不住泪下如雨。

作为一位华人宗教社团的领导人,巴翁哥很想去雪域高原西藏朝拜一番,因为那里是藏传佛教的圣地。有一年,他去四川九寨沟旅游之后,租了一部汽车,打算沿川藏公路前往西藏拉萨。在九寨沟到扎如马道的途中,钦辉参拜了那座著名的扎如寺,这座寺庙是九寨沟附近最大的喇嘛庙,具有浓厚藏族寺庙的色彩。

当他在扎如寺虔诚地念经上香之后,大殿上方突然传出一个缓慢而苍劲的声音:“回—去—吧!回—去—吧!” 巴翁哥吃了一惊,向前走了几步,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回—去—吧!”

“我闭上眼睛,默默祷告了很长时间,然后又匍匐在地,磕了几个长头,就尊从佛祖旨意,取消了租车去西藏的计划。我的心脏不是太好,如果真的登上雪域高原,高山反应严重,恐怕也是有去无回。我想这个回—去—吧的声音,就是神明眷顾我,叫我不必冒险,只要心诚礼佛就可以了。”

还有一件无法解释的事情,是巴翁哥于1992年在中爪哇佛教千年古迹——婆罗浮屠遇到的。

那一年4月1号,大名鼎鼎的dalai喇嘛来到印尼,去婆罗浮屠讲经。如果不谈政治观点,没有人否认这位大喇嘛是一位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宗教领袖,不是明星,胜似明星,谁都知道他不简单。达赖喇嘛云游四方,为世人指点迷津。那次到婆罗浮屠讲经,也是轰动一时。巴翁哥当时正好有事在中爪哇的一个地方,听说大喇嘛在婆罗浮屠,就叫了一部汽车从马格朗转一个弯,要去见一下这位举世瞩目的西藏活佛。

我到了婆罗浮屠,得知大喇嘛把讲坛设在佛塔第七层的回廊上(上面还有两层,高度有40多米)。我也没有下车,就这样直接开到上面。到了上面一看,大喇嘛的讲经活动已经开始,有很多人都坐在地上,聆听他的讲话。大喇嘛用英语演讲,旁边有翻译帮他翻成印尼话。我迟到了,赶紧找个地方坐下,我发现大喇嘛注意到我,很深地看了我一眼,好像还同我讲了几句话,具体讲的什么我已经忘记了。我与大喇嘛拍了一张合影,可惜这张照片后来找不到了。

大家听完讲经,熙熙攘攘一起走下佛塔的时候,我见到一位认识的印尼官员。他问我:“巴翁哥,你刚才怎么上来的?”我说:“就这样坐汽车上来的。”“坐车?怎么可能!”他听我这样回答,目瞪口呆,好像听了天方夜谭的神话。地球人都知道,婆罗浮屠佛塔根本没有汽车可以走的路,人们要爬上去,必须从最下面的基座,沿着四面狭窄陡峭的台阶,一步一步攀登才行。可是你看我这个体型,在平地走路都费劲,根本不可能徒步登上那么高的阶梯。但是我当时也是懵懵的,就记得是坐车上去的,真是神奇到不真实了,至于用其他什么方式上来,我完全没有印象。直到现在还是个谜。

台湾玉山观雪历险记

他年轻时,因其造纸厂采购设备与寻求技术支持,20多年上百次往返台湾.这期间,他曾多次碰到过离奇而又幸运的灾难,几番与死神擦肩而过。

巴翁哥有个工商朋友郭文达,在台湾也是一间造纸厂老板。有一次,郭文达开车带他去台湾玉山看雪景,靠近常年积雪的主峰的盘山公路上,当时也有冰雪覆盖。“这次看雪景险遭不测,差一点叫我们有去无回!”王钦辉至今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郭文达的汽车轮胎忘记绑上防滑链,结果下山时车轮打滑,怎样刹车都无法制动,来回打方向盘也不起作用,我们的汽车好像蛇一样蜿蜒着向下冲了出去,眼看就要掉入盘山道边的万丈深渊,那一瞬间我闭上了眼睛,口里不住地念经祷告,车上的其他人也都惊叫起来。”

紧接着,随着‘嘭’的一声巨响,车停下来,我们定睛一看,整个车头撞在了盘山道左侧的山崖上,驾驶室内两个安全气囊全部打开,我和郭文达还有其他人都平安无事,大家这才长长出了一口气。下车发现,车头已经损坏严重,引擎盖凸起,真是有惊无险啊!”

祸从天降,死里逃生

“还有比这更惊险的!”巴翁哥接着回忆说。

那次也是去郭文达的工厂,我在其中一个车间的生产线旁边看机器。纸厂生产线的纸机一般有四五米高,上面架着很多烘缸,就是用铸铁做的两端有盖的那种空心圆筒,在运转过程中,里面通蒸汽把输送的纸张烘干烫光。大烘缸直径有3米,十几吨重,小的也有1米,两三吨重。”

我正在纸机下面聚精会神研究机器,有一个郭先生的职员过来找我,说我儿子从印尼打国际长途电话到工厂办公室,要我去接听,那时候还没有人使用手机。我就跟着那个职员去办公室,就在我刚刚离开生产线大约10秒钟不到,纸机上面的一个几吨重的烘缸突然滚落下来,正好砸在我刚才站立的地方……哇嘟!假如我儿子的电话晚一点打来,或者那位职员晚几秒钟找到我,一百巴仙吾命休矣!

我想,这一定是菩萨暗中叫我儿子打电话来救我脱险的。

如果说,巴翁哥前面经历的两回大难不死,有巧合与偶然的因素,那么,还有两次在台湾躲过空难的幸运,则来的更加曲折离奇。

那一场空难与游泳池边的神秘女郎

1981年8月22日,一架隶属于台湾远东航空公司的波音737-222型客机,在执行由台北松山机场飞往高雄的航班任务时,起飞14分钟后,即于空中解体,并坠毁在苗栗县三义乡双湖村大坑地区的山上。此次空难,机上104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共110人全数罹难。这就是当时震惊台湾岛内外的“三义空难”。

本文主人公巴翁哥王钦辉,原本也是本次航班的乘客。他是怎样侥幸躲过这场空难的呢?说来有点曲折。

那次去台湾,巴翁哥是和一个英国人巴顿一起去的。巴顿先生是一位造纸行业的专家,对造纸设备尤其权威,当时钦辉在印尼的造纸厂刚刚投产,需要采购大量机器,而台湾一些纸厂的二手机器具有优势,巴顿先生就是他请去做鉴定的老师。一台纸机大几千万台币,那时巴翁哥也是边干边学,经验不多,巴顿先生的意见就至关重要,所以巴翁哥对这位洋专家非常优待,言听计从。一行人到了台北,巴翁哥将巴顿先生安排在著名的圆山大饭店——那是一间雄伟壮丽、金碧辉煌堪称台湾国宾馆的顶级酒店。

他本人则住在附近中山北路的统一大饭店。

对于这样安排住宿,巴翁哥有他自己的想法。

让英国人住在圆山大饭店,我是希望给老外感受一下我们中国宫殿式的建筑文化。圆山饭店大厦独有中国式的七彩画梁、飞檐斗拱、丹朱圆柱、琉璃金瓦,是台湾的一个地标。我本人曾经住过,感觉圆山饭店的客房也未见得有多舒服。

我喜欢住在统一饭店,因为这家酒店也不错,老牌子,过去叫维也纳酒店,就在台北市中心,靠近晴光市场,有台湾小吃,交通便利,随时想吃什么都有。在这间饭店,有一件事情使我印象深刻。1975年4月5日,国民党总统蒋介石逝世之后,我出差来到台北。4月16号蒋先生的灵柩移灵大溪,我刚好住在统一饭店。中山北路是蒋介石的灵车必经之地,我在里统一饭店大门外,目睹了台北市万人空巷,上百万民众沿途跪拜迎送,痛哭流涕的场面,体会到了什么是领袖人物的国殇大典,真是哀荣无限。

接着再说1981年8月,巴翁哥和英国人巴顿来台湾的故事。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去高雄那边的一间造纸厂看设备,洽谈购买事宜。所以钦辉就通过台北一家旅行社,订好了远东航空103号班机的机票——8月22日中午由台北松山机场飞往高雄。那天上午,钦辉在统一饭店吃过早餐,收拾好行李,正准备坐车计程车到圆山大饭店接巴顿先生一起去机场。这个英国佬打电话来告诉他:“很抱歉!密斯特巴翁,我临时改变主意,今天不能飞去高雄了。因为我感觉身体有些不适,拜托你取消今天的行程吧!也不要打扰我,我需要在这座雄伟的大酒店再住一天。”

“我在电话里听巴顿讲话,中气十足,精神饱满,还有些得意洋洋,应该没有什么不舒服啊!中国话讲客随主便,但是既然洋专家做出了决定,不给主人方便,我也只能主随客便,不好再讲什么。”

这时,机票来不及退掉,白白浪费,只得改天再走。行程计划无故泡汤,巴翁哥闷闷不乐,就百无聊赖出门上街闲逛。午饭过后,巴翁哥偶然在街边餐馆里听到了电台广播的一条快讯:

“今天中午,苗栗县上空发生一起严重的空难事故。一架远东航空的B-2603波音727型飞机,公司的103号航班的客机,在当天早上由台北飞往澎湖,起飞10分钟后,发生舱压失压,于是飞回台北检修。当日检修完毕,执行103号航班的飞行任务,从台北松山机场飞往高雄国际机场,起飞14分钟后,坠毁于苗栗县三义乡、铜锣乡和通霄镇的山区。据搜救现场发回的信息,没有发现生还者。飞机失事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巴翁哥听罢,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买好未能成行的机票:“哇嘟!我的天哪!这个掉下来的103号航班,正是我们原本要坐而没有坐的飞机。”巴翁哥当时吓出一身冷汗,为了进一步证实,他又马上跑去购买机票的旅行社问个究竟——就在中山北路,离统一饭店不远。

当他站在旅行社向卖票的小姐询问此事,并报出自己的姓名和护照号码时,那位小姐立刻吓的花容失色,连忙站起来,扒住柜台往下面看。“卖票小姐知道我的名字,认定我也在飞机上已经遇难了,所以她要看看我是不是有两只脚站在地上,还以为我是个鬼魂找他们算账呢!”直到巴翁哥把本来要走,但是因故没有上飞机的过程告诉她们,整个旅行社的人都为他庆幸:“哎呀!王先生,有贵人相助,你躲过了一劫啊!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呢。”

事后才知道,那天英国人巴顿改变主意,要求推迟行程,根本不是身体欠安,而是当天早上他在圆山饭店遇到一场艳遇。巴顿激动地告诉巴翁哥:

“你知道吗?密斯特巴翁,那天我本来是打算准时去机场和你飞去高雄的。但是起床之后,我在游泳池里游了几圈,上来正准备在躺椅上休息一会儿,一个美丽性感的女郎就走过来和我打招呼。噢!By Our Lady!(圣母玛利亚的缩略语)这个东方应该是个中国妞,她穿着比基尼,面孔像天使一样漂亮,身材又那样惹火,简直能让照相机里的胶卷为她燃烧。而且她英语说的棒极啦!我生平从未见过如此曼妙的女人,完全集东西方女性的优点于一身,且她还主动与我攀谈——噢!God blind me!,哪怕上帝蒙骗了我,我也要尽可能和她共度美好时光……所以,我打电话给你要求取消行程,改日再去高雄。没想到,我的这个决定,竟然使我们避免了一场提前去见上帝的灾难!可实际上,真正让我们得救的,是那位天使般的美人。”

为了感谢那位“诱惑”了巴顿先生的比基尼女郎,第二天,巴翁哥和巴顿在圆山饭店,里里外外认真寻找了一番,结果不见踪影,音讯全无。这令巴翁哥意识到:“那位女郎并非真人,根本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以这种方式显灵,让巴顿先生临时改变主意,从而保佑我们幸免于难。

在这场空难过去19年之后,2000年10月31日,巴翁哥搭乘新加坡航空006号班机又飞去台湾公干。这架编号9V-SPK的波音747-412型客机是从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出发,经台北中正国际机场(今桃园机场)飞往美国洛杉矶。当天晚上10点左右,巴翁哥在台北下了飞机,直奔市内酒店休息。他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他离开台北机场不久,自己刚才搭乘的那架飞机已经葬身火海。

当晚11:18分,该宽体客机又从台北桃园机场起飞,当时天气恶劣,空中正值狂风暴雨,结果飞机迎头撞到了跑道尽头的某个物体上,导致断成三截,并起火爆炸,机上159名旅客共有79名乘客和4名机组员罹难,这是新加坡航空自创立以来,第一次发生有人员丧生的空难纪录,也是新一代波音747首次出现致命事故。

那天夜里,当巴翁哥进酒店房间,习惯性地打开电视,台湾电视新闻正好播报该架飞机起飞失败后,机头着地爆炸的现场报道。钦辉从电视画面中看着,自己刚才坐过的飞机浓烟滚滚,被烧成一团火球,不禁惊的目瞪口呆,想想也是后怕,整个晚上都没睡着。

中国人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但无可否认,灾难中也常常有幸免于难的人,巴翁哥的经历就是这样。

芬兰车祸,啼笑皆非

1980年代末期,巴翁哥为他的造纸厂订购第3号纸机,不远万里去了一趟欧洲。

他带了两名工厂经理,从东南亚的千岛之国,来到号称千湖之国的北欧小国芬兰。这个国家的森林覆盖率非常高,整个国家只有 550万人口,据说平均下来每个芬兰人拥有21棵树,所以造纸工业相当发达。

在芬兰期间,巴翁哥聘请了一个侨居当地的印度人,作为他买机器的经纪人,同时充当司机兼向导。这位印度老兄开一辆半旧的奔驰汽车,载着巴翁哥等三位印尼客人踏上旅途。他们一行人从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向西南部的工业城市坦佩雷进发,两地之间相隔180公里。印度人把车子开的飞快,钦辉坐在他旁边。芬兰地广人稀,公路发达,过往车辆也不多,行驶在乡下的原野,视线中只有蓝天白云,民居散落在绿色地毯之上,路边鲜花连绵不断……到处都象油画里的风景一样美丽。

尤为奇特的是,芬兰夏季没有黑夜的白昼,即便到了晚上11点,天空还是和午后一般阳光灿烂,午夜12点也只是好像印尼的黄昏,稍微过一会儿,东方的天色又明亮起来。钦辉他们此次去芬兰,正是迷人的夏季,他们是在夜晚的白天出发的,开车行驶在这种诗情画意的仙境,很容易陶醉到忘乎所以。

一开始,只是驾车的印度人和坐在旁边巴翁哥系好了安全带,后排座位虽然也有安全带装置,但人们通常都把它当成“聋子的耳朵——摆设”,尤其在印尼,坐在汽车后面几乎没有人使用它。钦辉从印尼工厂带来的两位经理,这次坐在老板和司机后面,自然也没有系上安全带。当车子走过一半路程之后,巴翁哥忽然预感到有点不对劲,赶紧命令两位下属把他们的安全带系好。结果,两个人刚系好安全带三分钟不到,他们的汽车就“咣”的一下,结结实实撞在了一辆大卡车的后屁股上。大卡车坚固的后厢毫发无损,小车的车头已被撞扁,巴翁哥和印度人有安全带保护,不至于把脑袋撞飞出去,后面坐的两个工程师也因此安然无恙。假如不是巴翁哥刚才要他们系好安全带,追尾撞车事故一刹那,两人必然因惯性身子向前扑倒,重重砸在老板和印度人头上,后果就不堪设想。

“我为什么会在半路突然想起,叫后排坐着两个经理绑上安全带呢?”巴翁哥自己也觉得奇怪,“只能说是鬼使神差,让我有了当时的预感吧!

那个开车的印度人回过神来,居然高兴的眉飞色舞:“这辆破车报废了,保险公司会陪给我一辆新车的,哈哈!”

可是,巴翁哥在这场车祸中虽然性命无忧,但却有两根肋骨受伤,一时疼的厉害,只好下车躺在路边的草地上。印度人不住地道歉,赶紧跑到附近打了应急报警电话。他安慰大家说,芬兰政府的社会服务体系超级完善,医护救援人员及处理交通事故的车子将马上赶到。果然15分钟不到,就有5辆汽车同时到达——打头的是医院救护车,后面是一辆空车,用来接运被车祸耽搁的人继续赶路;接下来是处理事故用的拖车,上面有警察,还有清洁工,拍照记录之后,很快把现场收拾的干干净净,不会阻碍公路的畅通。最后面是一辆保险公司理赔人员的汽车。这些人各司其职,礼貌有加,态度认真,手脚麻利,显示出良好的职业素质。

白色救护车上,下来两位金发碧眼的女护士,她们小心翼翼地检查了钦辉的伤势,虽然不甚严重,但女护士还是温柔地表示,要把王钦辉扶上救护车,载去医院做进一步观察。巴翁哥忍住疼,坚持不去医院,他要和随行人员抓紧时间,继续和印度经纪人一起去看机器。

不料,他从印尼带来的那两个经理,一看到这两位芬兰女护士丰乳肥臀,身材火辣性感,立刻眼馋的口水差点流出来。两个家伙心猿意马,不等老板巴翁哥下命令,就争先恐后挤上救护车,打算陪老板去医院,实际上是为了趁机坐在美女护士旁边,好一亲芳泽。

巴翁哥看在眼里,啼笑皆非,便瞪大眼睛,喝令两人不要替老板擅自做主,那两人耷拉着脑袋,老大不情愿从救护车上下来,惹的两位护士美女掩面窃笑。于是他们扶着老板,再上一部车子继续赶路。

那次芬兰之行,巴翁哥虽然受了一场惊吓,吃了一点皮肉之苦,然而总的来说,还是幸运。

他接触过的几任总统

2017年10月26日,佐科维总统在雅加达出席印尼佛教总会全国工作大会。巴翁哥王钦辉作为印尼三教庙宇联合总会主席兼印尼佛总第一副主席,在此次大会上受到佐科维总统的接见。

长期以来,在贪污腐败盛行、普遍“官商一体化”的印尼,大大小小的老板做生意发财,多少都要借助于政府和军警官员的势力。事业越大,结识的官员级别越高,每个大老板一定有几个达官显贵的朋友,那些顶级大佬一般上就是总统府的座上客。

巴翁哥虽然并非林紹良、黄奕聪那样的工商巨头,但是企业家和宗教界领导人的双重身份,却使他几十年来有机会接触过印尼历任总统,其中与哈比比、瓦希德两人的交往较为深入。1960年代中期,少年巴翁哥曾经目睹过苏加诺总统的风采。当时,他在雅加达史纳延体育场的一次万人大会上,远远见到了苏加诺,并聆听了这位印尼国父魅力非凡的演讲。

 苏加诺长得英俊动人,对此他颇为自我欣赏。他的出现总能象魔术般地振奋群众。苏加诺对政治充满了激情。喜欢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他的演说能使人激动、兴奋不已。比如他在演说中说:“我被革命迷住了,完全被它融化了。它那浪漫主义色彩使我发狂,使我着魔……几乎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里,革命在兴起,革命的火焰熊熊,革命的雷声隆隆…来吧,兄弟姐妹们,把那熊熊烈火煽得更旺吧,让我们大家都变成木头,投入革命的烈火吧!

群众都听迷了,最后统统跟他象念经似地不断呼喊着:“默迪卡!默迪卡!”这是印尼革命的战斗口号,意思是独立!独立!。全场激动得发狂,令人难以置信。苏加诺的激动心情是显而易见的。他满面红光,洋洋得意。

这是一本书中有关苏加诺总统的描写。巴翁哥对此颇有同感:“苏加诺确实有这个本事,他学识渊博,演讲时,讲到美国英国就说英语,讲到法国又说法语,也会讲日语,真正是语言天才,口才无敌!”

1966年,苏加诺总统被迫下台后,巴翁哥来雅加达工作期间,还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苏加诺长子古多尔。钦辉回忆说:“古多尔和我年纪差不多,是个搞美术的艺术家,多才多艺,对政治没有兴趣。医院的时间,他和他来往比较频繁,经常在一起谈天喝咖啡。当时我们都很年轻,古多尔很想拍电影,并提议我与他合作,再找其他人帮忙。当然没有实现,后来就中断了联系。”

第二任总统苏哈托,统治印尼长达32年,是巴翁哥等企业与宗教知名人士见过次数最多的大人物。“苏哈托接见我们,有时在雅加达的国家宫,有时是在茂物的总统行宫,也有在其他地方见过他。”在人们印象里,“苏哈托什么时候都是面带笑容,和我们说话也轻声细语,和蔼亲切的不得了,看不出他是一个手段强硬,说一不二的铁腕总统。”

1982年,巴翁哥的第一间造纸工厂查雅公司,在东爪哇岸朱县(Nganjuk)格多梭(Kertosono)举行投产庆典,苏哈托总统坐直升飞机亲临现场签名祝贺,给了巴翁哥很大面子。

苏哈托总统在位时每年都在国家宫接见接见华人工商企业界大老板。图为巴翁哥某次拜访苏哈托总统时的留影。

当然,总统大人也不可能白来。那时候,大老板的企业开幕剪彩,请总统捧场,差不多都得事先定制一把纯金做的剪刀,总统来了,用金剪子在红绸布上咔嚓一剪,这把金剪刀就送给总统作纪念了。

 1998年5月,哈比比接替苏哈多当上了印尼第三任总统。个子矮小、身材瘦弱的哈比比博士,是一位在德国留学工作多年的飞机制造专家,同时也是一位心直口快的性情中人。他缺乏派头,也没架子,在世人眼里,似乎不是当一国之主的材料,而且他本人也没这个野心。所以老总统托爷便放心大胆栽培提拔他,平步青云当了副总统,只是作为陪衬而已。谁知道人算不如天算,托爷因为金融风暴发生动乱不得不辞职下台,副总统哈爷就依据宪法规定顺理成章接任了总统。

巴翁哥带着几位全印尼三教协会的理事,曾两次前往国家宫拜访过哈比比总统,都留下很深印象。

第一次是哈比比刚上台不久,他在办公室接见王钦辉等人,大家谈了一些宗教话题,很对哈比比的胃口,于是便主动向巴翁哥他们披露了一个宫廷秘闻:

全印尼都知道,老总统伯哈多对我有天大的恩情,和我哈比比情同父子。全世界都知道,我作为副总统继任总统符合国家宪法,可是伯哈多不喜欢我接他的班,叫人传话,要我把这个位子让给他最信任的一位将军。虽然我的兴趣不是搞政治,但我无权把总统让给别人,因为我必须尊重法律。结果弄到伯哈多对我不高兴,我也觉得遗憾!

哈爷话锋一转,又说出了一桩往事:

“其实按照你们华人的宗教预言,我命中注定就应该做总统的。我告诉你们,在我当科技部长的时候,有去过台湾访问,李登辉是当时的‘总统’,他说我将来会做总统,并且送给我一个翡翠佛像,叫我每天拜拜。奇怪!李登辉是基督徒,怎么会相信佛教,而我是虔诚的穆斯林,当然也不能拜什么佛像。不过,我还是收下了这个礼物,但是不可能放在家里醒目的地方,于是就随便放在门厅外面一个小桌子上,每次出门也同他打个招呼罢了。你们看,我现在不是做了印尼总统了吗?哈哈!这也是神的旨意,看来,世界上每一种宗教都很伟大,原理有相通之处,与我国‘殊途同归’的宪法原则不谋而合呢!……

第二年,“三教会”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想邀请时任总统哈比比先生出席发表演讲。巴翁哥和几位理事又来到国家宫请求接见。那天是星期五,回教大日子,哈比比下午要率文武百官去清真寺做礼拜,总统府把巴翁哥他们晋见总统的时间安排在上午11点半。双方见面后,巴翁哥向哈爷说明来意,哈比比对三教大会的邀请未置可否,而是兴冲冲地谈起了他本人管理国家的成绩:

“哇嘟!我做总统这一年多,不但使国家克服了重重危机,变得稳定下来,而且连新加坡那个傲慢的李光耀,都写信来表扬我的政绩了。

巴翁哥听罢,故意睁大眼睛盯着哈比比,加重语气问了一句:“是真的吗?”哈爷生气了:“怎么,难道你不相信!请等一下,我拿样东西给你们看。”说完,他气呼呼地离开了。

总统不高兴了,巴翁哥和几个理事不禁面面相觑,有些尴尬。“那个时期,我们很多人都感觉到了,印尼和新加坡的关系不大融洽,原因是李光耀对苏哈多比较佩服,对哈爷就有些轻视,曾经叫他‘小总统’——因为哈爷长得样子小小的,哈爷听说之后很生气。所以我才会发出疑问真的吗?”

巴翁哥所言,哈比比时代有关印尼和新加坡一度关系不睦的传闻,笔者在李光耀回忆录里得到证实。

李光耀这样写道:

“虽然印度尼西亚第三任总统哈比比是误打误撞地坐到总统的位置上,但他却命中注定会统治这个国家。哈比比极富智慧,但性情善变,且口无遮拦。1998年5月21日哈比比就任总统后,许多国家第二天就纷纷发去贺电,但新加坡一直到将近6月份时才发贺电。哈比比对此表示了不满。新加坡教育部长张志贤访问印尼时,哈比比曾对他‘训话’80分钟。他手舞足蹈,几乎无法坐定,声音很激动,样子很烦躁。哈比比要新加坡认清自己的地位和脆弱性。他整个人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到地图前面,展开双臂强调印度尼西亚的大片“绿色”地区把“小红点”新加坡包围在中间。”

再说巴翁哥他们那天见哈爷的情形,时隔多年,他还是记得很清楚。

我们看到,哈比比从他的办公桌找出一个铁盒子,他把盒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封信,这是李光耀写给他的。哈比比拿着信走到我们面前,一字一句地读给我们听。我认真听了,其实李光耀并没有怎么表扬哈比比的政绩,只是对印尼政局在他手上基本实现稳定,并朝着民主化道路逐步迈进表示肯定和赞赏。

哈比比念完了信,不觉又高兴起来,在那里滔滔不绝说个不停。期间,秘书有进来提醒他好几次,可是哈比比不管,一直说到12点多才罢休。我走出大门,发现有几个我认识的部长也等在那里。其中一位后来当了国会议长的阿巴·丹绒,当时是住房建设部长,和我很熟。他一见我就叫起来:“巴翁哥,你们怎么和总统谈了那么久?外面还有200人在等着接见啊!”我笑着回答他:“是总统先生太过健谈,不放我们走,有什么办法!”哈哈,这也是晋见总统的一件趣事。

哈比比之后,具有华人血统的回教长老瓦希德先生,就任印尼第四任总统。

据考证,瓦希德的先祖陈金汉,祖籍中国福建省泉州晋江池店镇仕春村,乃伊斯兰教长老。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随船队前往印尼传道,定居于泗水,在那里繁衍生息开拓业绩。瓦爷当总统以前,长期担任印尼最大的穆斯林组织——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主席。因为同属于宗教届头面人物,巴翁哥很早就认识这位被印尼人昵称为库斯都(GusDur)的传奇长老,在其尚未发迹时,他去过宗班县绒网村瓦希德的家中拜访,后来他们也时常在宗教部的会议上见面攀谈。

瓦爷年轻时,曾在埃及开罗一所伊斯兰大学接受教育,回又就读于伊拉克巴格达大学文学系。此人虽然眼睛不好,却有惊人的记忆力,中风之前甚至记得上千个电话號码。瓦爷平易近人,说话风趣幽默,无论在什么场合,均我行我素,严肃会谈时常会爆出一两句玩笑话。他曾诙谐地向公众说明阿拉伯男士为何喜欢穿宽大的长袍:“阿拉伯美女太多,弄到男人们性趣高昂,一不小心下面就会勃起,宽大的长袍则可以充分遮挡住他们的丑态。哈哈!”

作为一代圣哲,瓦爷是印尼伟大的多元论之父,对印尼华族的贡献也功不可没,在他手里华文得以开放,允许华族庆祝中华传统节日,并把农历新年制定为公众假日等。

这其中,就有巴翁哥和三教会理事当面向瓦爷陈情(见上图),要求废除排华条例的功劳。有关情形我已在本号之前的文章里写过,此处不再重复。

尽管身体欠佳,但是瓦爷喜欢到处旅行,也爱好各式各样的美食,因为不注重饮食,导致健康情况不断恶化,69岁便与世长辞。

他也是一位不拘小节的人。巴翁哥记得:“有一次我和几位理事去见他,那时他还在总统任上。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他就穿着睡衣,躺在床上发号施令。我们彼此都是老熟人了,所以我们进去,他也没有起床,就躺在那里和我们谈话。瓦希德其实是个很好客的人,当上总统后,他在雅加达南区芝甘汝尔的住所经常都是门庭若市,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去拜访他。这也是他下台乃至去世多年,民众依然非常怀念他的原因之一。”

从瓦希德总统再往后数,依次是第五任女总统梅加瓦蒂、第六任军人总统苏西洛和现在的平民总统佐科威。巴翁哥及华人宗教届同仁也都多次受到他们的接见,但都属于例行公事的社会活动,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说的故事了。

写到这里,文字已经很长,仍意犹未尽。

就笔者而言,出于对自己智慧能量有限的认知,本文记述的主人公这些离奇或平常往事,使我不能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情,轻易做出推断和猜测。

但我相信,这世上总会有很多离奇故事永远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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