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海风云录,南洋不了情–寻找百年金融老店的足迹(上)

对风云往事的兴趣,萌发采写本文的念头

说起银行,在老百姓看来,总有几分“高大上”的感觉,一来这种地方肯定“不差钱”,二来他们办公的场所,虽非江湖之远,却属庙堂之上,大多巍峨矗立,富丽堂皇。

你看,但凡那些记得住名称的银行,且不说总部大楼,清一色高大坚固、鹤立鸡群,富贵逼人,就连各自的经营网点,通常也都是摆在繁华街区,装修高档,尽可能惹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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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融街景。霸气外露的地标不知何人设计?十足的土豪味道!

想想不难理解,假如街边一个简陋阴暗的小店,自称银行,开张纳客,你敢把自己的血汗钱存进去吗?所以银行的门脸必须豪华,这肯定不是装逼,而是向客户彰显实力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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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苏迪曼大街乃印尼金融中心,七八十年代即呈现繁荣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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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最经典的金融地标,还得数咱中国的上海外滩。沿黄浦江西岸坐拥二十多幢风格各异的历史建筑,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群”。自一百多年前开埠后,这里就成为了上海乃至东亚的金融及贸易中心。

再说金融界人士,尤其是那些昔日的银行家们,所谓资本垄断的财阀大亨,以我浅陋的阅历,从前只在电影里看到过他们的形象——西服革履,衣冠楚楚,头发油光水滑,个个神气活现,不是嘴里叼着雪茄,就是手里端着红酒,身旁总有婀娜多姿、性感迷人的摩登女郎伴随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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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风情万种的旗袍女郎,似乎是上海滩十里洋场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这不过是影视作品塑造的一种表象而已。

至少我在印尼接触的金融界老板并非如此。

得采访之便,笔者也跟随一些银行大佬出入过各种光鲜场合。在我看来,他们也大都谦和低调,没那么张扬,更多日常工作乃至生活细节,实际上同普通人差不多。就物质条件而言,就算能呼风唤雨,要什么有什么,但如果天天宝马香车锦衣玉食,也肯定腻味也累得慌。

说到咱们中国的金融机构,我其实更不熟悉。在国内有时去银行营业部办点事儿,最多也就和柜台小妹打打交道,高一点无非值班经理,再往上就无缘相识,没任何印象了。

反倒是在印尼,前几年我在写老一辈银行家白德明(已故)传记时,因为他与中行雅加达分行有一段渊源关系,使我对该行多少有了一些了解。

前不久,我有幸认识了这间分行的几位高管。几次接触,他们给我的感觉是朴素踏实,兢兢业业,也不缺少亲和力。

作为最早进入印尼的中资企业——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已有80年的历史,尽管本人既不懂经济,更不懂金融,可是出于对风云往事的兴趣,也就不自量力,萌发了采写本文的念头。

根据一般常识,国内几大银行都是国有股份占绝对控股地位,国企属性,决定其高层人士,更像是政府官员,说话办事,都透着中规中矩的“主旋律”范儿。我们或可称之为“非典型银行家,这一点与国外的银行老板有很大不同。

正因为如此,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的“工建中农”四大银行,皆因属于国有,不仅代表着中国金融界最雄厚的资本和实力,而且在2018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这四家中国金融企业,居然包揽了前四名的位置。

其中,资历最深厚,堪称国内唯一经营达百年以上的中国银行,由2017年的第四,上升到第三,首次进入全球前三甲行列。

作为咱们国家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最高的银行,中行在中国大陆拥有37家一级分行、326家二级分行及10287家分支机构,在境外5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552家分支机构,资产总值高达2.63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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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雅京苏迪曼大街的中国银行。

单说中行所属雅加达分行,虽不大显山露水,但业绩效益不容小觑。自2003年恢复营业,该行便一直在这个外资银行林立的千岛之国,跑马圈地,埋头苦干。从那时至今,两次荣获印尼主流媒体评选的“年度银行效率奖”。

或许一般民众,对这个全称为“中国银行(香港)雅加达分行”的中资金融机构所知不多。其实这些年来,他们在印尼拉的“朋友圈”,大多系资质优良的大块头客户,不是印尼国企,就是中国央企,都是背景雄壮的“国家队”。

也有少数民营企业成为他们的主客,个顶个也是航母型的工商巨子。

近几年,伴随国家倡导“一带一路”,雅加达中国银行舞台更大,做的都是所谓“银团贷款、大型项目结构性融资、收购兼并融资、贸易金融、人民币业务”等拳头产品的大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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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4日印尼《千岛日报》网页截图。

“这些年,中企进军印尼的不少,但真正赚钱的似乎不多。你们怎么样?”

那天在苏迪曼大街中行会客室,笔者与张朝阳行长初次见面,便向他提了个直不愣登的问题。

这位总是笑眯眯的年轻行长,跟我说了一串数字:

“咱们这个分行,200来人(只有极少数管理人员来自国内,职员绝大部分雇佣的是本地人),在印尼总共开办了9个分支机构。2017年,实现净利润3000多万美元,不良率则降至0.09%的历史新低,坏账率比国内平均值要少很多。

哇塞,这可是在印尼!熟悉金融业的朋友不难推算,一间同等规模的银行,一年能赚3000多万美金,需要吸储多少存款,贷出多少款项!在这数字的背后,要付出多少心血和辛劳。

笔者数学不好,也大致算出了他们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平均每人一年赚大约15万美金——差不多100万人民币左右。

“哎呀,原来你们是闷声发大财啊!”我心悦诚服地感叹。

同去采访的公众号大V“印尼老杜”,也半开玩笑地冒了一句:“难怪你们总行一位领导说过,在中行干出成绩的都不是人,而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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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9日,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BKPM)Tamba P. Hutapea副主席与中银香港雅加达分行张朝阳行长共同签署谅解备忘录(MOU),旨在进一步加强BKPM作为促进投资的牵头机构与中国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根据BKPM的数据,今年第一季度(1月至3月)中国对印尼的投资为6.76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5.9957亿美元增长12.78%。 2017年,中国对印尼投资排名第三,投资额为33.6亿美元,比2016年的26.6亿美元大幅增长。

“大家只是比较努力,我们的资产与印尼几家比较大的外资银行相比,也只是中游而已,服务和效益水平还有很多方面有待提高。所以我们不敢自夸,更不能自满”。行长张朝阳谦虚地表示。

笔者和印尼老杜听罢,双双竖起大拇指,由衷为他们点个赞。

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对皇帝之外称“万岁”的机构

讲述雅加达中国银行的风雨春秋之前,有必要先说一说其总行诞生的历史。

这方面情况,百度、谷歌,以及中国银行网站都有记载,但都比较简单。也有不少报刊发表过此类记述,我把能找到的都看了一遍,发现上海已故女作家程乃珊写的那篇《我所认识的中国银行》,最为详细生动,感人至深。

程乃珊是出身名门的海派文学代表人物。其祖父程慕灏和外公潘德民,均为早期著名的银行家,都在中国银行服务了一辈子。

程慕灏先生乃上海滩、甚至全国金融界的巨头之一,曾担任过原中国银行总行常务董事、香港中国银行总经理,长期在上海和香港金融界主持工作。他15岁入中行做练习生,从包银元做起,还要学点钞票、译电报、打算盘,三年后由练习生升为助员,再升办事员,然后是初级文员……直至86岁离行荣休,仍兼任香港中银集团顾问、中国银行总行常务董事之职,直到93岁过世,以廉正的工作态度为自己赢得78年光明磊落、贡献重重的金融生涯,从而成为中行有史以来,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在职工龄最长的员工。

而程乃珊的外公潘德民先生,从中行分理处主任做起,直至广州中国银行副行长,并在1949年配合政府做好移交手续后回到上海,共计服务中行28年!

“两位长辈一世只打中国银行的工,经手资产上万上亿,最后带着一身清白两袖清风骑鹤而去,留给小辈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他们的两本自传。”

程乃珊这位 “出生前已在血液中注入浓浓中行情”的才女,牙牙学语时,外公已抱着她对着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的中行古钱币行徽轻轻吟诵“事繁勿慌,事闲勿荒,取象于钱,外圆内方”的中行行训。她本人到晚年仍然背得出八十年前中行宿舍社区的铭句:“筑室百诸,爱居爱处;殖殖其庭,君子悠宁”。

她写道:“虽然中国银行花名册中从没有过我的名字,我却一直自认是中行人。每每走过上海外滩23号中银大楼,甚至内地其他省市的老中行大楼(老中国银行在内地的大楼,外观都是统一的格式,只是规模和楼层不同),我总会满怀深情望望那镌刻在中行正门上方的四个饱满的正楷书体“中国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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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乃珊这样记述了中国银行的诞生:

银行,作为西方引入的一种金融运作模式在中国尚属年轻。

中国历史上首个国家银行——户部银行,1905年在北京成立(后改名大清银行)。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此时,再也没有比迅速建立一个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更迫切了,经过南北方商股的充分酝酿策划,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正式上书孙中山,建议原有的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重新组织,作为政府的中央银行。

1912年1月28日,大清银行股东联合会召开大会,宣读孙中山总统手谕,宣布中国银行成立。即时群情激昂,全场高呼:“中国银行万岁!”这是中国5000年文明史以来,首次对皇帝之外称“万岁”。

可见中行成立是中国从帝制走向共和的一个里程碑标志。

为保信誉,不惜抗命大总统

还有一位中青报记者董伟2012年2月发表的一篇《百年中行何以基业长青》,也值得一读。文中写道:

一百年沧桑岁月。2012年2月3日,中国银行在人民大会堂庆贺百年华诞。作为中国一百年来唯一存续未断的银行,岁月沧桑似乎只是为她添加了更多夺目的冠冕。不过,世人心中除了感慨外,或许也心存疑问:百年中行何以历久弥新、基业长青?

文章还回顾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掌门人,早年为保住中行信誉,不惜抗拒大总统袁世凯“停兑令”的壮举:

袁世凯掌权后,为应付财政危机,一方面大肆向外国银行团借款,一方面通过中国、交通两银行滥发兑换劵,引起通货膨胀,社会各界怨声载道。北洋军队又以“不相信纸币”为由 ,要求发给现洋。1916年初,中国、交通两银行的一些分行已出现挤兑风潮。

为控制为数不多的现银,防止挤兑风潮蔓延,当年5月10日,北京政府国务院正式发布“停兑令”,停止兑换现银。

当天,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找副经理张嘉璈商量:如遵照命令停兑,“则中国之银行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而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无由脱离外商银行之桎梏”。他们决心抗拒,“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下一线生机”。

5月13日,上海的报纸上出现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声明:中国银行当日延长办公时间,下午照常开门兑现。这让北洋政府大为光火,免职令随即发到。此时,宋汉章下了一手妙棋。他让江浙财团出面状告自己和张嘉璈。按照当时法律,诉讼未判决前,北京当局不能免去现任经理、副经理。这为他们继续抗争赢得了必要条件。

 经过三天“撞门攀窗,不顾生死”式的挤兑后,风潮逐渐平息。宋汉章则藏身于外国军舰中躲过了暗杀。《字林西报》盛赞他说:“沪埠赖有此举,而不堪设想之惊慌或暴动得以转为无事,此等举动,乃足以当胆识非常,热心爱国之称誉。”

从此,中国银行在人们心中埋下了诚信的种子,存、贷款业务骤增。宋、张两位的举动在百年之后仍被视为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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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汉章(1872—1968),祖籍浙江余姚,生于福建。1912年2月中国银行在上海成立,宋汉章任经理。他为人正直,深感银行对社会所负责任重大,坚持稳健谨慎的业务方针。同业称他“为人谨慎,自奉菲薄,言行合一,临难不乱,银行界视为先进”。

百年前开始的国际化尝试

作为中国金融业最早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中行走向世界的脚步,恰好应和了当时中国民众移民海外的热潮。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世界很多国家已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华人社区。“银信”(又称“侨汇”)随着海外华人社区的日益壮大应运而生,几乎成了当时海外华人与国内亲属联络的唯一纽带。

1928年10月26日,国民政府明确中行经国民政府特许为国际汇兑银行。此次改组成为中行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保全了独立性之后的中国银行,与海关和邮政局并列,成为中国组织最健全的三大机关。在当时的上海金融市场,有实力和外国银行抗衡的并不多,中国银行是其中之一。

令人钦佩的是,中行“国际化”这个词,早在那个时代就提出来了。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走出海外实施国际化,还是很多人不敢想象的前卫之举。

1929年,中国银行在英国伦敦分行成立;2年后在日本大阪开设分行。1936 年开设新加坡分行和纽约经理处;1937年,为支持抗战,在东南亚陆续增设了多个分支机构;到1942年,中行已成为发展国际贸易的专业银行。

毫无疑问,中国银行堪称所有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鼻祖。

洋行林立的巴达维亚,有了中国金融机构的立足之地

让我们把历史的长镜头,拉回到1938年的印尼雅加达。

居今80年前的雅加达,那时叫巴达维亚,还属于荷兰殖民统治的时期。

雅加达近代史的核心,是从库塔(Kota Tua)老城区开始兴起的。因其海上战略位置,早在16世纪荷兰人统治之前,捷足先登的葡萄牙人已在这里建立了一些商站,荷兰殖民后,库塔逐渐繁荣,雅加达开始享有“亚洲明珠”及“东女王”称号,而被认为是亚洲的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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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老城区卡莉运河两边屹立的许多历史建筑,大部分是从荷兰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犹如其辉煌岁月的影子。

在老城区有一条卡莉(Kali Besar)大运河,字面意思为“伟大之河”。到18 世纪,河两岸到处都是高档的住宅区。在荷兰殖民者统治的 300多年间,这条运河附近是重要的商业、贸易、生产中心,著名的 VOC(东印度公司)便位于此,也因为这条运河连接着巴刹鱼干(Pasar IkanLuar Batang)码头,使雅加达成为印尼乃至整个东南亚重要的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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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南洋风光又具欧陆风格的雅加达老城区一瞥。

1938年11月23日,库塔老城区卡莉河畔突然鼓乐齐鸣,并传来阵阵鞭炮声。在河东岸小南门方向的第一个丁字路口,那座高大的乳白色荷兰银行的隔壁——中国银行巴达维亚经理处在这幢白墙红瓦、中西合璧的两层洋楼里正式成立,举行开张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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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小童仰头张望的马路对面左侧红色屋脊的建筑,即为最早在印尼营业的中国银行巴达维亚经理处旧址。

一楼大厅内,17位打领带,身穿浅色西装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背朝大门,以十数面各界送来的祝贺花牌为背景,拍下了这张合影。这群人便是中国银行雅加达分行最早的创业元老。前排中间那位穿长袖白衬衣的长圆脸庞男子名叫高维禧,从1938年开业一直到1964年关闭,他始终是这间银行的总经理,前后做了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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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中行巴达维亚经理处开业时的合影。

对于高维禧先生的生平,我们所知不多,网上也很难找到资料。只是从老华侨回忆文章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高维禧和太太陈露薇都是椰城侨界的名流,高先生在中行当行长,陈露薇则是《印华经济》月刊的社长兼总编辑。

这位高维禧先生,福建漳州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后来到了印尼。他有一位哥哥叫高维廉,为我国早期法学界名流,出国前受聘担任过厦门大学的法学讲师。这兄弟俩在海外都成了银行家,同在中国银行海外分行服务。高维廉是新加坡分行的行长,比弟弟名气更大,因为当时的雅加达分行属于新加坡分行管辖,所以在工作关系上,高维廉也是弟弟的顶头上司。高维禧能够主掌雅加达分行,除了他本身具有的才干,想必少不了哥哥的栽培和大力推荐。

80年前在雅加达开银行,一定要同荷兰人打交道,所以中国银行的这批元老中的大部分人,应该都是受过荷兰教育的侨生,其特点是衣着讲究,言谈举止彬彬有礼,个个都有绅士派头。他们都会讲荷兰话,也能讲英文,虽然生活习惯比较西化,但却从未忘记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分行成立时,正值国内全面爆发抗战,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雅加达中国银行及所属泗水、棉兰营业部,除了为当地工商业活动及一般客户提供服务外,还就近广泛吸收南洋一带华侨资金、办理侨汇、吸收国币存款、售卖救国公债,为国内抗战筹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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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在印尼的首位行长高维禧先生在经理处接待荷印当局畜业司长。

战火纷飞的年代,“家书抵万金”。海外华侨通过中国银行设在侨居地的网点汇往国内的一封封“银信”(侨汇),既传递了亲人们的无限思念,又成为当时中国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抗战时期,中国出口贸易受阻,外汇收入骤减,政府又要进口大量军用物资,银信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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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的雅加达老城区照片。紧挨着白色的荷兰银行大厦,右边那座不甚起眼的两层楼就是当年的中行经理处。

为了进一步吸收侨汇,中国银行各海外机构,逐步取代了当时濒临崩溃的私营侨汇体系,成为收取海外华人侨汇的主渠道。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在《南洋回忆录》中写道:“南洋侨胞逐月内汇寄家之款,总计不下千余万元……我侨胞寄汇信款颇感困难。幸中国银行负起责任,遍设办事处于闽粤内地各城市乡村而谋补救。款无论多寡,地无论多远,路无论通塞,皆乐于收汇。”

八路军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也致函中国银行,信中说:“贵行代为转汇诸费精神钦感之余(益)当加倍奋勉为国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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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巴达维亚中国银行与广东汕头往来外币的存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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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开业的中国银行印尼泗水经理处外景。本文封面照片就是泗水经理处开幕时,中行印尼老总高维禧先生与该经理处高级职员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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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1939年开业的中行印尼棉兰分经理处。

中行在印尼各营业机构当时也是如此。2012年11月在福建漳州发现的这两张破损的单据就为上述说法提供了佐证。单据上面印着繁体中文和英文,其中一张较完整的便是银行汇票,“巴达维亚中国银行”的字样仍清晰可见,票上日期为1938年,收款人是“刘粉粿”,金额为600元。(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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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中行的清廉传统与浓厚的人情味

本文开头已经说过,所有知名的银行,都会设在每座城市繁华的金融中心。雅加达中国银行旧行址所在地也不例外。旅居印尼这些年,我曾多次徜佯于卡丽勿刹这一带,虽已残破(现已部分修整一新)却依然散发着优雅气质。

遥想她昔日的风采,各种风格洋楼大厦相拥挺拔的卡丽勿刹,就好像一个雍容华贵的妇人。七八十年前,各国银行在此,各种肤色的豪贾富婆、阔少美女、冒险专家,都来这里或斟盘下注,或一掷千金,或伺机圆梦……在这里拥有一块地盘,其身份高贵自不待说。到了晚上,大亨们征服完世界又为享受人生而匆匆离去了。在大芒果街孟加勿刹那一带,则华灯初放,罗戈沙丽各色夜生活场所开始热闹起来,艺人骚客、夜莺歌女都跃跃而动,为粉墨登台、争宠博欢做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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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网站有关金融大亨的漫画图片,不知为何会把中国京城央视“大裤衩“大楼也作为背景,置于图片右上方。

西方银行的洋人职员及私人钱庄的华人老板,是否如此我不敢说,但巴达维亚(雅加达)经理处,其老前辈的生活肯定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中国银行的行风清正,员工操守的规矩很严,其各地分行亦很少出现醉生梦死之徒。

史料记载,中国银行自从成立,在宋汉章(总行老总)、张公权(总行副总)等一批具有老派知识分子风骨的有识之士打理下,即确定了以下理念作为他们的准则:“想发财的,不要进中行,但只要勤勤恳恳,行方应承一定会给你一世小康的生活……”

除此之外,员工私下里或有亲疏之分,也不可避免会有人事纠葛,但公务上绝不允许相互拆台,拉党结派。

如今仍健在的一些九十岁高龄的老中行人,都会记住新员工入行时,上层管理者对他们的第一句训话就是上述“准则”,而且一代传一代,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各地中行经理对对新员工训话的开场白,也还是这句话!按中行惯例,新员工一入行,即发一把沉甸甸的全红木(连盘珠都是红木)长二尺宽七寸的算盘,从此就跟住你一辈子,除非离行才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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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行巴达维亚经理处营业大厅内景。

国内员工结婚,不论职务高低,行方必送贺礼20大洋,当时低级文员月薪只有十几块大洋的收入,这份礼算很有分量。如夫妇双方都是同事,就有40大洋,算一笔大数目了!当然,更重要的是一份对下属的厚爱和情意。

有关老一辈中行高层的廉洁清正,女作家程乃珊笔下的故事令人动容:

中行首任老总,在位时日最长达近四十年的,一生都奉献给中行的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堪属头一块牌子的银行家宋汉章,一贯生活俭朴。曾见过他一张照片,皮鞋尖都磨得发花了。听外公讲,某日中行工友去他家送文件,远远看见他自己用一根筷子串了几根油条从外面走过来——原来这位银行家自己去买早餐。其实他家中有佣人,但一些简便小事他尽量不麻烦下人。说出来读者不会相信,这样一位大银行家六十年代在香港去世,身后遗产仅十来万美元!他一世都没有私人物业,一辈子住的银行提供的住宅。祖父亲口向我说过,六十年代,宋汉章从南美回香港定居,租住北角二房一厅没有冷气的住宅。六十年代日本电器开始大举抢滩香港,冷气机已不属特别奢华之物。香港闷热,实在热得吃不消,他就到楼下一家理发店去吹吹冷气!也有传说他常去中国银行的营业厅吹冷气,因他衣着朴素,行员谁都没认出他是中国银行的“老祖宗”。宋公生前在港居住时,我祖父常去看望他。祖父曾传达香港中行之意,邀请宋汉章搬人香港中行的高层宿舍,宋公婉拒,理由是无功不受禄。他说:“我现在已不是中行的人了,没有理由再享受中行的福利。”

其实,中国银行的老高层,清廉的何止他一人,张公权(老中国银行总行副总,徐志摩前妻张幼仪之兄),晚年在美国时,也受困于居无定所,他一世在金融界拼搏,毫无私心,最后连房子都买不起,后来还是银行界的旧同仁集资为他解决此事。(未完待续,敬请关注即将推出的本文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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