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海风云录,南洋不了情–寻找百年金融老店的足迹(下)

 “今后,你们就是新中国的海外干部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共接管了大陆的中国银行。次年1月,英国和英联邦国家政府相继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签发命令接收中行各海外机构,总管理处立即通电海外各行,要求接受北京领导。

时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郑铁如,拒绝国民党政府将现金转移到台湾的指令。他接到北京指示,率先带领全体员工宣布起义,一呼百应,缅甸、印度、新加坡、巴基斯坦、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中行分支机构也随后致电,面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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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老总郑铁如最先响应周总理电令,宣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

相对于上述海外各行起义的日期,印尼雅加达中行及所属各营业处5脱离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时间比较晚一些。据笔者采访过的老职员林炳辉先生回忆,大约是在1954年或55年,雅加达中国银行才正式面向北京,投入新中国怀抱。

1956年,雅加达中行因扩大营业,需要搬迁新址。由荷兰工程师负责设计施工的这座新大楼,其面积比老行址至少大五六倍,就在卡丽河西岸,近在咫尺,与老银行遥遥相对。大楼里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院,左边的一座楼是职员宿舍(见本文封面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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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中行雅加达分行在老行址对面,兴建了这座大楼作为后来的营业办事处,地点靠近总督府广场。现在这里变成了印尼国企曼迪利银行存放资料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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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4月23日,雅加达中国银行大厦落成,高维禧行长伉俪与全体职工合影留念。

与此同时,他们决定从雅加达两所最有名的进步华校——中华中学和吧城中学各招收5名学生,共10名华侨高中生进入中国银行。

时年20岁的华中学生林炳辉,便有幸成为这新员工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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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秋节前夕,82岁的林炳辉先生在其公司办公室,沉浸于往事的回忆中。

“我们进去不久,北京派来了两位干部协助高维禧行长开展工作,一位叫田育才,担任襄理,另一位是个女同志叫金波,担任稽核,他们是一对夫妇。当时雅加达中行一共60多人,国内派来只有他们两个,来到之后,与大家关系都搞的很好。”

2018年中秋节前夕,在雅京老城区靠近旗杆街的一间保险代理公司,82岁的林炳辉先生告诉前来采访的笔者。

与我一同前往的,还有中行雅加达分行的两位部门主管,他们代表中行给老前辈带去了祝福的礼物。

林老先生声音洪亮,亲切健谈。青年时代在中国银行的工作经历,给他留下许多难忘而美好的回忆。

我祖籍福建永定,但是因为家族很早就来印尼,所以一家人都是讲印尼话的。我在一间小学毕业后,父亲不让我再读书了,我心里很难过,整天回到母校发呆。华中有一位湖南籍的老师看到这个情况,就把我带到中华中学,让我继续念书,要不然我的国语不可能这么好,也不可能进中行工作。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师是副校长张国基先生。他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毛主席的同学,印尼最有威望的华侨教育家之一。

1956年,我高中三就要毕业了。那个时候印尼华侨掀起回国浪潮,可是我的家庭情况使我不能够回国。那么,毕业以后做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许毕业就是失业吧。哎——离毕业还差两个月,学校决定派我们5个人去中行工作了。我的老师张国基先生把我叫去,告诉我说:“林炳辉同学,你要牢记,在学校如果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老师可以原谅你。到社会上如果做了不好的事,就没有人原谅啦。他问我,派你去中国银行工作,要老老实实做人做事,不要辜负了母校的荣誉。你能保证吗?”

“老师,我保证!” 我双手合十,举到额头向张国基老师发誓说。

可以说是张国基老师改变了我的命运。1958年他回国了,做过全国侨联主席。1992年4月,应海外学生邀请,张老师到香港接受百龄华诞庆贺,我特意从印尼赶去为我的老师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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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五十年代,印尼雅加达中华中学创办人。左起:李善基、张祖砚、麦爝煊、张国基、李春鸣、陈章基先生,在雅加达中华中学校园内的合影。其中尤为著名的张国基副校长、李善基教务主任、陈章基训育主任与校长李春鸣,人称华中“三鸡(基)一鸣”、华中四贤,均为当时德高望重的华侨教育家。

在雅加达中行,林炳辉一入职,即被分到外汇部做练习生。首先是学打字,打印尼文,后来又学习打中文。第一个月就拿到1000盾的薪水,当时已经比普通教师工资高不少。

“那时候去街边店铺吃一餐饭,只要一盾半,所以我用第一个月薪水,马上买了一部荷兰产的自行车。哈哈!这在当时算是很高档的东西了。”说到这里,林老开心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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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雅加达老城区的一条商业街景。

“到后来,我做到外汇部协理,薪水就有4000多盾,感觉很满足了。”

“中行的客户主要是华侨商人,为他们和国内做进出口生意开信用证,是其中一项很大的业务。”在林炳辉记忆中,“那个时代还没有后来那么多的大财团,都是一般的店铺老板。一看到我们银行大门外的中国两个字,大家亲切的不得了,什么业务也找我们。那时候的华侨社团也不像现在那么多,雅加达只有一个侨团总会,但是搞什么活动都很有力。总会主席都是文化教育界人士,老板们只能做总会下属的同乡会或者行业公会的头。他们都很信任中国银行,也很尊重我们这些工作人员。”

当年雅加达中行,早上7点就开门营业,下午两点下班。年轻职员就在中行院子里打羽毛球和篮球,新老职员之间都是一团和气。

“那时候,中国大使馆也经常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国内寄来的新影片,请我们很去看。黄镇大使有时候就和我们坐在一起,他会认真地和我们谈话。我记得黄镇大使对我们说过,‘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新中国的海外国家干部了!所以要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为华侨同胞服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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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镇(1909-1989),早期系中共军方将领,也是一位画家,1954年至1961年任中国驻印尼大使,深得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欣赏,并受到广大华侨的爱戴。

新中国的海外国家干部——这是来自祖国的亲人,那个时代给林炳辉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1960年,印尼发生排华,不允许华侨在县以下的地方居住,大批华侨选择回国。我们这些中行的年轻人,下午两点一下班,都跑到侨团总会,帮忙安置等候回国的难侨,礼拜天也去,夜以继日工作,不知疲倦。”

在林炳辉心里,中国海外干部,是一个光荣而近乎于神圣的称号。他感到自己的心和祖国贴的更近了。然而,强烈的爱国热情,却使他失去了一次回国学习的机会,这又是为什么呢?

“大约是看我各方面都表现很好,中国银行决定派我回国,到北京学习两年。这当然求之不得,可是当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时,我向领导提了一个小小的要求。我说,我回国以后,可不可以不再回到印尼,因为我太渴望回祖国参加建设了。结果,这样一来,反而把我回国深造的事情给弄没有掉了。我的朋友知道了,骂我是个大笨蛋!我当时也后悔莫及,可是机会一旦错过,只能永远留在印尼了……”

更使林炳辉感到错愕和惋惜的是,不久以后,因为面临新的形势,中行雅加达分行在印尼的使命宣布告一段落。“大约是1962年或者63年的时候,有一天银行召集开会,领导说,根据中国银行总行的命令,我们在印尼的分支机构要逐步停业,全部撤回国内。至于总行为什么下这个命令,领导没有过多解释,我们也就不便猜测。”

未解之谜:两国尚未交恶,分行为何关闭?

2008年3月28日,中行雅加达分行下属的泗水分行举行隆重的复业招待会,这是继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于2003年恢复营业后,该行在印尼的第二家分行正式投入运营。

当天新华社发布了这条消息,并在介绍新闻背景时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行雅加达分行成立于1938年11月,1939年泗水分行成立,1940年棉兰分行成立。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和印尼中断外交关系,中行在印尼的业务也被迫停止。”

众所周知,上世纪六十年代苏哈托上台,印尼开始实施排华反共白色恐怖,两国关系降至冰点,中国银行在印尼的分支机构不关也得关。

几乎所有人都这样认为,不单新华社记者顺理成章这么写,就连中国银行自己的人也是这么想的。

“来印尼工作之前,我在网上看过很多资料,也认为当年中行撤出印尼,是因为排华。后来仔细一琢磨才发现,中行那时候关闭了印尼的业务,其实和排华没有关系,因为时间对不上,两国关系恶化是在1965年10月以后,而中国银行在1964年两国还比较亲密的时候就关闭了。至于当时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上面语焉不详,我们也不太清楚。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历史,应该没什么可保密的了,我也很想知道其中的缘故。”

这是中行雅加达分行行长助理杜其奇的一个小小的心愿。

杜其奇业余喜欢看看历史书籍,他在中行从业多年,又来到印尼工作,连他都对此事云里雾里,更遑论圈子外的其他人。

那么,当年亲历过此事的老人是否知道其中内幕呢?

笔者就同样问题,请教了82岁的雅加达中行老职员林炳辉先生。

“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老人家干脆利落地回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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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9月,笔者采访林炳辉先生时与老人家的合影。

作为负责善后事宜的工作人员,林炳辉又在中行雅加达分行坚持做了一年多时间,直到1964年正式关闭。行长、襄理等一批高管回国了,在印尼的一般华侨职员遣散回家或另谋出路。

从1938年成立,营业了26年的雅加达中国银行,在印尼的使命告一段落。

林炳辉离开中行,直接转去雅加达中国保险公司工作,这是当时仍在印尼开办的另一家中资企业。他在中保公司做了两年,印尼一夕变天,苏哈托同中国断交,中国保险也无法营业了,林炳辉又去一间安保公司工作。之后,便和几个朋友开办了一家“永安”保险公司,他本人也做其他保险公司的代理,风风雨雨,一直工作到现在。

他说,我一辈子做的都是和金融保险,但是我最难忘,最留恋的,还是年轻时候在中国银行的8年时间。

60多年过去,当年与林炳辉同时被派去中行雅加达分行工作的5位华中同学,如今只剩他一个人。还有几位健在的老职员的电话,记在林老的本子,由于大家年事已高,平时联系不多,偶尔聚会一次,都对旧日时光充满了怀念。

据林炳辉老人介绍,有一位椰城华社闻人凌贝利先生,当年曾做过中国银行棉兰分行的职员。1963年棉兰分行关闭后,凌贝利迁居雅加达,后从事房地产开发很有成就,现任印尼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主席,并在多个社团担任职务。

可惜笔者没有采访到凌贝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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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3月28日,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所属棉兰经理处关闭之前全体职工的留影。

再回到前面的话题,说说中行当年为何结束印尼的业务,笔者问了一圈,也没找到答案。历史迷雾往往就是这样,事情发生不过几十年,但时过境迁,许多看似简单的问题,也会成为难解之谜。为了写这篇稿子,我在网上不断查找过程中,偶然从星洲网(马来西亚)看到贺艳青的《中国银行在马的历史波折》一文,也许能对1964年中行在印尼机构关闭原因提供一点旁证注解。

“1957年,马来西亚联合邦独立,在冷战对峙的格局中选择了资本主义阵营,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新独立的联邦政府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充满疑虑。联邦政府调整了各项政策,其中包括修改联邦银行法。1958年11月27日,马来亚政府宣布,外国政府持有股份占50%以上的银行将不能再在大马营业,当时在马来亚符合这一条件的只有中国银行一家,马来亚政府的针对性非常明显。而中国政府不愿意改变中国银行的股份性质,也不愿意放弃对中国银行的人事管理权。在经过多方争取、施压后,见事情仍然没有转机,中国央行决定,不等马来亚政府宣布,主动登报声明结束在吉隆坡和槟榔屿两个支行的营业。1959年3月,这两个支行停止一切营业,并开始清理事物。” “2000年8月1日,中国银行才重返马来西亚,以换取马来西亚银行到中国上海开分行。”

另据新加坡文献馆披露:

“1963年9月16日,新马合并,新加坡降格为马来西亚的州政府之后,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的未来命运,也成为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马来西亚中央银行宣布将关闭新加坡的中国银行的分行,原因是大马政府认为中行有资助马共的嫌疑。”

“1964 年12月30日,海峡时报第一版刊登一则标题:《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将关闭》,报导说: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已决定关闭中行在新加坡经营的分行。不过,这一决策不会立即执行,所以中行可以暂时性的继续其业务运行。“

“1965 年8月9日,李光耀为了保留继续当新加坡总理的政治权力,选择了让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的政治决策。于是,中国银行的营业问题不了了之,继续在新加坡经营分行业务。”

上述资料是否客观真实,本文无法证实。在我看来,印尼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属南洋国家,作为它们的近邻,这两个国家政治与经济上的风吹草动,不可能不影响到印尼。应该也会成为那个时代中国银行在印尼何去何从的考量。

当年中行撤出印尼,是不是受到邻国这段历史事件的牵连?笔者只是猜测而已,完全不能作为结论。

1967年10月,当中国银行在印尼关闭了三年之后,两国中断了外交关系,甚至连大使馆都各自关闭撤离,中国银行这样的中资企业,就更不可能在这个国家开展什么业务了。

2003年,当它再次重返印尼恢复营业,已过去将近40年了。

华商白德明先生助一臂之力,中国银行重返印尼

2002年3月25日,印尼第五任总统梅加瓦蒂到达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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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印尼“开国之父”苏加诺的长女,也是该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此时,印尼刚刚度过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重任在肩的女总统,要在这次访问中“集中商谈如何增进两国贸易及扩大经济方面的合作问题,同时也希望藉此展示印度尼西亚日益加强的亲中”政策。

在梅加瓦蒂率领的代表团中,除政府高官,还有不少企业界知名人士,其中一位就是印尼大松集团的董事长白德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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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白德明先生(右)与中国驻印尼大使陈士球(右二)和梅加瓦蒂总统(左二)在一次外事活动中。

作为当代东南亚华商中较早开始多元化经营的企业家,白德明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初开始独立经商。1973年即创办了自己的“星座”银行,几年之后,又与人合作成立了民营“大松银行”,至1980年代,他的综合性企业“大松集团”已形成较大规模,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白德明的事业跃上巅峰。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单单大松集团所属的“大松银行”,已在印尼200多家民营银行中位居10强以内。据《亚洲银行概况 1998年》统计:1997年按照资产额排名,大松银行(白德明为主要大股东)以7亿美元资产与“印尼宇宙银行”,并列印尼十大私人民族银行第6位。当时的大松银行已在全国各地开设了89间分行,拥有数十万客户和200多台自动取款机。

鼎盛时期,白德明集团的总资产大约在8亿至10亿美元之间。尽管印尼华人私营工商业一向发达,1990年代,白德明已跻身于印尼巨商的前排行列。

1997年7月始发于泰国的亚洲金融风暴,随之迅猛波及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各国,并在1998年达到危机顶点。印尼盾兑美元的汇率一夜之间贬值7倍,各大银行的门前,无不都挤满了成千上万抢提现金的民众。这场风暴,不仅令印尼整个国家的经济遭到重创,而且迫使苏哈托总统黯然下台,也从此改变了印尼民主社会的历史进程。

那两年,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集团都在风雨飘摇之中,受其连累的银行业尤其面临灭顶之灾。包括东南亚“财富一哥”林绍良创办的亚细亚(BCA)银行在内,印尼大批私营银行和财团公司,都因背负巨额不良资产而被政府接管清盘,并实行国有化重组。

白德明的大松银行也是如此,其集团多个产业亦随之易手,被政府拿去拍卖,最终清盘时还欠下3亿5千万美金的巨债。但是他的实业集团毕竟树大根深,业已形成的“造血”功能依然强劲,保留在手上资产又在慢慢发展。硝烟过后,他的企业一边还债,一边滚动运作,自我调理,重又东山再起。

此时,这一伙印尼工商大佬跟随女总统访华,受到了时任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的热情欢迎。江、梅两位作为国家元首,会谈的只是两国大的原则问题,订出一个基本框架就OK了。许多具体项目的合作问题,自然由随行部长和经济界人士另外与中国有关方面商量解决。

来北京的第二天,白德明等企业家就参加了印尼商业部长与中国外经贸部长石广生的洽谈。两位部长讨论的内容里,其中一项便是中国银行何时重返印尼——在雅加达开设分行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也与白德明先生有一定的关系。

原来,在此之前,中国银行已派出高层领导来印尼开展了恢复设立分行的筹备工作,并结识了人脉广泛的华人银行家白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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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白德明(右一)便接待过来访的中国银行高层官员,为该行几年之后在印尼恢复营业做了铺垫。图为当时他和唐裕先生(左一)陪同中国银行副行长凌志(左三)拜访印尼有关政要。

中国方面认为,自1964年结束印尼的业务,将近40年里,中国银行在这个东南亚最大的国家一直是个空白。时值新世纪,中印两国各方面交流日益频繁,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不论从哪个角度衡量,中行在印尼恢复营业都非常迫切,势在必行。

2001年11月7日,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印尼,在雅加达期间签署了有关此事的备忘录。紧接着,印尼工贸部部长利妮•苏苑帝访华期间,又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举行会谈,探讨了在印尼重新开设中国银行的有关事宜。

2002年1月,中国方面又派一个工作小组,由中行香港分行总经理高绩鲁带队来印尼做筹备工作。可是,好事多磨,几个月过去了,中行在雅加达的筹备工作进展并不顺利。

白德明先生是此间种种过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之一。他生前曾经回忆说:

中国银行要来雅加达开业,当然要申请准字,印尼方面说,你的分行先要定好地址,有了办事处才能一步一步报批。高绩鲁他们看了七八个地方,感觉都不大合适。我对他说,可以来我的大厦看一看,因为我的银行金融风暴过后也关掉没有用到大厦了,正好还有楼层可以租出去。高绩鲁带人来了一看,很满意,当即就租下我的大厦一二两层,就是后来的中行雅加达分行所在地。

(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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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我陪同梅加瓦蒂去中国。那天印尼的商业部长和中国外经贸部长石广生会谈结束,带我们去见副总理吴仪。当时只带了两位华人企业家,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泗水一个大酒店的老板,他的印尼语和国语都好,可以帮忙翻译。吴仪问我们的商业部长,中国银行什么时候在印尼可以办好批准手续?商业部长说,如果中国愿意,一个礼拜就可以办好。吴仪人称中国的“铁娘子”,说话也不客气,她说,我己经听到贵国有好几个部长这样承诺了,但是一回去就没有消息。我当时在场,听到吴仪这样说,也感到有责任帮助落实这件事情。

回到印尼,又过了一段时间,中行复业的各种准字一直在办,但是最后还有一关不知道卡在哪里,不能批准。有一天,我去克玛腰兰国际会展中心参加一个中国机械博览会,在哪里遇到中国驻印尼大使卢树民,还有印尼驻华大使库斯蒂亚刚好回国述职,他也来了。我和卢树民与库斯蒂亚都是好朋友,中午参观结束了,我看展览方没有安排午宴,那个时候巴达非亚酒店还在我手上,就邀请卢大使他们到我的酒店一起吃饭,刚好中国银行的高绩鲁也在,大家就一起去了。席间,除了卢树民和库斯蒂亚,还有后来当上印尼商业部长的华人经济学家冯慧兰和她的丈夫洪培才先生。

我知道库斯蒂亚大使与总统关系很好,就告诉他,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租了我的大厦等着开业,但是还有一关准字没有批准,请大使帮忙解决一下。库斯蒂亚听了,马上说,我刚好明天要见总统,我会把这件事情跟总统报告。结果,库斯蒂亚说话算数,不到一个礼拜,中国银行的所有准字就批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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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白德明先生在巴达维亚酒店宴请中国驻印尼大使卢树民(右二)。

经过半年多的试运行,中行雅加达分行于2003年4月15日正式恢复营业。白德明作为中行在雅京的房东,又热心帮忙该分行准备了黄姜饭,开业仪式上,按照印尼风俗,与分行老总高绩鲁和各界嘉宾一起切了“东平饭”,以示庆贺。

高绩鲁对白德明的帮助十分感动,他说,我们租了你白先生的大厦,风水确实很好,你也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白德明说,即使你们没有租我的地方,我也义不容辞,同样会帮这个忙。

中国银行自2003年在印尼复业以来,业务发展快捷稳健,资产规模已增长了十几倍,并在电力、电信、零售、饮食业、矿业、金融等行业为“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印尼华商和印尼企业提供了广泛授信和融资便利。

时至今日,中行已成为服务中印尼两国经贸往来和“一带一路”的重要桥梁,并在印尼各地发展了9家分支机构。

2010年10月,在由当地主流媒体《印度尼西亚商报》举办,共有114家银行参加的“年度银行效率奖”评选中,中行雅加达分行榜上有名,名列第一。

当年为中国银行在此落地,助了一臂之力的白德明先生,生前目睹这一切,心中怎能不感到无限快慰……如今,白先生斯人已逝,中行仍在他的大厦稳健经营,大步行进。

时至今日,中行已在印尼各地发展了9家分支机构,成为服务中印尼两国经贸往来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桥梁。

文章写到这里,着实已经不短。笔者自我感觉有点用力过猛,其实并没有说透,于是把初稿发给本人十分钦佩的印尼老杜,请他指教。老杜几句点评非常到位,特别是他说“我转发的时候,也许会把标题改为:银海风云录,南洋不了情——寻找百年老店中国银行在印尼的足迹”,顿时令我折服。

老杜原创标题在先,我虽拍案叫好,却也不好意思原封不动直接置于文前,只好另外再起个一般化的标题,也是受了老杜的启发。

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公众号新手,笔者能参与记述中国和印尼金融史上的这些往事,感觉已是尽到心意,就聊以自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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