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0运动和国家罪行(二十八)变得更加不自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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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外商投资法只能以与国内合资的形式进行。这种变化使外资的利益减少,特别是还有些补充细则还隐藏着外国投资者必须与有原住民企业家的国内企业合作的规定。

 

4、1968年颁布了国内资本投资法,即已成为印尼永久居民的外国人所拥有的资本。这项立法的目的是“加强”苏加诺总统时代被称之为1962年总统第10号令的法令(不许外国人在乡下经营零售业的政府法令)。

 

此法规定,从1968年1月1日起给外国人10年做贸易业务的机会。估计在这10年中,已成为印尼永久居民的外商将提出申请入籍。该法的颁布得以确保城市和乡村之间商品流通顺畅。

 

5、为了吸引外资,苏哈托军事当局冻结了印尼共产党努力的成果——工会基本法。工会被看作是共产主义的东西。在美国的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强烈批评后,成立了“黄色”工会。说它“黄”,是因为此工会的领袖维护的是雇主的利益,并不维护工人的利益。因此,即使工人有工会,也没有人能捍卫其利益。由苏哈托的军政府成立的工会捍卫的是雇主,特别是外国雇主的利益。

 

然而,工人的权利意识是堵不住的。1979年初,各个企业的工人举办了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不符合潘查希拉的活动。

 

潘查希拉本质上要求实现社会公正,而社会公正应该通过工人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来实现。雇主不会主动把大量好处分发给他的工人。

 

9·30运动被苏哈托军事当局用来作为借口消灭了印尼共产党之后,印尼农民和工人的命运急转直下。他们没有力量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印尼社会所发生的退步是很可悲的。

 

苏哈托军事当局很自豪印尼共和国其控制下,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年收入)成倍增长,从75美元上升至150美元。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印尼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名列倒数第4名。在东盟国家中,印尼仍然是最贫穷的,尽管印尼拥有巨大的自然财富,并且是东盟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印尼财政部长阿里·瓦尔达纳在印尼共和国电视台的一次讲话中说,他为在东京、波恩和海牙成功销售印尼共和国债券而感到骄傲。在1978年7月,印尼销售利息为7.5%的10年期债券高达100亿日元,并于1978年9月销售利息为7%的6年期债券1亿德国马克。在阿姆斯特丹销售利息为8%的10年期债券1亿盾。瓦尔达纳觉得,此成功表明国际社会对印尼的经济发展有信心。

 

但是,人们不禁要失望,被认为是国际社会信任标志的债务成功发行并没有改变印尼的贫富差距。债权人也可能会打错算盘,就像在伊朗发生的那样。伊朗国王也曾获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原来,尽管国王政府得到了西方列强给予先进武器装备的支持,它也能在瞬间灭亡。

 

事实上,在印尼的发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摩天大楼。在雅加达、泗水、棉兰和巴厘岛都有许多豪华的建筑。在印尼,鳞次栉比的豪华建筑,大街上的豪车,都不能作为印尼社会的进步发展已经达到了公平和繁荣的社会的衡量标准。

 

事实上,在印尼豪华建筑的存在意味着债务增加!债务与贷款利率将加重很多人的生活负担。

 

让我们看看这些债务将怎样缠绕在印尼人民的脖子上:

 

截至1978年3月31日,印尼已经使用了97.215亿美元的中长期贷款。已经答应给而尚未使用的债款总额在1978年3月31日还有38.153亿美元。

 

这样,国有企业已经使用的债款总额为18.349亿美元,这其中17.559亿美元是国家油气公司的债款。据皮特·马尔约诺称,国家油气公司债务总额达90亿美元。

  

支付这些债务,不包括1977和1978年间已在东京、波恩和海牙市场售出总额为14.26亿美元的债券,占印尼出口收入的17.9%。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偿债率不可以达到其出口收入的20%。因此,为了避免偿债率达到和超过20%,印尼应努力实现更高的出口量。由于分期付款和利息的数额每年都会继续提高。如果我们比较一下,1976至1977年财政年度的偿债率为12.6%,但在1977至1978财政年度已提高到17.9%。

 

这一事实促使印尼实施货币贬值,被称为“11月15日对策”。任何贬值的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出口。但在现实中“11月15日对策”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11月15日对策”的信息证明,获益的是许多政府官员和将军。因为有传闻说“11月15日对策”发出前几天,有不少官员和将军的妻子们拿着大量的印尼盾去兑换美元。这件事政府或国会没有反应。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也保持沉默。老百姓无奈只能叹息。

 

随着“11月15日对策”的出台,许多鸡蛋企业只能倒闭。因为“11月15日对策”使进口鸡粮比鸡蛋的价格要高得多,从而进口鸡蛋比本地鸡蛋还便宜,所以,为满足印尼旅馆业所需,必须从国外进口鸡蛋。

 

政府要求大米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为此人工成本也必须保持低水平。这是外资在印尼运作的吸引力。令人费解的是,政府一方面压低从农民那里采购物品的价格,而在另一方面又承担进口大米的价格损失。因此,实际上压低大米价格只是为了外国企业的利益而窒息印尼老百姓。

 

“11月15日对策”规定提高燃油价格,并防止小老百姓感觉到提高煤油价格加重了他们生活负担而有所反应。

  

苏哈托军事当局把从国外争取更多借贷的工作放在首位,使将领们也能过上豪华的生活。

 

大多数人觉得1979年前5个月的形势发展不能指望国会的保护。虽然国会被称为“大选的结果”,是人民自己选举的结果。事实上国会议员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而大多数人的生活却恶化了。没有任何一个国会议员对伤害过他们所代表的人民的苏哈托军政府的政策投了反对票。他们不敢说话,因为反对苏哈托政府的立场将带来受审查和被监禁的风险。

 

担任研究和技术部长的苏米特罗教授曾警告说国家财政预算会有30%至40%流失。但国会对此部长的声明一直都没反应。

 

总检察长在1977年大选结果的国会会议上宣布了他的研究成果说,在1978年的腐败所涉金额已经给国家带来了300亿卢比的损失。在这么大的数额中,总检察长也只能解决约10亿卢比,也就是腐败所涉金额的1/30。他说,1978年腐败金额是1977年的7倍。

 

印尼民主党国会议员萨巴姆·西拉伊特回应上述总检察长的报告说,这么大的腐败比起高达30%的基本建设支出预算流失都不算什么。萨巴姆·西拉伊特所指的流失让国家损失了8000亿卢比。据他介绍,除了基本建设支出预算流失,还有日常支出预算流失,总额为1800亿卢比。国会副议长马舒利把这些流失作为问题来讨论,没有解释国会作为人民的代表必须提出什么诉求。

 

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指挥官海军上将苏多莫明确谴责国会的立场。他说,国会不应该只是“声音的来源”。他说,国会应该有完整的数据来支持流失量。显然对于苏多莫的要求,国会并不想给出详尽的解释。马舒利不再言语。印尼新闻界也不再讨论这个问题。这说明大选选出来的国会不会有所作为。以武力支持的苏哈托政府依然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支持如此大规模损害国家和人民的腐败行为。

 

《纽约时报》记者西摩·赫希曾经揭露有关购买帕拉帕卫星时的“索要佣金”问题。据他介绍,邮电局总裁向本应承办帕拉帕项目的GTE(通用电话与电子公司)提出索要3000万美元佣金。当这一要求被拒绝后,帕拉帕项目移交给另一家公司。后来给了多少佣金可能不得而知。

 

这个问题曾经在国会里讨论过,但没有后续行动,因为交通部长埃米尔·萨利姆说,在处理帕拉帕项目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但邮电局总裁苏哈佐诺将军承认,他拥有一个大牧场和100多匹进口赛马。在他的牧场照顾每一匹赛马的费用是每天60000卢比。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高级政府官员是否有能力拥有一个如此大的牧场而没有腐败?而且,如此随心所欲的腐败行为居然也没有引起议会和政府的任何反应。

 

为了防止人民起来反对将军们和其他政府官员的政策和胡作非为,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下到现场。

 

印尼的形势发展证明,印尼共产党被取缔后,作为9·30运动的结果,接着又取缔了其他在争取和捍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的斗争历史中作出过贡献的各个政党,使印尼社会陷入“暗藏危机”,人心惶惶。

 

“大选”已经进行了两次,但不能产生有效的人民代表资格捍卫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为“大选”只是要产生会举手赞成的国会和人协,同意为了苏哈托将军军事当局的利益而做任何事情。

 

1945年宪法第2条第2款规定:人民协商会每5年至少在首都召开一次大会。这一规定,曾经被解释成好像人民协商会5年只开一次大会就够了。

 

因此,总统不觉得有必要对选举他并授权他工作的人民协商会负责。这就是说,总统已经逃避对人民协商会的责任,而必须承担腐败责任的,是“没有干净地实施1945年宪法”。

 

“暗藏危机”肯定会升级。国家自力更生的能力越来越下降。印尼一直被称为“椰子树随风摇曳”的国度,椰子产量极其丰裕,有大量的椰干和椰子出口,现在却必须进口椰干,以确保椰油厂的持续运作。为了满足椰油的需求,印尼还必须进口椰油。

 

分配公平就应是平均分配生活资料。但在现实中,只有统治者小群体捞取了大量的生活资料。小老百姓只能喝西北风。

 

参加过印度尼西亚独立斗争的老一辈的悲伤和不满会对年轻一代产生影响,擦亮他们的眼睛,唤起青年学生采取各种行动。而这也总是会请来安全和秩序恢复指挥部,用武力镇压。

 

印尼人民还生活在任意欺压其人民的军政府统治之中。印尼虽然宣布独立了,但状态却是完全不自由的。要想改善只会引来武装暴力的惩罚。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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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玉灿简历 

(1914~1981)

1914年3月23日出生于泗水。

1932年毕业于泗水高等市民学校(荷兰学校HBS)

1932年参与创建印度尼西亚中华党(PTI)。印度尼西亚中华党支持印尼独立斗争。

1932年至1942年:《太阳报》记者兼总编辑,支持印尼独立斗争。

1943年至1945:在玛琅市领导华人准军事组织警防队,与东爪哇的乡土防卫义勇军及青年的领袖们合作。

1945年11月10日:参加在泗水的战斗。

1945年至1948年:印尼社会党常务委员会委员。

1946年至1949年:印度尼西亚中央国民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委员。

1947年至1948年:阿米尔·沙利弗丁内阁国务部长。

1949年至1955年:国会议员兼民族进步党团主席。

1949年至1959年:《共和国》月刊和《星期日信使》周刊总编辑。

1955年至1959年:国会议员第一届大选结果的国会议员兼民族进步党团主席。

1955年至1959年:制宪议会成员兼印尼国籍协商会党团主席。

1954年至1966年:印尼国籍协商会主席。

1959年至1966年:国会议员,临时人民协商会、最高评议院、四五年运动协会全国常务理事会成员。

1965年至1978年:新秩序政权政治犯。

1978年至1981年:在荷兰流亡。

1981年11月20号:在莱顿大学发表演讲《印尼民主的失败》前几分钟,因突发心脏病去世。


萧玉灿1973年以政治犯身份

在陆军医院做完鼻子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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